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04-16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5版()
专栏：

　　美好的生活和健康的形象
蔡若虹
美好的事物和美好的生活，是历来年画作品中最为普遍的主题。在过去，它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希望；现在，它成为中国人民的生活写照；同时，它又是中国人民的生活远景，从现在显示将来，从现在指引将来。
中国人民翻天覆地的革命斗争，它本身就是一件万分美好的事情，或者说，它是中国人民一切美好的事情的根子，它的根须广布在生活的领域之内，处处在抽芽、成长、开花和结果。这一斗争的经历虽是如此的巨大复杂而又微妙，可是概括起来，总不外是生活变革中的一切从旧到新的过程，从不好到美好的过程，从小的美好到大的美好的过程。艺术工作者在选择创作题材的时候，也主要是掌握生活变革中的这些过程：“美好”和“不好”的斗争，已经战胜“不好”的美好的事情，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的美好的事情。
我们的新年画创作，一开始就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斗争，和在斗争中成长的美好的事情。但由于斗争的急遽进行，斗争面的急遽扩大，斗争成果的急遽成长……这就使新年画的创作内容远远地落于斗争的实际内容之后，我们的描写范围是如此的狭小，我们的视角也只能停留在比较显著的事件方面，有许许多多应该描写的美好的事物，都没有在一定时期中获得表现。
两年前曾经有过一幅“贫农翻身过新年”的年画，描写着一家老幼围坐在炕桌边吃饺子的情况。这虽然是一种非常朴素的描写，也的确反映了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民的美好生活中的一个断片。恰当地传达了农民翻身以后的欢愉，所以这幅年画曾得到群众的普遍喜爱。今年，同一地区又制作了一幅吃饺子的年画，尽管吃饺子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却不能代表今年生活中的新的特点。生活在不断的前进，我们的作者的眼光却停留在吃饺子上面。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新年，很多画家都画了隆重的“开国盛典”，画了人民对于毛主席的热爱，画了“庆祝”也画了“纪念”，这都是对的，是应该着重描写的。可是我们的作者在表达群众的欢愉的时候，却大部分将重心放在“秧歌舞”方面。当然“秧歌舞”也的确可以传达群众的欢乐的情绪，但并不是表现群众感情的唯一场面。生活是如此的新鲜，我们的作者应该有捕捉新鲜事物的经验。
在改进农具提高农业生产的运动中，“拖拉机”虽然还只在个别地区试用，可是它却引起了农民的巨大兴趣，显示了农业生产上的抛弃落后走向科学的预兆。今年有好几个画家采取了这一题材来制作新年画，其中以李琦所作的一幅更为生动，它形象地说明了摧毁封建制度以后的农民的生产热情，描绘了新中国的农业生产的远景。这是今年新年画创作中一个好的范例，它不但是中国人民的美好的生活的写照，同时它又是将来的写照。
与生活形态密切相关的，是人物的形象。
以巨大的牺牲赢得了革命的胜利，创造了美好的生活，而且还在继续创造的，是我们广大的劳动人民，是工、农、兵，是新国家的主人，是站立起来了的伟大的中国人民！
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勤劳的民族，他具有一切劳动人民所具有的美德：刚毅、坚强、英勇、智慧……他具有一切劳动人民所特有的形象：开朗、沉着、朴实、健康……这种形象不是今天才有而是从来就有的。这种健康的形象已经随着生活的向上发展，而日渐向上发展，决不是什么个别的少数人的形象。
当然，中国人民也存在过另外一种形象，是一种身负创伤的、痛苦的、不健康的形象，这是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由于历史上深重的灾难，由于民族和阶级的压迫所造成的结果，这就是“拖辫子”、“裹小脚”、“抽大烟”以及“为生活压弯了腰”、“为痛苦扭歪了脸”等等。这种形象曾经暴露在世界的面前，成为我们民族敌人称呼为“不文明的中国人”的借口。这种形象虽然还残留在我们的国家里面，可是它已经是走向稀少，走向消灭。巨大的社会改革必然要根除这种形迹，它的存在只能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一个痛苦的记忆。
我们的新年画的作者，在描写我们中国人民的时候，将采用那一种形象哩？我们新年画创作中的人物描写，存在着一些什么问题哩？
