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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04-05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发刊辞

第5版()
专栏:

  发刊辞
新中国的出版业正在开始活跃起来。为了使我们的出版业健康地向前发展,我们相信,也如同其他方面一样,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不可缺少的。
书评的工作在中国向来的情形并不怎么好。当一方面有浮浅的“捧场”的现象,一方面有把批评看作“打击”的现象的时候,正当的书评是不能结实地建立起来的。建立有原则性的、有益于人民出版事业的批评制度,现在是时候了。
广大的读者在如饥如渴地读着新的书报,他们对于书报是有各种各样的意见的。让广大群众有机会表示他们的意见,以这些意见为基础,我们一定能够使书评工作走向它应该走的道路,并收得它可能收得的效果。
我们这一个小小的刊物,热烈地要求广大读者和著作人、出版人的支持。

征稿启事

第5版()
专栏:

  征稿启事
一、本刊以倡导关于著作、编译、出版工作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风气为主要任务,欢迎各方面读者投稿。
二、本刊内容略分下列各门类:
(一)短评 评论有关书刊出版上的问题以及与出版有关的一般文化问题。
(二)书刊评介 批评、介绍有代表性的书籍、期刊。
(三)新书推荐和优良读物介绍 对于值得推荐而不需要用较多的文字来评论的书刊,每种用二、三百字作简单的介绍。
(四)读者通讯 选载读者投书中对于出版界和本刊的意见。
三、来稿请勿用铅笔书写,字迹要清楚。稿末写明通信地址。
四、来稿一经刊出,酌酬现金。
五、来稿请寄人民日报图书评论组

评几本辞典

第5版()
专栏:

