1950-04-30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5版()
专栏：

　　出发生产及其他
宋文茂辑
战士诗抄
我们的部队，按照毛主席的生产指示，于三月中旬，前后参加了打堤修渠的水利工程。战士们热爱劳动，和过去作战一样，个个争作劳动英雄。从下面这几首战士诗里，可以看出他们这种火热的情绪。
这几首诗，有的是战士口传的（如《打夯》这一首）；有的是他们写的墙报稿子；有的是贴在工具上的快板；我认为很好，抄录了几首，其中个别句子略加了一些修改，特此声明。
出发生产
　
听说出发去生产，
喜在心头笑在脸，
镐头、铁铣准备全，
土篮子、扁担放在肩。
不坐火车地下撵，（注一）
不给国家添负担。
个个都是铁脚汉，
谁肯落个“草鸡蛋”？
这个说：
“你背不动快给咱。”
那个说：
“别那么把人来小看。”
只盼到了目的地，
量好工段快着干！
　
开渠和修堤
　
修好渠，真沾光，
常流水，清汪汪，
浇的庄稼肥又壮，
打的粮食灌满仓。
河挖好，堤修牢，
保证不把水灾闹，
生命财产都能保，
农民日子过的好。
　
磨铁铣
　
说挖河，不怠慢，
“刺楞，刺楞”磨铁铣，
铁铣磨的亮又亮，
挖泥掘土真便当。
挑土的，你看一看，
篮子一放土就满，
不怕你两腿跑的欢。
俺的铁铣没白磨，
一架飞机咱来坐。（注二）
别人说咱是英雄，
咱可不敢那么说。
　
打夯（打夯时口里唱着）
　
咱修堤，为人民，
战斗队，生产军，
主席话，记在心，
嗨哟，嘿嗨……
多加油（来）多使劲！
齐动手，夯举高，
梅花瓣，（注三）砸的好，
新河堤，打得牢，
嗨哟，嘿嗨……
老百姓，说咱好！附注：（一）“地下撵”是冀中的土话，步行的意思。
（二）“一架飞机咱来坐”是说干的欢，得了第一的意思。
（三）“梅花瓣”是打夯时木夯落的印，形状好象梅花瓣。

第5版()
专栏：

　　一个蒙古人看一部蒙古片
——《内蒙春光》
我是一个蒙古人，住在蒙古地方。
提起蒙古地方来，古时候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有好多人也会这样想蒙古地方：绿色的草地一望无际，银色的蒙古包点缀在草原上，蔚蓝色的湖水映着金色的沙漠，无数的牛羊群隐匿在丛草中间。蒙古地方真是多么富于诗意啊！在这里住的人们有时聚在一起摔跤、射箭、赛马、吃酒、跳舞、唱歌；有时他们分散成一小伙一小伙，甚至一家一家搬到愿意去的地方，蒙古地方是多么自由啊！其实，这只是从表面上看蒙古地方。
在国民党及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内蒙时期，有些文人们就写了不少蒙古的传奇、剧本、诗、报告文学、绘画等。然而所有这些作品，真正写蒙古人民的，写出蒙古真实情况的，我却很少见到。
《内蒙春光》是第一部真实的艺术的反映了内蒙人民生活与斗争的电影。
在一九四五年八月间苏蒙红军进兵东北，日本帝国主义者随即倒台。内蒙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翻身斗争的浪潮、动摇了内蒙王公、贵族封建统治的基础。为了统一领导内蒙人民的解放斗争，于一九四五年末在张家口召开了盟旗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了以乌兰夫主席为首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以后派大批干部去做群众工作，在各盟旗积极宣传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纲领，组织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的盟旗分会。“内蒙春光”就是描写了当时比较典型的一个旗的工作情形，怎样团结争取了群众，怎样孤立了敌人，怎样团结蒙汉人民打垮了国民党匪军的进犯。
《内蒙春光》有力的批判了蒙古民族中所存在的狭隘民族主义，并明确的反对了国民党大汉族主义者，正确的以马列主义的国际主义观点分析了狭隘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的历史来源。它明确的告诉我们：历史上蒙汉民族相互屠杀，战争，都是由蒙汉反动统治阶级所造成的；蒙汉劳动人民之间是没有仇恨的。
“八一五”以后，内蒙封建统治者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继续骑在蒙古人民的脖子上为非作恶，对人民大施其欺骗的技俩。他们表面上主张内蒙要“独立”，反对汉人来干涉内蒙，实际上或明或暗地与国民党大汉族主义者勾结在一起，镇压人民的翻身斗争。当时一部分蒙古群众听信了封建统治者的谎话，认为国民党坏，共产党也不好，蒙古人加入了共产党就是投降了汉人；以后经过好多铁的事实——共产党帮助蒙古人，国民党屠杀蒙古人——的证明，这些人才发现自己受了封建统治者的欺骗，认识了共产党是各民族人民真正的救星，国民党反动派是蒙汉人民共同的敌人。《内蒙春光》就描写了蒙古人民的这种觉悟的过程。