显然的，任何作者不会说要采取不健康的过去的人物形象。新年画作品中也主要地反映了健康的劳动人民的形象。拖辫子、抽大烟的人物是完全没有啰，可是，像一条辫子拖在脑后似的，像鸦片毒素潜伏在血液里面似的，那种“缅怀远古”的“死抱住国粹不放”的思想情况并没有完全消除，这表现在今年的新年画作品中，有的作品不恰当地强调了中国儿童的破裆裤；有的作品又那么强烈地将儿童生殖器作了无意义的描写题材，有的作品又保存了不合时宜的古装，有的作品不适当的安排了小脚妇女等等，这些作品是不多的，但说明了一种不健康的创作思想和欣赏趣味是存在的。这种形象运的用与发展民族的传统风格毫无相同之点，它不能说明生活的任何真实意义，也不能增加创作主题上的任何良好作用。
之外，在我们新年画中有关描写劳动人民的形象方面，存在着这样两种缺点：一种是不恰当的将劳动人民“美化”了，将劳动人民画成了公子小姐，作者对于“美”还缺乏正确的理解，所以将消费者的形象来代替生产者的形象。另一种是不恰当的夸张了劳动人民形象上的特点，一种由作者想像出来的横眉竖眼粗手粗脚的特点，作者没有从劳动者所特有的健康有力的精神形态出发，片面地强调了外形，因而健康有力就变成了粗暴鲁莽，变成了土塑木雕的神像。
正确的形象的运用，固然有赖于作者对于实际人物的观察，同时，更有赖于作者对于实际人物的理解，从来活跃于画家腕底的人物形象都带有作者主观意识所赋与的色彩，“形象的正确”只能产生在作者的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相符合的时候。因此，把劳动者画成公子是由于作者认为公子最美，把劳动者画成凶神恶煞的作者却带有剥削阶级的意识，因为他们从来把劳动者当作粗暴的不讲礼貌的人们。画面上的形象错误是代表着作者的理解错误的。
（今年上海有很多月份牌老画家们参加了新年画的绘制工作，从他们的作品数量上可以看出他们充满了工作的热情，发挥了他们的工作力量。即使在创作内容与人物形象上都存在有不够真实的缺点，但这是进步中的缺点。这种缺点只能归根于新美术工作者对于他们的具体帮助不够，没有很好地供给他们适当的题材和参考资料，急躁地强调深入生活与单纯地要求改变画法都是不对的。）
或者有人要问：我们的社会还处于变革的初期，解放了的劳动人民身上多少还带有旧社会的烙印，单纯地强调形象的健康是不是违背了真实呢？这个问题应该从几方面来看，首先，我们应该承认人物形象是多种多样的，就劳动者来说，也有弯腰驼背的，也有身负创痕的，一句话，也有不健康的。问题是：我们美术工作者在处理这样的形象的时候抱着什么态度呢？根据过去的经验，无论是画面上和舞台上，我们都看见过这些被嘲笑的形象，小脚老太婆的走路姿式，瘌痢头，瘸子，口吃者等等，都是当作笑料来处理的，同时又拿“形象的多样性”来作为掩护的。“形象的多样”只能在创作内容的需要之下来应用，而不是当作吸引观众的橱窗装饰。画破裆裤，画小孩生殖器，画古瓶，画小脚就完全不是从内容的需要出发的。小脚妇女是不是绝对不能入画哩？我想并不是的。过去有不少这样的事实，农村妇女拿着红缨枪放哨，她是小脚。老太婆敲钟开会，她是小脚。如果将这样的题材作画，说明觉醒了的中国劳动妇女，历史所遗留给她们的缺陷也阻碍不了她们去参加神圣的斗争。假如作者是抱着这样的企图去作画，他一定不会强调小脚，即使她画了小脚，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因此，形象的处理应服从于内容的需要，同时也还要看作者处理形象的态度。如果我们能够认清：健康是劳动人民的本质，（从生理的健康到心理的健康）不健康的个别形象仅只是历史所遗留下来的陈迹，今天当我们反映他们的形象的时候，就是要刻画他们健康的本质，腰即使弯了，他们的斗争精神是从来不弯的。脚即使小了，她们的斗争意志是并不小的。这就是我们所要反映的“真实”，这就是我们应该坚持的“艺术的真实”。
（节录《关于新年画的创作内容》，原载《人民美术》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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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中国旧剧下降的原因
何其芳
这是在读了程砚秋先生的《西北戏曲访问小记》之后所发生的一点点的感想。虽说我对于旧剧毫无研究，但我想也不妨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
程砚秋先生为了改进中国的旧剧，特地到西北去调查民间戏曲，这种精神是很可钦佩的。他在那篇“小记”里也就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材料和切实的意见。
引起我的感想的是那篇文章里面的这样几句话：
“近几十年以来，中国的旧剧显然是下降了……所以然的原因很多；但在过去半殖民地的情况之下，和欧美资本主义的文化相接触，因而激起一阵盲目崇拜西洋的风气，轻率地忽略了应该对自己的历史遗产加以慎重的批判的接受，不能不说也是一个原因。”
我读的时候就想：看到了并且承认“中国的旧剧”的“显然”的“下降”，这是程砚秋先生的见解明确的地方。因为只有深切地感到了这种“下降”，才可能有努力求真正的改进的决心。如果又进而能够把这种“下降”的根本原因分析清楚，那就更可以得到正确的改进的方向和道路。