  评几本辞典
长风 王城
一、新知识辞典(北新书局)
二、新知识辞典续编(北新书局)
三、新名词辞典(春明书店)
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市面上出现了不少用“新”字标名的辞书。但这些辞书多半是不能使读者信赖的。此地所提出的几种也许还不是同类辞书中最坏的,但它们所包含的错误已无法一一列举,这里只能提出几个主要之点来谈谈。
在这三本辞典中,最显著地表现着对读者不负责任的态度的是北新本“新知识辞典”。这本辞典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出“增订一版”,一九四九年九月出“订正六版”。但所谓“订正”,显然并不是认真的彻底修改,因此,不但保留着许多陈旧的、不合时的材料,而且在最近订正版中,仍然有着难以容忍的荒谬的记载。例如:在“魏德迈”条中说:“离华前并发表声明,严责中国政府整饬刷新,因否则即不能击溃共党。”“提审法”条中引了所谓“国民党训政时期约法第八条”,且加以说明:“这是一条保障人民基本自由的法律。”“五月学潮”条(指一九四七年京沪一带学生运动)中说:“政府闻悉,乃宣布‘紧急处理法’,经镇压后方告平息。”像这一类的条文,难道就不应该“订正”一下么?又如“西安事变”条中说:“张学良杨虎城于西安兵谏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氏……蒋氏著有西安半月记一书,记述此事经过。”“四项诺言”条中说:“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蒋主席宣布的四项诺言。”甚至到了“订正”的时候,编者也不觉得有必要指明这个“主席”“委员长”的记述和诺言全部是个大谎!再如“北伐”条中说:“蒋介石氏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因得民众拥护,先后下湖南,克复武汉、南京及黄河流域一带,统一全国。”这样的糊涂的历史认识至少也该“订正”一下吧。蒋介石在“北伐”中到了南京及黄河流域一带时,已经公开成为反革命者,难道我们的辞典编者始终愿意装做不知道么?
这就是说,在这本北新辞典中,很突出地表现着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所养成的盲目的“正统”观念。
同时,这本辞典又毫不负责任地向读者传述着美英资产阶级的谎话。他认真地介绍:“红色法西斯”是“美国反共分子给美共的称号”;“在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里,凡是共产党议员占多数的市镇被称为小莫斯科”;“采取红色恐怖政策的革命政府在历史上有……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苏维埃政府”;“近来各国反苏分子亦有指苏联工人阶级专政为极权政治的”;“路透社是全世界最富权威的通讯社”等等。
对于资产阶级的错误观点,这本辞典是完全没有能力给以分析批判的。例如当它提出所谓“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条目时,作了一大堆混乱而平庸的说明,结论说:“在今日世界上政治民主的国家是指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经济民主的国家是指社会主义的民主国家;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后者则为苏联。”当它解释“一党专政”时,就说:“这种统治方式可以施行于不同的政治原则之下,如布尔塞维克党之于社会主义的苏联,国社党之于法西斯主义的德国,抗战前国民党之于中国。”其实高度的经济民主必然与高度的政治民主相结合,所谓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原本是资产阶级为了混淆视听而制造出来的区别。社会主义国家固然只有一个政党,然而它是和党外的广大劳动人民结成紧密的联盟的,在本质上不同于法西斯的一党专政。这种种错误观念曾长期地使许多人受骗。一本新的辞典如果不能纠正这种错误,反而继续加以传播,又何贵乎这本“新”的辞典?
甚至像“社会”这样最平常的名词,在这本辞典中的解释是“社会是人类相互合作的最大体制……”,对“人性”的解释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普遍的本性,如同情心,怜悯心,快活,愤怒等等……”这真是,你不解释倒也罢了,你一解释,反而把人搞糊涂了。
比较起来,北新本《新知识辞典续编》(一九五○年一月初版)和春明本《新名词辞典》(一九四九年十月再版)是较好一点的,但仍旧保留着某些同样性质的错误。北新续编中解释“自由”时说,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自由的意义是指人民有言论、出版和选择议会的权利,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指人民有衣食、工作、教育等等权利,这仍旧是区分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滥调。春明本在“一党专政”条下肯定了苏联也是一党专政,虽然他企图说明这和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党专政不同,但因为他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并不等于共产党专政,所以他还是陷在这种混乱的观念中间。
辞典中的解释因为是定义式的,就必须是完密的、周到的,否则就会成为似是而非或完全错误。例如北新续编解释“一国社会主义”,大意说,因为不能发动世界革命,所以一国有首先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这丝毫也没有接触到为什么到了帝国主义时代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之成为可能的真正理由。同书解说“人种论”时,虽然批评了这种帝国主义者的“学说”,然而结论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殖民地,并不是人种问题,其实是民族问题。”这还是没有说对,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总是利用民族问题的名义,其实只是为了反动资产阶级的侵略扩张的利益。再如春明本中对于各种阶级所下的定义也很多是错误的或不完整的,例如说:“半无产阶级”是“虽然没有生产手段,靠出卖劳动力而生活,但意识上仍然没有无产阶级化的人”,这样的说法使人得到错误的印象,以为划分阶级是要根据人的思想意识状况的。同书“妇女问题”中说,“妇女问题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能得到部分的解决……”这也是错误的。妇女问题也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资本主义并不能解决什么妇女问题,只是把金钱的压迫代替了封建的宗法压迫而已。
在涉及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策时,辞典的编撰者更不应采取轻率的,自以为是的态度。这类的错误在这些辞典中也很不少。例如春明本中有“新政协与旧政协”和“旧政协路线”条(这一条也一字不改的见于北新续编中),其中都包含着不适当的说明。春明本中又有“清算斗争”一条,其中说,土改中要召集群众大会,“在会上,大众将反奸(?)恶霸罪状一件件宣布出来,剥削的要偿还,杀人的要偿命。”这种描写是错误的,有害的。北新续编中有“明理第一”条,据说这是“解放区社会教育的一种方针”。这简直是毫无根据的胡说!
既然辞典是为现在的中国人写的,读者自然有权利要求执笔者不要只是抄袭成文,必须和当前中国的实际作必要的联系。这样的要求虽然似乎高了一点,然而是不能不提出的。北新续编和春明本中都有“工资”条,他们一致断定,工资无非是产生于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制度中的。执笔者如果认真想一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有另一种根本性质不同的工资,他们自己也应该觉得他们所提出的解释是不完备的,而且足以引导读者到错误的观念上去的。
像以上所指出的这些错误,固然有关执笔人的理论与政治的水平,但是如果执笔人更多负责任的精神,更多思考研究的精神,就会在执笔写每一条目时,多找一些有关的参考书来看一下,那么,这许多错误并不都是不可避免的。