《内蒙春光》揭露了内蒙古社会阶级斗争的情形，这是很重要的。过去内蒙的封建统治者否认内蒙有阶级存在，外面也有些不了解内蒙社会的人以为草原上是自由天地。相反的内蒙有着非常黑暗、残暴的封建统治，王爷对人民有生杀予夺之权，牧民连结婚的自由都没有；王爷过着骄奢淫佚的生活，人民的生活却不如牛马、骆驼。
《内蒙春光》是深刻的体验了内蒙人民生活习惯、思想情感后写成的，同时又是在不断的修改、充实中摄制成的。因此，它有浓厚的蒙古民族彩色，蒙古民族风味。它抛弃一切不必要的琐碎的事情，抓着最主要的、典型的事件，用几个典型的人物真实的刻画出内蒙人民解放斗争的史实。正因为如此，所以这部片子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好像看到了真的人，真的事情，吸引着我跟着片子的故事而愤恨，而欢欣。
《内蒙春光》中的角色，有一部分是由蒙古同志所饰。蒙古人来参加电影工作，是内蒙有史以来第一次。过去内蒙人民在满清、国民党、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牛羊被人拉走，牧场被人抢占，文化被人摧残，蒙古人民过着苦痛愚昧的生活。“八一五”以后，内蒙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帮助下得到翻身，不但在政治上、经济上求得解放与发展，而且在文化上也求得了解放与发展。内蒙古人民现在有了自己的学校，自己的报社，并且有了自己的文艺工作者，参加了现代的、科学的电影艺术工作，实在是可喜的事情。这也说明了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各少数民族才有这样生活的可能。
总之，《内蒙春光》是真正描写内蒙人民生活与斗争的第一部艺术片，它说明了谁是内蒙人民的朋友，谁是内蒙人民的敌人，并对蒙汉民族问题、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问题，作了正确的解释。我想这部片子对各民族的人民都会有相当大的教育意义。
当然，《内蒙春光》这部影片还是有一些缺点的。首先，对内蒙两条道路（一条是上层封建统治者出卖蒙古民族的道路，一条是人民大众起来掌握政权的革命的道路）的斗争写的尚不够深刻，如苏合（共产党员）对王爷的争取、斗争表现的尚少，王爷（封建统治者）对苏合表面上一套，暗地又一套的阴险手段也写的不多，因此使人觉得内蒙工作好像比较容易，这与实际情形就有了出入。现实生活比之艺术的确丰富而复杂的多。
其次，对顿得布（片中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写的太孤立了。作者不够大胆的去处理这样的问题，似乎惟恐写的过重就妨碍其主题的正确性。而在实际生活中今天所以基本上解决了蒙汉团结问题，是由于蒙汉劳动人民之间基本上并不存在着矛盾，其所以有着隔阂是由于反动的中国统治阶级所造成的，而远在中国大革命（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的时候，蒙古革命的先进分子就在不断的斗争与考验中接受并锻炼了国际主义的思想，经过他们影响并教育了蒙古先进青年及广大群众。而在“八一五”以后，随着中国革命走上了新的高潮，在内蒙地区党的影响也就得到更广泛的传布与深入，中国共产党国际主义的民族政策更具体的体现成为铁的事实。从经过好几年来的坚苦工作，事实比雄辩更有力的解释了汉蒙人民之间的误解，实现了近几百年来蒙汉民族空前未有的亲密的团结。因之，剧本把顿得布处理成为个别的孤立的人与其周围的人们之间缺乏在型像上的有机关系，同时，表现党对顿得布正面的影响的强度也就不足。
虽然有以上缺点，但这部片子基本上是成功的，在今天中国年轻的人民电影事业中，这部片子应有它独特的地位。我以一个蒙古人来说，觉得非常光荣与高兴，并愿不久的将来出现更多描写少数民族的影片。我也相信：不久，我所希望的就会成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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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看《内蒙春光》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生活在那里的人，我们统称他做“蒙人”；好像他们都是一样，都只不过是大自然的儿女。《内蒙春光》却告诉我们，在蒙古民族之中，原来也有着朝夕与牛、马、骆驼、羊为伍的牧民，和那些依靠着牧民而过着轻歌曼舞与羊羔美酒生活的王公以及其他寄生阶级，少数民族的解放，固然首先要挣脱其他异民族和国内大民族的压迫；同时也要挣脱自己民族内部的压迫和奴役，才能有真正的解放。影片中描写了一个青年牧民顿得布的觉悟过程，主要的便是在这样一点上。