程砚秋先生把“轻率地忽略应该对自己的历史遗产加以慎重的批判的接受”也当作“下降”的“一个原因”，如果加以适当的解释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这样说的。在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表现为文化革新运动的伟大的五四运动中，如毛主席所说的，当时许多领导人物的确一般还是用的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的方法，因而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抱有一种绝对否定的态度。这是对于后来的新文艺界发生了深刻的影响的，以至直到现在恐怕还有一小部分人并没有能够纠正过来。这就使进步的新的文艺工作者很少主动地积极地去帮助或参加旧剧的改进工作。而旧剧，如果完全得不到他们的帮助或参加，就可以说是很难做到从根本内容上来改进。
然而，必须补充说明的，五四运动中的这种缺点是为中国的具体历史所规定的，不可避免的，因而应该对它有着一种正确的看法。谁要是还没有忘记当时的历史情况，就应该知道那时候整个的中国还是封建文化和半封建文化占着统治地位，它像石头一样压制着新文化的生长，它像麻醉剂一样阻止着中国人民的觉醒。“那些日趋死亡的东西决不愿意简单地就死亡，而是拚命想维持自己的生存，坚持他那已经腐朽的事业”。封建政治和半封建政治正是这样。封建文化和半封建文化也正是这样。“而这些正在生长的新东西，决不是简单地就生长的，而是大喊大叫地争取他那生存的权利”。五四运动也正是用着这种革命的姿态去进行着庄严的神圣的反封建的斗争的。至今我们读着当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鲁迅先生所写的那些文章，还能感到那种原则性异常鲜明的彻底的反封建的精神。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矫枉就必然会过正的第一个原因。而且那还是苏联十月革命的炮声刚刚把马列主义送到中国的时候，正如一个小孩不可能生下来就是大人一样，那时是必然不可能产生成熟的马列主义者的。这也是当时许多人物，连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人物在内，为什么一般还是不能不带有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的缺点的又一个原因。
基于这样的理解，我就不能同意程砚秋先生对于当时产生这种缺点的根源的解释。他说，这是由于在“半殖民地的情况之下，和欧美资本主义的文化相接触，因而激起一阵盲目崇拜西洋的风气”。这就等于说当时的缺点是一种半殖民地思想即买办思想洋奴思想的表现。诚然，就是在当时，以胡适为代表的运动中的右翼人物，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中也的确是已经多少含有一些半殖民地思想。但当他们是用来反封建文化的时候，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也还是进步的。并且他们倒并不是在各个方面都有着彻底的持久的反对封建文化的精神，而刚好相反，正是常常带有软弱的改良主义的色彩，对于封建文化有着某种程度的妥协。当时运动中的左翼代表人物，不但有的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能够批判当时的所谓欧美资本主义文化，就是还没有明确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当时的鲁迅先生，他的思想也是已经超过了当时的所谓欧美资本主义文化的水平的。如果说他们在思想方法上也还多少有一些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的缺点，那也并不就等于主观上“盲目崇拜西洋”，更不是由于单纯的“半殖民地的情况”所决定的那种“盲目崇拜西洋”。
所以，对于五四运动中的这种缺点，我们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观察。不然，我们就会达到非常错误地否定五四运动的非常伟大的意义，即结束了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并开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的意义，而会割断历史，而会重复历史的错误，又用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的方法来否定五四运动以来的许多珍贵的遗产的。