就这几本辞典看来,一个辞典的执笔人如果采取庸俗的客观主义的态度,他就决不可能把他的工作做得很好。这就是说,他不应该是一个无原则的抄书匠,听到什么就写下来什么,好像对于他所写下来的东西,他可以毫不负责任似的。这也就是说,他不应该像资产阶级的庸俗的新闻记者那样地采取“有闻必录”的态度。
固然我们不能说,这几本辞典一般地都表现着这种客观主义的态度,但是就从以上所举出的那些错误中,也可以看出,它们是还不能从这种态度中摆脱出来的。
如果所写的确是事实,也仍可以并不是恰当的说明。北新续编关于曾任英国外相的艾登介绍说,“他是最修边幅的男子,法国人称他为最善修饰的英国人……”这也许是事实吧,但是用辞典上的篇幅来写这种美国式的小报所中意的材料,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呢?北新续编和春明本都特别告诉我们,美国煤油大王洛克菲勒乐善好施,“对于我国北京协和医院和北京人的发现,他都捐助资金。”这是为了说明,中国人民对于这个美国的大独占资本家应该感恩图报么?春明本在“红衣主教”一条中说:“红衣主教在世界上总数不过数十,中国胜利后亦有一人。”说出这个“事实”,是为了证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所博得的国际荣耀么?
再拿“九国公约”这一条为例来看一下。北新本解释说:“…主要的以保障中国领土之完整,各国在华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等为原则,这是美国对付日本的手段,但自九一八以来,所谓九国公约已毁灭无余了。”这样的解释给人以什么印象呢?九国公约是美国对付日本而有利于中国的,可惜被日本侵略所毁灭了。春明本也同样说,九国公约“旨在保证中国主权独立及行政领土之完整,并担保列强援助中国维持一稳定之政府。但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将九国公约撕毁了。”这两位执笔者都只按照九国公约本来的文字和一些表面现象来叙述一下,不去作进一步分析,指明九国公约的实质是帝国主义列强共管中国的一套精致的枷锁。美日的对立在这里也还不是重要的本质,重要的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关系。辞典虽然只能作简单的说明,但也必须适当地作这样的本质的分析,才能提供读者以真正有益的知识。否则,仅满足于皮相的“客观”叙述,那就成了帮同帝国主义欺骗中国人民了。
很明白的,辞典上对于一种错误观念或主张不应该仅仅“介绍”而不作任何批评。北新本提出“超阶级的”这个条目而只加以解释说,“不附属任何阶级,超越于任何阶级之上,叫做超阶级的。”续编中解释“合作主义”说:“主张大家站在共同利益与平等原则上实行生产、消费或分配的主义。合作主义者希望借合作社及合作运动来消弭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经济的弊害。”在这种好像不错的条文中实际上正起了宣传错误思想的作用。一个认真的执笔人至少应该指出,这种“超阶级”的情况究竟是否存在,所谓合作主义者的主张究竟能否实现。否则,他就只是不负责任的介绍者而已。
春明本甚至竭力介绍帝国主义战争贩子借以吓诈世界人民的战争武器。例如介绍所谓“绝对武器”说:“为现代最新式的武器,据传说,……例如一公撮的鹦鹉毒素就足以灭绝二千万的人类。”——读者是需要各方面的新鲜知识的,但他们不能容忍别人把国际流氓的讹诈和欺骗当做科学的新知来介绍给他们!