这影片把顿得布这个人物的性格刻划得深刻、完整。在他内心所引起的强烈的斗争，令人觉得是那样逼真。原来，他爱上了孟赫巴尔特的妹妹乌云碧勒格。这天，当他从修工地方赶回家来探望他的母亲，在路上看见乌云碧勒格，两人正爱意情浓的时候，突然由于她哥哥的回来，而使他们疏远起来。由于顿得布疑心那个跟她哥哥回来的陌生人是个汉人，而且还说要闹什么“自治运动联合会”，这便遭致了他强烈的反抗。虽然孟赫巴尔特向他解释，而他自己的逻辑则是：那一个汉人来，都说是为了蒙古人的好处，而到头都总是蒙古人吃了大亏。所以，他竟对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孟赫巴尔特，也表示疏远和冷淡。但当一个暴风雨的晚上，他还来不及赶回家去的时候，那个陌生人却为他家把被风吹掉的顶篷盖了起来，并从泥泞中救起了他的母亲。这个年轻人自然从内心中受到一些感动，但由于他固执的见解和根本不能够理解世界上还有一种叫做“共产主义者”的人，是可以毫无条件地帮助自己的阶级兄弟的，而仍对这陌生人投以怀疑的眼光。后来，他被王爷派遣跟随别人到了蒋占区（离该旗只有两天路程），在那里，他看见当官的挟带着姨太太逍遥自在，特务狗腿找他惹事生非，坐在吉普上的美国人向他迎面冲撞而来，司机却下来把他打了一顿；而善良的汉族人民却把他从地上扶起来，把丢失了的马匹牵来交还给他。在回来的路上又适遇乌云碧勒格遭受着那位杨先生（国民党派来的特务）的侮辱。这样，便使他不能不留下若干疑问号—同民族和不同民族的人，原来也有着一种共同的性格、共同的心情和共同的利益；一种是那样绝然的仇视和格格不入，而另一种则是那样微妙的相投与契合。后来当王爷要他刺杀苏合同志的时候，顿得布拾起匕首，一路上万感交集，一切单只凭着正义和本能便可以识别伪好的和坏的事情，一一在他脑里浮现出来。他于是在苏合同志面前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并承认了错误。最后，并自愿跟着苏合同志到解放区请求人民解放军来帮助解放自己的家乡。在战斗里，他和汉人并肩作战，最后并生擒了国民党特务。家乡解放之后，他和乌云碧勒格结了婚，后来并在他母亲和妻子的鼓励之下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蒙汉联军。母亲在临行时嘱咐他道：“你去吧，见到毛主席，见到乌兰夫，你告诉他：在草地上一个快瞎了眼的老太婆，也看到他给的好处了！”顿得布跨上战马，充满了愉快的心情，行进在蒙古铁骑兵行列的前面，为永远保卫自己的草原，永远保卫着各民族共同的利益而战斗了。
这是一种多么可爱的性格呵！这种性格正在全国各民族中迅速成长，因而这影片对于促成全国各民族进一步亲密团结具有重大影响。饰这个角色的演员恩和森同志自己便是一个蒙民，听说他不但从来没有过银幕经验，而且过去是连电影也没看过的。而他竟能够表演得如此出色，如此成功！这自然一方面要依靠他的生活和天赋；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蒙古的青年艺术家，他们在忠于自己民族的解放和促成全国各民族的解放与团结上，实在是表现了无限的忠心和热忱，不然，便不可能有像《内蒙春光》这样巨大的合作和如此动人的表演。
在表演上，有一点特别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在顿得布追击国民党特务发现步枪子弹打完了时，立刻又抓起旁边套马的白蜡杆子飞奔上前，将那位“杨先生”拖下马来。这样，便不仅表现蒙古人民的英勇，而且表现了蒙古人民的智慧，所以它在观众中获得了极深的印象。
但是，影片中由于过分的着重了这个人物的刻划，也产生了另外一个缺点，即把顿得布的性格显得比较孤立了一些；好像其他的群众都已经很进步了，唯独他一个人犯了严重的狭隘民族主义！这样，影片中便不能不借若干带有偶然性的巧合的事情来使他走向最后的转变了。这种奇巧的安排固有所得，即顿得布所给予观众的印象是突出的；但亦应看出它有所失的地方，即容易使人觉得顿得布是命中注定了要反抗的，因而也就减轻了观众去合理的认识内蒙人民所受到的一般的虐待和凌辱，在共产党的正确民族政策的感召之下，他们必然会突破狭隘民族主义的偏见走向反抗本民族统治者的道路。因为要突出表现顿得布这个人物，以致把他对汉人的成见作了过份的强调。一次接着一次所目睹身受的事实，都不能使他毅然改变自己的怀疑，一直他被迫去执行刺杀苏合的任务，到了苏合驻地的门口，才跌倒在地下，一连把十二次的往事回忆起来，才下定了最后的决心！
顿得布不应该是这样软弱的人——手执着匕首，彳亍在草地上，犹疑不决；后来当他向苏合同志说明来意以后，又低下头去用衣袖擦着眼泪，这样处理，便和蒙古人民豪放的性格，和顿得布自己的出身，显得不很协调了。这是影片中一点美中不足的地方。