我为什么认为如果完全得不到进步的新的文艺工作者的帮助或参加，旧剧就很难做到根本内容上的改进呢？这正因为他们首先是受过五四运动所提倡的新文化的洗礼的缘故。这正因为他们都有着比较坚决的反封建的立场的缘故。自然，他们在没有再经过一次毛泽东思想的洗礼之前，其中很多人都是或多或少地有着洋教条，洋八股，主观片面，脱离广大群众等缺点的。由于这样一些缺点，这些人就常常不大清楚在封建社会里面产生并留传下来的艺术里面不只是有为封建阶级服务的东西，也还是有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自己的东西，而且就是在那些曾经为封建阶级服务的东西里面也不只是有许多必须坚决抛弃，彻底扫除的东西，也还是有一部分可以改造过来为今天的人民服务的东西。由于这样一些缺点，这些人就常常不大懂得口头上的激烈反对并不能真正消灭或者完全消灭那些从封建社会留传下来的艺术里面所含有的封建意识及其对于人民众群的毒害，只有去研究它，了解它，去和一些优秀的旧的艺术家团结起来，实际帮助或参加旧的艺术的改造工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所删除，也有些增益，然后才可以真正有一天完全消灭它们里面的封建主义的思想内容。但是，这些人只要再经过一次毛泽东思想的洗礼，真正建立了为人民群众并首先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人生观和艺术观，真正有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他们就可以克服他们所有的那些缺点，就可以和旧的艺术家合作，就可以尊重他们，并帮助他们从根本内容上来改造旧的艺术。获得了一些显著的成绩的，老解放区的改造旧艺术的工作，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我之所以要再三说到要从根本内容上来改造旧的艺术，是因为我认为近几十年来，中国旧剧的显然下降，除了缺少足够的进步的新文艺工作者的重视，帮助，或者说新旧合作这一个原因而外，是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的。这个更根本的原因就是时代前进又前进了，几十年等于几个世纪似地前进了，而一般说来，旧剧并没有能够跟着前进，仍然是基本上停顿在几十年以前那个样子。虽说在技术方面也有些改进，但一般地说，在根本内容上没有什么改进或者说很少有什么改进。根据我的一点极其贫乏的知识，中国的旧剧虽说种类很多，情形也很不一样，但大体上还是可以说它们的内容真正有着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的立场者是相当少的。不但京剧是这样，就是地方剧和最下层的旧秧歌剧之类，也至多不过是宣扬各种封建道德的东西和不同程度地反映旧社会的人民自己的生活及其要求的东西杂然并陈。如果说这样的旧内容已经不能满足过去的旧中国的观众，那对于今天新中国的人民群众就更需要改进了。“骚情地主”的旧秧歌之所以改进为新秧歌，首先在于根本内容上的变化。旧秦腔之所以改进为新秦腔也是这样。旧京剧要改进为新京剧也只能这样。在一切旧剧里面，都必须逐渐地但最后是彻底地去掉那些歪曲历史，愚弄人民的旧内容，代替以站在比较严格的人民立场上来反映今天的现实或者描写历史的真面目的新内容。表现形式以及其他技术上的改革应该完全服从于这种根本内容上的改革。不确立这样一个基本方向，只从形式上技术上去改革，过去的经验已经证明了，是并不能挽救旧剧的下降，也不能把它真正改进为新中国的人民的新艺术的。
像程砚秋先生那样深入地细心地去调查地方戏曲的确是很可钦佩，并且非常必要的。我这个外行想要贡献的一点意见只是：还要有一个更明确的目的。程砚秋先生说，他调查的目的是在于想证明或者丰富他的这样一个艺术见解，“中国戏剧表演技术的构成”，“一切原来都是从写实上出发的”，不应该“把直接写实方法渗入到旧剧里去”。在这个问题上，我除了同意周扬同志在致他的一封信里所说的意见而外，还想补充一点意思。我觉得，如果仅仅是这样一个目的，自然也可以得到一些旧剧的表演艺术方面的收获，但要更有助于整个旧剧的改革，就恐怕还需要有一个更根本的目的，即从改革旧剧的内容着想的目的。
三月二十二夜草成、二十三夜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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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地方戏曲的调查计划
程砚秋
编者按：周扬同志转来程砚秋先生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程砚秋先生对他所作的《西北戏曲访问小记》（载二月二十六日本刊）中所说的“直接写实方法”一语有所解释，并提出了一个调查全国地方戏曲的计划大纲。这个计划我们认为可供各地戏曲改革工作者的参考，特为发表。周扬先生：
读过您二月二十七的信，承恳切指教，敬谢！
有一件事应该向您解释的，在《西北戏曲访问小记》中，我所说的“直接写实方法”，并不是指话剧手法来讲，话剧虽比较旧剧近真，但他的一切，也都是经过一番艺术处理的。旧剧中有些人，死板地运用了“写实”两字，以为写实便该是实，于是在舞台上，火要真烧，雨要真下，活牛上台，当场出彩，这只是把戏而不是艺术了，我觉得是错误的。（自然、在电影中、又当别论。）