在这些辞典中不仅包含以上所举的政治性的理论性的错误,而且还包含着种种属于技术的和有关事实材料的乃至常识性的错误。北新本解释“文盲”说,“凡有眼睛而无知识,即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叫做‘文盲’。”对“达达主义”的解释是“否认世界的神圣、主张彻底的现实主义。”这种说法简直不能使人相信是自认为有编辞典能力的人所写下来的。北新本说,苏联是由七个共和国组成的,北新续编只承认环绕太阳的有八大行星,这都是不应有的常识性的错误。春明本中两处提到第三国际解散时间,一处说是一九四○年,一处说是一九四二年,但实际上是一九四三年。甚至就在眼前的事实也弄错了,淮海大捷是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但春明本却说成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而且说“这是接平津之后的第一次最伟大的胜利”。
甚至只从条目的选择上已可看出,这些辞典是缺乏足够的严格性的。当客观主义的态度发展为有闻必录时,辞典中便堆积了许多无意义的乃至完全不需要的名辞。这类名辞又常常在市面上各种辞典中互相抄袭,津津乐道,当然这和多多益善的市侩态度又是相关连的。例如在反蒋学生运动中偶然出现的一些口号(如所谓“吃光运动”之类),在旧政协时期一些临时性的机构(所谓“三人小组”,“五人小组”之类),都没有必要当作新名辞新知识作为专条的。在叫做新知识辞典的书中收入了“机智”“叙述”“创造”这种条目,在叫做新名词辞典的书中收进了什么“天贶节”,“地藏节”,“分龙日”“老郎先师生日”“嘉华年会”“苏彝士通航纪念”等等条目,而且连释迦牟尼、苏格拉底都成为“新名词辞典”中的材料了。这样滥收名词,除了用追求数量的营利观点来说明外,是很难有其他解释的。
以上所举出的各点,固然还只是这三本辞典中值得指摘之处中的一小部分,但同时,我们也不是说,三本辞典的全部内容都是错误的。特别是北新续编和春明本也有许多条目是解释得恰当而有益于读者的。但正因为一本好的辞典是为读者所极需要的,所以一本包含着相当多的错误的辞典是会极有害于读者的。北新续编序言中说:“本辞典虽经多人校订,多次修改,甚至在全稿排成打好纸型后,发见还有需要修改之处,不惜把纸版毁弃,改正重排。”这种慎重认真的态度是值得欢迎的。所以我们应该向认真的编辑人和出版者要求更高度的对读者负责的态度,用更多的严肃精神对待他们的工作,以免他们的所做的本来应当受到感谢的工作反而引起了读者的愤慨。

反对滥印文集

第5版()
专栏:

  反对滥印文集
王子野
写文章、编印文集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凡是有责任感的作家,必然用认真的态度来对待它。过去我国旧社会里滥印文集的恶劣作风,鲁迅先生曾经不只一次地作过尖刻的批评。可惜直到现在,甚至在为人民服务的作家中,这种滥编滥印文集的坏风气还没有彻底改变过来。
在这里,我首先要举出周而复同志写的《北望楼杂文》来做例子。的确,周而复同志曾经写过一些好作品,如关于白求恩的回忆以及关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一些通讯报导。但是这并不能成为给《北望楼杂文》作辩护的理由。
“北望楼杂文”有二百五十页,里面收集了作者十五年来(一九三五——一九四九年)写的五十多篇文章。其中有他在大学时代的习作。要是文章好,或者有历史意义,即使中学时代写的文章也未尝不可以收进文集。然而这本书里所收的一篇《关于屈原及其作品》是连作者本人现在看了也认为有“从新写过”之必要的。“但一想起堆在面前即待处理的那么多的事,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那里有充裕的时间整理呢!暂时就以这样的面目去见读者吧。”(见原书《后记》)
其余的一些杂文在发表时或许多少有点意义,但是今天重印出来,到底是为什么呢?
周而复同志还有一本新的文集叫做《新的起点》,其中有些地方是很有问题的。例如在《论知识分子》一文里,劈头就说:
“知识分子这个社会特殊阶层,是私有制国家阶级社会的产物,随着私有制度的发生而发生,随着私有制度的发展而发展,将随着私有制度的消灭而消灭。”
说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将随着私有制度的消灭而消灭,这样的说法是很含糊的,甚至可能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实现了社会主义之后,知识分子也就没有了。斯大林在论苏联宪法的报告里说,所有一切剥削阶级都被消灭了以后,“剩下的有工人阶级。剩下的有农民阶级。剩下的有知识界。”知识界在私有制度消灭之后还是存在的,正如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不能消灭一样。至于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裂的完全消灭,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不是一经消灭了私有财产就跟着消灭的。我认为周而复同志的那个简单的公式是错误的,有害的。
类似《北新楼杂文》这一类的文集,我还可以举出几种。我以为这类文集应当由作者本人加以认真负责的审查,该抽去的就抽去,该删的就删,如果没有必要,竟可不必出版。
出文集并不是坏事,但必须出有分量、有意义的文集。随便找一些对今天没有现实意义的旧东西来浪费纸张,这是一种恶劣的作风,应当受到批评和反对。
目前读者的购买力那么困难,买一本书在读者是多么郑重的一件事,而我们的有些作家和出版家却在滥编滥印,这是值得检讨的。

评初中国文第四册

第5版()
专栏:

  评初中国文第四册
高玉亭
新华书店出版 一九四九年八月再版本
我是个中等学校的国文教员,为了准备本学期的课,最近把新华书店出版的初中国文第四册翻了一遍。这一册课本,同新华书店出版的其他课本一样,比较注意文章的政治思想内容,如“编者的话”中所说:“在内容方面,力求立场、观点、思想方法比较正确,内容比较充实。”全册三十篇文章,以这个要求来衡量,大体还可以。这正是新华课本优于坊间其他课本的地方。
但是,单就内容来说,这一册中的文章也不见得篇篇无可指摘。第十八、十九课涅维洛夫原作的《女布尔雪维克——玛丽亚》(这是苏联十月革命后不久的作品),思想内容就不怎么正确,甚至有些荒谬。
这一篇故事很简单。农村妇女玛丽亚同她丈夫卜哥裴(绰号珂左克)感情不好,革命的力量到来了,她参加了工作,入了党,被选为农民苏维埃第一任女委员,离了婚。
我们看作者怎样处理这个主题吧。首先,他把夫妇不合的关键轻轻的放在“闹气”上,不放在旧社会的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上。
“(卜哥裴)同玛丽亚闹气的时候,总是敲着桌子好象铁匠抡铁锤似的。
‘我要杀你!要宰你的头!’
可是玛丽亚很滑头。故意的抬举他,仿佛怕他似的:
‘卜哥裴,你怎么呢?’
‘我要宰你的头!’
她更殷勤的说:
‘饭我现在煮好了。你要吃吗?’
…………
夜里把他抱到怀里抚摩着他的头发,附在他耳朵上呜呜的仿佛猫一般的催眠着。珂左克拧她一下,她微笑着说:
‘你怎么呢,卜哥裴,拧的痛的很。’”
玛丽亚究竟在什么地方不满意她丈夫呢?作者没有交代清楚。
革命的力量到来了,玛丽亚走出了家庭。跑到会场里,在演讲员跟前挤眉弄眼的邀他到家里去喝茶。为了回答卜哥裴强制她回家的要求,故意的登上演说台去演说。两个人在会场里对骂了一番。“从此以后珂左克要自己的利害,玛丽亚也要自己的利害了。”接着是一段色情的描写。丈夫要跟妻子睡觉,妻子不答应。“到我跟前来!”“这个玩艺儿我够了。”
从作者的笔下,我们仿佛看到玛丽亚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劳动妇女,倒像一个带些二流子习气的女人。
然而照作者说,玛丽亚进步了,她的进步的表现是“由俱乐部拿些书报回去了。把桌子铺起桌布,坐到那里仿佛女教员一般的嘴唇在动着。”接着,她又创办了俱乐部,把女人们一个个的吸引过来。按照作者的话说,这些女人是“想过别样的生活”的。但是她们聚集起来在玛丽亚领导之下做了些什么呢?宣传革命的道理吗?向革命敌人作斗争吗?讨论妇女如何才能得到解放吗?研究如何加紧生产吗?都没有。我们只看见一位名叫华西里的苏维埃委员来了,他不是为布置工作来的,也不是为了解群众的生活来的,只是来询问“关于阅书的事”,而且,他“是站在女人方面的——他们的党纲是如此的。”以下我们看到这位委员确实没有做别的事,他把工作放在玛丽亚身上,“心思也紊乱了。”有一次,他们肩并肩的在房子里坐着,拥抱着,说着“我很爱你”,卜哥裴却从床下探出头来,他们就笑着说:“我们知道你在床底下坐着呢。”
就是这个玛丽亚,却“完全想加入布尔雪维克”了。他不只加入了党,而且在改造苏维埃的时候,被选为农民苏维埃的委员。当了委员以后,我们没有看见她的工作,却看见了她的官气:
“那儿摆着桌子,上面摆着墨水壶。放着两枝铅笔,一枝蓝的,一枝红的。书记在旁边坐着,草着文件。她的声音也变了。坐着看着文件。
‘这是关于给养问题的吧,叶里夫同志?’
居然官长一般的又看着文件:‘文件预备好了吗?快把它预备起来!’”
我们还看见她离了婚,而且许多女人也在她的影响之下离了婚。
对于玛丽亚的结局,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口气说:“我们都想着无论如何这个人是难得除去的,可是恰好有点小事发生了,反革命的哥萨克攻来了,玛丽亚就同布尔雪维克坐到车上逃去了。”这一下却把我闹糊涂了,作者到底是同情玛丽亚呢,还是反对玛丽亚呢?
这一册的缺点还不单在这一篇文章上。在选材上,编者似乎单纯的着重了文章的政治思想内容,忽略了十四五岁的初中二年级学生能够接受的程度。有许多文章,在意义上是很好的,可是学生们受了年龄、生活经验、知识水准的限制,不容易接受。如从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节选了一段,标题为“个人与集体”,其中所讲的东西,决非未成年的初中学生所能体会的,如:
“这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也常常表现在党内的无原则纠纷、派别斗争及宗派主义与本位主义的错误中,表现在对于党的纪律性的不尊重与随意破坏的行动中。无原则斗争,大部分是从私人利益出发,派别斗争与宗派主义常常把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摆在党的利益之上。”又如:
“然而,在他这种目的不能达到之时,他受到打击和党内同志冷淡的待遇之时,他就可能有动摇的危险。在党的历史上由于这样而动摇出党的人已经不少。”
这样丰富深刻的内容,就连我这个教员也不能完全了解,充分体会。读到这些地方,我就问自己,我怎样向学生解释呢?我怎样把这些简括的语言化为少年学生所能消化的营养料呢?老实说,我的政治水平与对共产党的认识都不能使我完成这个任务。
在“工作中的马克思”中,也有同样的情况:
“如果一个人的价值是按照他所作过的工作来计算——好像事物的价值是按照它所包含的劳动数量来计算一样——那么,马克思的价值也是如此之高,知识界的巨人恐怕只有很少几个能与他并驾齐驱的。’
“‘科学’是没有市场价值的。而我们又怎能希望资产阶级社会给那‘宣告自己死刑的判决书’支付一笔很大的价钱呢?”
我没有多读马克思的著作,这两段话的涵义我就根本搞不清楚。那又怎样去教学生呢?学生又怎样能懂得呢?
此外如《项链》《诺尔曼·白求恩断片》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表现的思想与生活,也都不是孩子们所能了解体会的。
同第三册一样,这一册也选了几篇文言文。文言文应不应在初中二年级增添,这里姑且不谈。只就选文言文的标准上来看,也是值得讨论的。这一册中所选的四篇文言文中,一篇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两篇是秦汉以前的作品——邹忌讽齐王纳谏及晏子使楚,只有一篇是近代人的文章——观巴黎油画记。韵文,为什么不选点短些的、浅些的?散文,为什么不选些近代人的,接近语体文的?就现在初中学生的文化水平来说,教这几篇文章都是费力多而收效少的。教学的时候,不容易在用词造句上拿来跟语体文作比较,而不作这种比较,就很难了解文言与语体的异同,也就是说,很难了解文言文的规律。
若干参考与注释也应该修订与补充。如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同志,只注了个“湖南人,中共中央委员之一”;关于已经逝世了的中共中央委员张浩同志,连一个字也没有注。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注中,用“不失之文弱,又不失之粗野”来注“文质彬彬”,用“古人形容读书人的美德”来注“温良恭俭让”,都未免叫人难于捉摸。在不少注释中,更沿用了一些陈词滥调,缺乏明确的阶级立场与分析说明。如在《大明湖》的注中,关于铁铉,抄了以下的几句:“官山东参政。燕王朱棣举兵争君位,铉…屡败燕王军,迁兵部尚书。及燕王入都,不屈磔死。”在《项链》的注中,关于莫泊桑,只说“近代法国小说家,尤擅于写短篇小说。”这只告诉了学生一点死知识。在《木兰诗》的注中,关于黑水,说“今已无考。(有的)说在甘肃文县有黑水。”关于燕山,说“在河北蓟县东南。有的说是蒙古之杭爱山。”一在甘肃,一在河北,使得本文更难于理解。
这一册的校勘工作也相当粗疏。我用鲁迅全集把鲁迅先生的“不识字的作家”校对了一下,千来字的篇幅,就发现了六七处文字及标点的错误,如正文第六行“可惜没有法子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中间的逗点误成句点,第八行“‘抗育抗育派’”误成“‘抗育抗育’派”,第十五行“好许多”误成“有许多”,第十八行“子夜歌和读曲歌”误成“子夜歌,和读曲歌”,第二十行第二个“留传”误成“流传”,第二十五行“偶有”误成”偶而有”,“吃惊”误成“吃一惊”。
这本书的错误和缺点固然很多,但是我仍然采用它作为今年二年级下学期的国文教材,因为我知道,在同类的教材中,政治思想上的错误都比它多,而且有的文字上也不见得更靠得住。可是我有一个愿望,希望在暑假以后能有在内容与文字上都比较使人满意的语文教材编出来。
按:高先生这篇文章曾经由我们送给出版总署编审局,对照原书检查了一遍,编审局的意见认为高先生的批评是好的。我们希望采用这本书做教材的学校和教师,将《女布尔雪维克——玛丽亚》删掉,因为这篇小说无论如何是不适宜于当作教材的。关于高先生所指出的其他各点,我们也希望教师们加以适当的改正。类似高先生所批评的缺点和错误,新华书店出版的其他各册高初中国文课本中多多少少也是有的。我们希望采用这部教材的教师和学生,能像高先生这样热心与认真给指出来,好让新华书店去改正。
图书评论编者