关于党的民族政策，这影片确是处理得很出色。它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通过了若干具体事件的发展，通过了苏合这样一个具体人物的行动，生动的体现出来了。苏合到了道尔基亚王旗，明确的对王爷表示了“内蒙人民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宗旨，并且表明了只要王爷不反对内蒙人民，也是欢迎的。但当他与王爷从旗公署出来，正碰见孟赫巴尔特的父亲为王爷修工从山上摔下来，跌得头破血流。苏合于是立刻向王爷建议，应该废除奴役制度。这样，才逼得王爷不得不下令解散了那些为他修工的人。当那些拥护内蒙人民自治的运动的人，自动的集合在孟赫巴尔特家里，听苏合同志讲话的时候，苏合却用内蒙民族自己的英雄——卡达梅仁的故事，来激励内蒙人民应该勇敢起来斗争。电影上并通过群众对卡达梅仁的崇敬和怀念，唱起纪念这位民族英雄的歌曲，表现形式上就觉得生动活泼多了；还有，在敖包会上，苏合见到那个化装着从青海来念经的杨先生。杨故意对苏合说：“解放区主张宗教自由……”而苏合正色回答说：“可是如果要有人借着宗教的名义来进行政治活动，那就不一样了。”后来，当王爷和活佛赛马，王爷的马赛输了，于是那个年轻的骑手——顿得布的弟弟当场遭到鞭笞。但是苏合也当场止住了这种暴虐的行为并向赴会的人宣传内蒙人民必须团结起来求得解放的道理。在这样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内蒙春光》着重的表现了党的领导，而且表现得很深刻、很自然，把主题思想和具体人物事件紧密联系起来，而不干瘪，不造作。
影片充满了蒙古情调。一开始，顿得布便在草原上追逐着马匹；乌云碧勒格赤着脚在草地上赶着羊群；当她和顿得布定情的时候，掏出了绣着花的烟荷包；请客时喝的奶子茶以及像敖包会上的表演等等，都有着浓郁的内蒙风味。但是《内蒙春光》却根本区别于那种对少数民族带着猎奇欲的殖民地主义的电影。它是很有分寸的，从表现主题的需要出发的。其中虽然也描写了爱情的穿插，但却安排得很得体，而并没有渲染“儿女情长”，整个的看起来很自然，很严肃。
所以我觉得《内蒙春光》是一个成功的作品，无论主题的积极性上，艺术表现的手法上，都使我们从过去的基础上跃进了一步。这部影片，使我们看到了内蒙人民的真实生活与斗争，我们希望再有一部描写内蒙建设的影片及描写其他少数民族的影片，这样来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政策的宣传，与促进国内各民族的更亲密的兄弟般的互助团结。
四月二十八日夜

第5版()
专栏：

　　读《我要他粮食堆成山》等三首诗
今天读了人民文艺四十五期《我要他粮食堆成山》等三首小诗，不禁高叫起来：“好啊，好啊！这三首诗写的多真，多美！”我相信它们一定是有许多喜爱者的，它们的价值与技巧值得向大家推荐。
先谈第一首《我要他粮食堆成山》。作者劈头先写出分得土地后农民的勤劳、欢欣的景象：
“窗外头鸡叫三更天，”……
“大小子才娶了新媳妇，”……
勤劳本来是中国农民的本色，但在解放前，他们是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牛马似的生活的。他们虽也是起五更，搭黄昏的工作着，可是情绪始终是低落的。如今，驴叫四更，天还没大亮，他就“急忙起来把衣穿”，准备下地做活了。虽是同样的辛勤，然而辛勤中则有他的快乐。分得土地之后，年景好了，于是“大小子才娶了新媳妇，”作公公的虽然有心先把大儿子喊醒，但他一看“闩着屋门睡得甜；”就改变了主意，去喊“才十四”的“二小子”了。简短的几笔，朴实地毫不夸张地写出了农民的“真情味”。
第二、三、四节是写的全村人民都投入了生产的原野，工作的情绪是“一个比一个干得欢，”是“身上的汗湿透了袄，”是“脸上的汗滴脚前，”是“做到太阳落下去，”“做到星星出满天。”
第四节作者点出农民努力干活的原因：
“这地是咱们的地，
这天是咱们的天；
咱们还惜什么力和汗！
单等今年秋天到，
干出来一个好丰年！”
第二首《农村春色》，格外逗人喜爱。全诗分四章，写土改后的农村的农民一片喜气洋洋的生产景象。
首章第一句，作者先点出农村之春来：“阵阵暖风李花香，”春天的暖风只有乡村的农民迎接的最早。“桃李杏春风一家”，但李花开的最晚，和杏、桃花比起来算是第三辈。这时正是“天渐长，日正暖”，农民们开展劳动干活的季节，他们干活的情绪也显然和土改前不同了。他们不但丰衣足食，而且在建筑起他们自己的新屋了：
“打土坯，合泥浆，
哼啊，嗳呀，砸大夯。
这边喊竖柱，
那边喊上梁。
翻身农民光景好，
互助合作盖新房！”