您说旧剧不应该拒绝向话剧、电影等兄弟艺术学习，这话我很赞成，旧剧从他的历史来分析，也是积年累月，不断地向各兄弟艺术学习吸收，才有了今日，我们现在为什么反要闭门自封呢？不过学习而有所见的时候，必需要融会地来吸收，否则生吞活剥，一定不免像上面所说到的错误。要防止这种错误，我以为在学习两字之上，最好再加“深刻地”三字，同时对于自己本身的艺术，也要深刻地客观的检讨研究。
我是将近五十的人了，舞台上的前途，已然不很久远，但半生从事戏剧事业，当然此后还应该站在戏剧的岗位上去工作。我曾经详细检讨我自己，由于一向只是在表演技术上用心，对于事务工作，深非所长，勉强从事，只有误事。过去我曾有一个调查全国各地方戏曲的计划，目的是把我们民族传统的各种戏剧艺术，尽量的发掘搜集起来，来供改进旧剧工作的研究选择采用。全国各种地方戏曲，数目是很多的，但相互之间关系也很深，因而相同之点也很多。我们以京剧去和他们作比较的研究，调查起来是可以费事少而收效快的。所以我觉得再把这计划实行起来，或者不致太无成绩。但是这只我自己觉得如此，还希望您给我一个正确的指导。现在把我的调查计划大纲录在下面，请教正！
全国戏曲调查计划大纲
一、为了把全国各地方的戏曲，作统一的调查，汇集起来，比较研究，统计整理，以为建设新中国歌剧的基本材料，组织全国戏曲调查团来进行这项工作。
二、全国各地，依地方戏的系统和旅程的方便，粗分作十二个区域：
１陕西中部北部和甘肃宁夏。２陕南、豫西南、四川、湖北、湖南。３新疆、青海。４西康、西藏。５云贵、广西。６广东、福建、台湾。７江西和皖南。８浙江和江苏南部。９河南东北部、皖北、苏北、山东、河北南部。１０山西、河北中部北部。１１内蒙各地。１２东北。
三、调查的步骤和程序，第一步先就现况分门别类去比较，记录，应该注意的主要有十二项：
１服装２道具３化装４演技５音乐６剧本７组织８生活９演剧情况１０教学方法１１分布区域１２其他。
第二步调查他的来源和变迁，及与其他地方戏相互之间的关系。
第三步访求他过去活动的史迹，和有关的事物，如图书文字石刻造像之类。
四、记录方法，按照各别情形，分别用下列几种方式来记录：
１、文字。２、乐谱。３、照像。４、电影。５、录音。６、模型、拓片。７、图绘。８、图表。
特殊而小件的东西，可以采集实物。
五、应备的工具，如下：
１、电影机一具（八米厘有声的）２、录音机一具（钢丝式的）。３、照像机二具（大小各一）。４、绘图用具一份（附水彩油彩）。５、各种纸张。６、文具。
六、工作人员的配备，应具有下列各种技能的人员：
１、能拍电影，能照像，兼能修理运用录音机的一人。２、能绘画，制图表，拓石刻，造模型的一人。３、能速记的一人。４、能记乐谱并对于中国音乐，特别是场面乐有研究的一人。５、对中国戏剧史音乐史有研究的一人。６、对中国戏剧表演技术各门均通的一、二人。７、对服装化妆道具有研究的一、二人。８、对于组织和教学有经验的一人。
七、为求这团体简便，最好同时组织一个剧团，相偕出发，这样可以把大部分的工作人员寄在剧团里，省低经费至少二分之一以上。
八、调查所得的材料，除用以充实戏曲博物馆图书馆外，并可成为下列几种著作：
１、全国戏曲总志（包括若干单位的一个丛书）；２、中国戏曲通典（辞典及百科全书式的类书）；３、中国戏剧史；４、中国音乐史；５、中国歌曲史。
以上的几项，是我们所想到的，当然这很不足，希望您多多指示些补充的意见。（下略）
程砚秋
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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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升中的中国文学
艾德林作 王金陵译
中国人民已经获得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他们推翻了腐败的国民党统治，卖国与殖民地的压迫的统治，他们击破了美帝国主义者想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的计划。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中国人民成为自己国土的主人，自己国家的建设者。他们在解放了的地区进行着广泛的建设性的活动。
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们，走在争取自己国家的完全的民主变革的战士们的队伍的前列。他们有优良的战斗传统。他们中较长的一代曾经参加过以创造新文化为目标的一九一九年的著名的五四运动。这运动的旗手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建立者鲁迅。毛泽东曾把他描写为“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在广大的中国，进步的科学家、文学艺术家正在集结他们的力量。其中六百多人在去年夏天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会合了。