北京电业局改变东城收费办法公告

第5版()
专栏:

  北京电业局改变东城收费办法公告
50京营字第○五八二号
本局为国营公用企业的一个单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供应质量好价格低的电流和更周到的满足用电户的各方面的需要。现在我们决定自本年四月一日起改变东城收费制度,以便在收费办法上更能照顾用电户的某些需要。
我们在东城准备采用的新的收费办法,它的要点是,我们在东城设立了五个收费站,自四月份起,所有东城用户,即自前门到鼓楼和赵府街北城根以东的用户,每月应缴的电费,我们不再派人来取,请用户们在规定的限期(详见后述具体内容)以内,自行送交附近的收费站。
为了说明这样的一种新收费办法能否照顾用户的需要,会不会给用户增加了许多不方便等类的问题,我们先把我们收费的现况概略地检讨一下:
我们现在的收费办法,是在抄表以后的第五天,我们派收费员到用户处所收取电费,但是根据我们的统计用户当时能付款的,越来越少,在限期以内自己把电费送交本局的却越来越多,而本年一、二两月份的统计是,在十户里当时能付款的只有五户多一点,当时收到的电费只占用户应缴电费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余的户数和其余的应缴电费,都是由用户自己送到本局的。因此,我们的收费员虽然每月去到用户处收取电费一次,却不能给用户服务,结果变成徒劳往返,达不到我们给用户服务的目的。
这就是我们收费办法的现状和一般用户在缴纳电费方面所表现的趋势。造成这个现状和趋势客观原因是什么呢?根据我们的调查和收费经验,用户当时不付电费的原因是多式多样的:(1)一般工商业,为了自己资金周转上的灵活,无论物价波动不波动,无论当时有无现款,总不愿当时付款,而是拖到缴款的期限再行送缴;(2)一般机关,受周转金的限制,不能当时付款,需要根据电费的金额请得专款后才能缴电费;(3)一般住户,因当时无款,负责人不在,分摊和收集电费(数户合用一表)不能立时办妥,也不能当时付款,甚至还有一部分用户抱着“缴电费,反正有七天的限期,到了期限再缴也不晚”的态度,来故意推拖不付。这是用户当时不能付款的主要原因。至于某些用户当时付款的原因,大多数也是因为距离我们的营业站和代收电费站过远如其改天送缴,不如当时付款,较为简便。所以,从这些分析里,我们的结论是:只要我们的收费站多添设一些,分布在市区的适当地点,使用户在送缴电费时,不至于跑太远的路,那么,废除走取电费制度。采用坐收电费制度对于用户说没有增加什么困难。
我们新的收费办法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每一用户,我们给一小册子(第一次在四月份抄表时由抄表员免费送达用户),抄表员在抄表时即以用电度数和应缴电费数目填入,请用户在抄表后的第二天起至第八天止,携带小册子,把电费自行送缴指定的收费站(地址在小册子内载明)到期不缴,本局即派工封表,停止供电。封表后五天以内缴款者,须交复电费,即予复电,封表后过五天不办复电手续者,本局即派工拆表,拆表后用户需要恢复用电时,应照新户装表手续办理。
(二)我们的收费站在收到电费后,即在用户的小册子上加盖收款图章和经手人私章,作为收款证明,交还用户收存,不另出收据。请用户好好保存自己的小册子,永久使用,用满后,我们免费换发,如中途遗失需要补发时,我们即收成本费。
(三)我们在东城的营业站和收费站的地点和电话号码如下:
东城营业站:猪市大街十三号电话四局○四八五号
东总布胡同收费站:东总布胡同四十号电话五局○五八七号
东单三条收费站:东单三条三十号电话五局二三五三号
东直门大街收费站:东直门大街一三一号电话四局一五三九号
鼓楼东大街收费站:鼓楼东大街二十六号电话四局一五三○号
以上各站办公时间每天由上午九时至下午四时止
星期日照常办公。
(四)集中付费的机关用户仍照原办法办理。
(五)自本年四月一日起新的收费办法实行后,本局在东城区内所委托的银行代收电费处对于东城区内四月份的用户电费,暂停代收。
我们所采用的新收费办法,在本局说是草创,在全国电业收费制度的历史上说,也是一种创举,所以由我们总局批准,在东城区内先行试办(西城和南城仍照旧收费办法办理)希望东城的用户们多予协助,并随时提供意见,以便修订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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