作者除了写出农民翻身后的新气象外，他又灵活地利用了农民口语（如：哼啊，嗳呀，砸大夯。）和农民的思想情绪结合在一起。正如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自己的思想情绪应与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应从学习群众的言语开始……”作者把握了这一点，利用农民的自然的言语毫不雕琢地照实写出来，是那末的生动、活泼、有力呵！
第二、三、四三章，作者用民歌形式“大黄牛，水溜溜。”“小毛驴，似铁青，”写出了农民送粪、车水的劳动热情与欢快。把新的故事装入民歌的形式中，这对于农民接受与了解方面是有很大帮助的。
第三首“花换花”，作者用对话形式写出了两姊妹参加生产副业的愉快情绪和女儿家的心思。什么心思？也是女儿家常有的心思——婚姻问题。解放了的妇女，她们对于选择对象和结婚时的方式想法不同了；她们爱着“民兵团里数着他”，“歇晌的时候不休息”的劳动英雄了。
妹妹的年纪毕竟还小些，对于姐姐“几番延迟”结婚佳期不大了然。她于是怀疑地问姐姐了：
“全庄上盼着喝喜酒，
你们几番来延迟；
甜瓜落蛋不去摘，
你们打的啥主意？”
姐姐和她的未婚夫所以要一再延迟婚期者，他们的主意不是别的，而是为了：
“今年开展大生产，
秋后就要选模范；
水流低来人走高，
那一个不想当状元？”
她是因为和未婚夫“挑了战”，“单等秋天夺模范”的。等到两人都被选为模范，被“吹吹打打送到县；”那时小俩口儿“劳模会上并排坐，两朵红花胸上悬；……青年们拿着当榜样，比手划脚立誓愿。”那时“英雄酒变成交心酒，庆功筵变成结婚筵。县长县委来证婚，我们要花换花来带胸前！”
通过这个故事（那怕是短短的几句对白，）我们不但看出作者写作技巧的熟练；他更给予我们一个新的启示——新的时代产生着新的思想、新的事物。为了要争夺生产英雄，劳动模范，为了长远的全人民的利益（自己的利益也在内）个人的暂时的幸福是不惜牺牲的。这种结婚的方式和谷峪的“新事新办”那篇小说，同时表现了新中国女儿的新思想。这种思想是值得提倡、发扬的。
我喜欢这三首小诗，特提出来向大家推荐、介绍。
五○，四，二三·北京西苑革大。

第5版()
专栏：

　　提高文学批评的水准
陈汉章译
编者按：本年第二号苏联《十月》杂志上登载了别里克的一篇题为《论文艺学中的若干错误》的论文，这篇论文教条主义地搬用了列宁《论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中的章句，曲解了列宁论文学党性的原则，并庸俗化了列宁关于文学和艺术的思想。因此《文学报》在三月二十九日发表了一篇编辑部的论文以《反对文学批评中的庸俗化》为题批判了别里克的错误观点。接着真理报也在三十日发表同一标题的专论，严正地指出了别里克那种拉普派的有害的批评作风和宗派倾向，今日本报所载《提高文学批评的水准》一文，原名《关于拉普（注）派的一次再现》，载于三月三十一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机关报《文化与生活报》上，该文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文艺政策作了扼要的阐解，揭发了别里克不顾历史环境的条件机械地搬用列宁著作中的字句的那种教条主义的方法，严厉批评了别里克在党与非党作家的关系问题上以及关于俄罗斯古典文学遗产问题等等方面的不正确思想。这篇论文对于我们了解与学习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文学批评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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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意识形态诸问题的决定大大地提高了苏维埃作家的战斗的党的精神，促进了苏维埃文学的进一步加强与发展。这些决定的实现还更加提高了苏维埃文学和艺术的思想和艺术水准。
竭力发展原则的和客观的批评对进一步提高苏维埃艺术文学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苏维埃文学发展的各个阶段上，党曾经赋予而现在还在赋予文学批评以巨大的意义，把它看成在思想上、艺术上来发展文学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推进我们发展的严重力量之一。
在最近几年内，在我国的杂志和报纸上曾刊载了许多用来反对文学中的无思想性和形式主义残余的文章。批评界曾展开了进攻来反对西欧资产阶级的、没落的文化及其在我国文艺学中的无耻的同党和追从者，恰如其份地评价了现代文艺学中的维雪洛夫斯基错误学派，揭露了浸透着阿谀精神的世界主义批评家的作品。