出席大会的，有许多是全国知名的男女，他们已经为了人民的利益战斗多年；还有一些人虽然是战争的年份里才开始写作的，但也已证明了他们对民主事业的忠诚。所有这些人，不论年老的、年青的、都受过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压迫；而反对中国人民蟊贼的战争的严重考验只是锻炼了他们，使他们更为坚决和强固，为与人民共同的目标而奋斗。中国进步的科学家、文学艺术家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军队，毛泽东曾称之为文化的军队。从全国各地来参加大会的，有卓越的人物如郭沫若和茅盾，戏剧家田汉；散文作家张天翼和赵树理；批评家周扬；诗人艾青、田间、李季、萧三、和臧克家；苏联文学的名译者曹靖华和戈宝权；从那在为新中国的斗争中载满荣誉的东北区来的丁玲、周立波、草明、舒群和罗烽；代表部队作家的刘白羽和宋之的，还有很多很多别的作者们。民主阵营拥有中国作家们中的精华，全都是中国文学上最优秀和最有希望的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大会的贺电中说：这是自从五四运动以来的三十年中，文化领域的工作者们，第一次在全国规模上联合起来。这是由于人民革命的胜利，由于人民政权的建立，才成为可能的。
在这三十年中，中国进步文学经过了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路程。这是与反动派作战的年月，击退外国侵略的年月，努力启发人民觉悟，使文学更接近人民并和人民结成紧密联系的年月。在全部这三十年中间，中国作家们受到了苏联文学范例的鼓舞。苏联作家，其中特别是高尔基的伟大，打开了中国读者的眼界，使他们看见了今天正在成为现实的未来希望；他们的作品帮助了争取实现这个今天已经明明白白可以看到的未来希望的斗争。
中国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是正当抗日战争达到高潮的一九四二年的五月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这个会上的演说，指出了中国文学向前发展的路线。他说：“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这些话不仅被延安的作家们而且被一切进步的中国作家们接受了作为行动的指南。正如中华全国文联的领袖之一、批评家周扬最近所说的，新的人物——工、农、兵，已经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了。他们之所以是新的人物，不仅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而且因为他们代表了新的性格的典型，因为他们体现了伟大的斗争在人民的精神性格上所造成的变化，因为他们显示了毛泽东所说的新的精神怎样产生出来。
这种新精神怎样在日常生活中出现，这儿有一个例子——这只是许多例子之一。人民解放军解放沈阳之后，女作家草明到当地的一个火车头工厂，建议办一个墙报。三天之内，工人们就有三十篇投稿——论文、诗、图画。这些稿子是这些作者们最初的作品，也许写得不很熟练，但是里面充溢着建设自由的新生活的奋斗精神。它们表现了工人们的这种感觉，就是工厂是他们自己的，所以他们要对它负责。它们包含着巨大的和有价值的思想。后来决定在工厂里作业余性的戏剧演出。但是没有关于工人生活的适合的剧本可用，于是工人们自己编脚本来演出。现在这工厂里除了有几个墙报还有一种印刷报纸，又有几个文学团体，一个乐队，和一个正式的剧团。这一切都成了工人们所必不可缺的东西了。他们的文化要求一天一天增长。
“我想，”草明说，“如果我们的工人，在他们的文学努力中得到友谊的帮助，并且被给以理论知识的话，几年之内就会有许多工人作家在文学界出现的。人民已经把文学当作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了，他们认为艺术是与政治斗争积极地联结着的。”
正如周恩来所说，每一天都有新的证据证明“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群众英雄的时代。”中国作家写作的题材正是这些英勇的男女，他们改造生活的方法，和在他们中间发生着的变化。
一九四五年八月苏军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了沈阳之后，进步文学的活动中心就转移到了东北。许多刊物在那儿开始出版，如《东北文学》、《知识》等等。长短篇小说，有描写最近的抗日战争中间的战士们的，有描写在解放区所发生着的变化的；其中的人物就是在民主中国成长起来的新人民。
延安的作家们在抗战时期所作的工作，对于中国民主文学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