然而在文学批评家中也还有那样的人，他们不正确地了解党在艺术文学方面的任务，在自己的演说中歪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使苏维埃文艺学问题产生混乱，妨碍文学的向上发展。
在一九五○年第二号的《十月》杂志上登载了别里克的一篇论文《论文艺学中的若干错误》。这一篇论文歪曲着列宁论文学的原则，包含着对现代苏维埃文学发展最重要问题的错误解释，充满着拉普派批评的有害方法：背后批评，无根据的非难，进行文学中的宗派号召。
别里克以复兴早已成为过去的拉普派批评时代的不可容许的放肆态度，猛烈地攻击着苏维埃文艺学家的作品，曲解苏维埃文艺学的原则，抹煞俄罗斯文学家的优良传统。新拉普分子别里克企图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作品中的章句来证实自己的繁琐学派的推论。可是别里克并不了解他所引证的原理是对什么说的，是在怎样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说的，而把这些原理加以歪曲。
别里克从列宁在一九○五年所写的论文《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中引用了下面的原理：“报纸应该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文学家必定要加入到党的组织里去。出版社和书库、书店和阅览室以及各种经营书籍买卖的——所有这些都应该成为党的、受监督的”。往下别里克就写道：“党自其产生的最初几天起，而不只是在无产阶级获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后，就为这样的文学进行了而现在还在继续进行着紧张的和彻底的斗争”。按照别里克的说法就可得出结论，仿佛党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以至于现在，都在认为作家必定要加入到党的组织里去，变成党里面的人，否则他们就不能够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关于这一点别里克公然扬言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艺术创作的党的方法”。这样来解释列宁的文学党性的原则是错误的和片面的。
大家都知道，列宁在一九○五年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一文中写过：“打倒无党派性的文学家！打倒超人文学家！文学事业应该是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这在那些具体条件下是表示什么意思呢？列宁曾经揭露了资产阶级政党借以发动的“无党派性”的口号，而这个口号曾经为各种资产阶级的走狗们特别加以宣传过，其中包括立宪民主党在内，他们假装作没有党派，他们叫嚣说，好像他们的党“不是阶级的”，好像他们的杂志“不可能成为党的”等等。列宁揭露了无党性理论的虚伪，说明了在阶级的、对立的社会的条件下，在阶级斗争的条件下，作家的任何作品是有阶级性的，是有党派性的，它或者被这个阵营所利用，或者是被另一个阵营所利用。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一二年所写的《无党派的怪人》一文中曾经揭露了诸如此类的“无党派性”。可是这在当时是一种历史条件。显然，在另一种历史条件下，当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我们国内取得胜利，如果以任何不信任的态度来对待非党人士这就是错误的。
别里克企图在一九五○年来复活已经被击溃了的阿维尔巴赫派。人为地把共产党员作家与非党作家隔离开来，使党的作家与非党的作家对立起来。当然，这种企图是有害的和愚蠢的。在苏维埃社会的条件下，是没有能够使党和非党的工人、农民和知识界隔离开来的壁垒。共产党一直是代表了并代表着劳动者的重大的、根本的利益，它是苏维埃社会的领导的和指示方向的力量。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党、国家、人民的利益是融结成一个整体的。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政策是苏维埃社会的生命基础。一切苏维埃人，无论是党的或非党的，都在拥护着这种政策。党和非党的一起，在和他们结成统一的集体中，创立了并巩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在顽强的斗争中保卫了伟大的社会主义的胜利成果，而现在正在胜利地建设着共产主义。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对选民的演说中说：“在从前的时候共产党人对待非党人士和无党无派是有点不信任的。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集团往往用无党无派的幌子来遮掩自己，因为他们不戴起假面具来在选举人面前讲话，便是与自己不利的。从前的情形就是这样的。但现在在我国是另外一个时代了。现在有一个叫做苏维埃社会制度的壁垒把非党人士和资产阶级隔开了。也正是这个壁垒又使非党人士和共产党人联合成为一个苏维埃人们的共同的集体。他们在共同的集体中生活着，一同为巩固我国威力而进行了斗争；他们为了我们祖国的自由和伟大，一同在战场上作过战，流过血；他们一同锻炼过并锻炼成了我国对敌人的胜利。他们中间的差别，仅在于有的是在党内而有的是不在党内罢了。但这是一种形式上的差别。重要的是在于两者都干着一种共同的事业。因此共产党人和非党人士的联盟便是一件自然的和极其重要的事情”。
因此，苏维埃政权是根本改变了现在我国的艺术文学所由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党对一切苏维埃作家——党的和非党的都同样地表现着不倦的关心。党（原稿不全）一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了并正在创造着苏维埃文学，一起进行着反对脱离政治和无党性的斗争，共同为进一步发展苏维埃文学——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学而奋斗，而这种文学除了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外，是不可能有别的利益的。列宁、斯大林党的伟大思想是苏维埃文学的灵魂。一切苏维埃作家的职责是要忠诚地服务于人民，服务于国家，服务于党，改进自己的艺术技巧，根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创造出增誉我们祖国的新的有高度思想的艺术作品。
所有这一切别里克是不了解的，因为他在《十月》杂志上发表了一些不学无术的断论，并且不知道根据什么事实就居然教训起苏维埃的作家、文艺学家和批评家来了。
在别里克的论文里一点也没有说到苏维埃艺术的人民性。作者在这篇论文里用一般的句子来避开说到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作品里真实地反映现实的任务。对于那些拉普派庸俗化分子来说，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问题是不存在的；这就是新出现的拉普分子别里克之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
别里克关于文化遗产的议论是发散着宗派精神和拉普派虚无主义的气息。大家都知道，拉普派庸俗化分子曾经以庸俗的社会学立场，把伟大的俄罗斯古典作家当作敌对阶级思想的作家来“揭露”过；拉普分子否认了苏维埃文学与十九世纪俄罗斯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间的联系和继承性，而在这问题上与普罗文化派结合起来。按照本质说来，别里克所做的也是同样的。
直接的继承性把苏维埃文学与俄罗斯文学的优良传统联系起来，而决不能容许任何人去侵害我国的伟大遗产，他们无论用什么样的诡辩，都掩盖不了自己的拉普派虚无主义的本质。
别里克追随于拉普派庸俗化分子之后来致力于教条式地探索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与批判的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这些拉普派庸俗化分子在当时曾经“研究”过俄罗斯文学古典作家，说他们没有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以及没有站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当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过去的作家的现实主义是有原则上的区别的。可是如果忘记了那种存在于古典俄罗斯文学与苏维埃文学间的深深的继承关系，那就是极大的错误。
别里克在论及托尔斯泰、契诃夫的创作时，只是看到了一方面，他说“……这些作家对于以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为首的革命运动的内容和性质的理解是相去极远，托尔斯泰曾经是一个反对科学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人，而契诃夫则对这种社会主义是完全不了解的”。可是，别里克没有说到包含在这些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创作中的进步东西。