一九四七——四八这两年有了大步的进展。人民解放军向前挺进，把国民党卖国贼从更多更多的地区赶出；民主的生活方式立刻在每一个新解放地区建立起来。在以这些重大事件为题材的书籍和故事里，中国作家们描写了解放军的功绩和从剥削者手下解放出来的工人农民的创造性的劳动。作家们在那时候就已经看到，要对我们这时代的中国的生活作忠实的描写，首要的就是描写人民中最前进的男女，描写共产党员。中国领袖作家之一茅盾，在最近的题为《一切为了工农兵》广播演说中也很着力地说了这一点。他在这演讲里告诉作家们必须把工农兵作他们作品中的人物，必须表现出他们是这个伟大的新时代的创造者和主角，他们在今天社会里的地位和旧社会里是绝然不同的。
一九四七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一个土地会议，制定了新的土地法大纲。但就在这土地法正式施行之前，已经采取了一些步骤废除封建土地关系的残余和把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特别指派了工作组去执行土地改革，没收汉奸财产，和把农民从敲骨榨髓的地租和高利贷下面解放出来。作家们也积极参加了这个工作，他们根据在这工作过程中得到的印象，写了几部描写中国农村里的变化的小说。一九四七年年底，周立波完成了《暴风骤雨》的上册。在题词页上，他引用了毛泽东的话：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及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压抑不住。”这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一九四六年夏天，主题是写东北一个村子里新旧生活之间的斗争，在这村子里从邻近的市镇派来了一个由姓萧的共产党员所领导的工作组（一九四六年七月东北政府动员了一万二千人下乡工作。）
著名女作家丁玲，一九四六年七月参加了一个土地改革工作组，一九四八年也出版了一本描写农民新生活的小说。这本书叫做《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同年这部小说被译成俄文，发表在《旗帜》杂志上，而且印了单行本。丁玲和周立波（萧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的译者）的近作，都是明确的受了苏联小说的影响的。
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的主题也是写的关于土地的民主改革。赵树理是最流行的当代中国作家之一。他虽然不是初搞文学的人，但他在读者中真正著名是由于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孟祥英翻身》以及其他许多小说，他在这些小说里，用生动的人民语言描绘了农村里的新的发展。《小二黑结婚》，他这第一部获得普遍赏识的作品，已经改编为剧本而且在舞台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个朴素的、写得很好的、关于一个青年农民的爱情的小说，就像一首歌唱新生活战胜旧生活的诗歌！小二黑不顾他父亲的反对，违反了姑娘的母亲的愿望，而和他所爱的姑娘结了婚。像这样的“独立自主”在过去是不可想像的。
在《李有才板话》中，赵树理写了农民反对地主的“挖穷根”的斗争。这就是这书里的农民主角李有才所唱的快板的题材。《李家庄的变迁》对这斗争作了更充分的描写。这作品描写了山西一个村庄十多年的时间里的一段生活，结尾在日本投降的时候。这个结尾里生动地表现出了爱自由的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多年的敌人的憎恨。农民们发现并没有解除日军武装的国民党军是在进攻八路军。村子里每一个人都急切的要支援使他们得到解放的八路军。青年人组织成参军的小队。“今天的李家庄是我们的血换来的”农民们说，“我们决不把它交给任何人。”《李家庄的变迁》的特别有意味，是因为它既描写了旧村庄又描写了这同一村庄被八路军解放之后的景象。它表现了已经成为自由人。成为民主变革的推行者的中国农民的精神的成长。这是一幅真实生活的图画，一幅斗争的图画——从这斗争过程中正在产生出新人物的典型。小说中的人物之一是共产党员，他以坚定的信心领导着农民，不惧怕任何困难，不管困难有多大。中国的文学批评家们称誉赵树理的作品是文学上的一个显著的成就，是表现着毛泽东思想在作家创作实践上的一个胜利，这是有理由的。
在为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斗争中，不论在战争前线上或在劳动努力上，领导的任务都属于工人阶级。工人们在重建被破坏的工厂和发动工业中的竞赛上显出了开创的能力，他们表现出真正的劳动英雄主义。但是到现在描写工人的作品却比描写农民的少。因此，草明的新小说《原动力》，特别令人感到兴趣。这小说描写日本人撤退时所破坏的水电厂修复的故事。它使我们看到了不是为资本家工作而是为自己工作的中国工人——有了新的世界观的人们，对于他们，劳动不只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是一件名誉和光荣的事情。我们看见这座发电厂被重建起来，电灯照亮了农民们的家庭。最后一章的题目是《英雄受奖》。