别里克非难俄罗斯古典文学具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缺点。别里克写道：“过去的现实主义艺术家直觉地反映了现实；他对现实加以批判，但没有发现对它加以改造的明确道路”。别里克在这里是指过去的那些作家而言呢？他把他们加以列举——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杜勃洛留波夫、波密洛夫斯基、萨尔蒂可夫·谢德林以及若干其他等人”。别里克责难这些作家对生活的直觉态度和对生活的冷淡的描写，责难他们以抽象的美德和脱离实际的理想的观点来批判生活”。
难道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洛留波夫等人是以“抽象的美德”的观点来进行批判的吗？按照别里克的说法就可以得出结论，《悬崖》、《何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文、波密洛夫斯基的《教会学校的概况》、涅克拉索夫的诗作、杜勃洛留波夫的论文、谢德林的讽刺作品，所有这些化了心血来写成的、号召人民去进行斗争的作品乃是“对生活的直觉态度”的结果，是“对生活的冷淡描写”。别里克并没有了解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民主主义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之间的差别。
在别里克的论文里还存在着其他一些错误和歪曲。例如，这个不成功的批评家用完全是拉普派的精神来公开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中形式、风格、样式的多样性，反对苏维埃作家的创作个性表现的多样性。别里克把那种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形式与样式的苏维埃文学发展的有益经验弃之不顾，而要求一劳永逸地规定出“符合”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表现方式和方法。这样的高论只有那种不能在事物的多样性中并在其发展和变化中来对它们加以观察的无望的形而上学者和教条主义者才能做得出来。
别里克的论文充满了愚蠢的错误，有害的拉普派见解，在这篇论文里混和着无知、傲慢和奢望。
真是令人百思不解，《十月》杂志编辑部怎样会发表别里克的这种搬运着早已被党击溃和驳斥了的有害的拉普派观点的危险论文。
我们的批评界必须要有更大的积极性去揭露资本主义国家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化，去和文学和艺术中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倾向进行斗争。
杂志和报纸中的批评和书评栏还没有提高到应有的水准，还没有足够有效地作用于苏维埃文学的发展。
在各杂志、报纸的编辑委员和苏维埃作家联盟方面之对批评的态度上必须要来一个根本的转变。批评——这不是文学战线的后列，而是它的前锋。我们需要能促进苏维埃作家和艺术家的思想，艺术上发展的原则性的批评。
文学艺术杂志，作家联盟，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报所负的使命是要在争取新的文学高潮，争取文学批评的高度水准的斗争中起重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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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拉普”即“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盟”。该联盟于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经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决议解散。这个团体，以阿维尔巴赫为首，对大批转向社会主义的党外作家采取了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态度，对俄罗斯古典文学遗产亦简单地当作敌对阶级思想加以否定。因此联共中央决定解散了这个团体，组织了现在的苏维埃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