有三个人被工人们给以“劳动英雄”的称号，其中有一个姓孙的，不久之后，就被选为副厂长。孙把工厂指点给一个和旁人一道来参观工厂的领导干部看。参观者之一说：“这个发电厂里主要的东西是水和油。”另外一个纠正他说：“这儿主要的东西是光荣的工人们。”孙补充一句说：“假如没有民主政府的领导，工人什么也做不了。”书的结尾处是孙在想着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新与旧的斗争，和在这苦斗中新事物的胜利，是中国整个进步文学的主题。诗歌方面也和散文方面一样。近年的两篇杰出的叙事诗就是显明的例子，一篇是青年诗人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还有一篇是中国诗歌界名诗人之一田间的《赶车传》。
《王贵与李香香》采取了民间歌谣体。故事发生于一九三○年代陕北的一个小村子里。那里的土地和甚至天空都属地主崔二爷，他的奴仆们把农民王麻子打死，因为王麻子被荒年逼得陷于绝境，竟敢吐露了摆在心里的五十年苦日子所造成的怨恨。他的孤儿王贵，被年老的李德瑞抚养起来，和老人自己的长得像一朵花似的年青女儿名李香香一同长大。这两年青人相互爱恋，但是难于通过的障碍阻隔着他们，因为“冬天里草木不长芽，旧社会的庄户人不如牛马！”李香香被地主崔二爷看中，他决定要占有她。她拒绝了他的金钱的诱惑，但崔二爷相信既然他有这个愿望，她迟早得归他所有。“井绳断了桶掉到井里头，终久脱不过我的手。”但是李香香有一个忠实的朋友王贵，他愿为她牺牲生命，假使需要的话。他恨那杀死他父亲的崔二爷——整个村庄都呻吟在他脚下的崔二爷。崔知道了王贵晚上参加领导人民斗争的共产党会议。他怕王贵，就下命令把他捉住捆了。王贵无可奈何的落在地主手里之后，被鞭打和拷问，恰好游击队赶到，这才把他从敌人手里救出。
农民在游击队鼓舞之下，拿起了镰刀、棍子、土枪，赶走了地主。王贵与李香香在赶掉了地主的村子里快乐地结了婚。但他们的快乐是短促的。崔二爷跟着国民党白军回来了，农民又生活在恐怖和穷困之中。国民党土匪开始搜捕一切跟游击队通气的人，把土地分给穷人、把牲口分给农民的人。
李香香孤单地留着，因为王贵跟游击队走了。现在没有东西阻止崔二爷占有她了，于是他把她抢到家里。地主认为毫无疑问地一切都会照旧了：因为“太阳会从西天出来吗？”他大开酒宴，但是正在吃喝得热闹的时候，游击队冲进了他的宅院。国民党军队缴了枪，农民们欢迎他们的解放者，王贵与李香香重新并且永久团圆了。
读者知道李季的人物们前面还有着艰苦的斗争，但是整个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幸福日子已经不远了。“咱们闹革命，革命也是为了咱……”王贵的这句话就是这诗的最后两行。
田间的《赶车传》在一九四六年初版，一九四八年末印行了改订本，也是描写争取新生活的战斗。在这书里，我们也看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农民的艰苦命运和农妇的悲惨命运，国统区的地主的专横统治受到反动政府当局的专横统治的撑腰。穷苦农民石不烂徒然控诉那个要夺取他女儿兰妮的地主：丑恶的法律是地主和衙门里的“大人”共同制定的。使石不烂和兰妮得到解救的不是控诉，而是共产党和新的民主制度。“兰妮重做了人，重做了人，”的时候来了，她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伴侣，同着他“同过山，同过水，同走毛主席的路。”田间的诗是用有力的自由诗体写的。
过去两年间，民主中国出版了许多服务于人民的长短篇小说，剧本，诗和歌谣，我们这儿只提到了几种最能表现目前中国文学的特征的作品。自从毛泽东发表了那篇历史性的关于文艺的报告以来，到现在七年了。这个报告，用郭沫若的话说，“成了照耀中国作家的道路的一个灯塔。”但在这七年间，已经完成了许多事情。人民有了变化，文学也成长了起来。
中国文学在上升中。大量的书籍被出版，刊物有几十种。中国作家们在现实主义地描写他们国家里的新的男女和新的生活的工作中，面对着空前复杂空前繁重的任务。无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家们会光荣地完成这些使人奋发的任务的。（译自《苏联文学》二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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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拉机（一九五○年新年画创作奖金甲等奖） 李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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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一舟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