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05-01第1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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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商旅福音
敬启者：本公司为了繁荣解放区，发展交通运输，便利商客行旅起见，充实车辆，准于五月一日（即旧历三月二十三日）威县至衡水段，正式通车。单日北上双日南下（阳历）；衡水威县早六点售票，南宫十点售票。地点：威县分站北门里，衡水分站西明街，南宫鲍家街本公司，特此预告。
　　　　　　　　　　　　　　南宫大通汽车公司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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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纠正“左”倾错误去掉心病
　阳城商人放手经营
　地下物资纷纷投入市场
【太岳消息】阳城城关镇的工商业者，明白了工商业政策去掉心病，放手发展业务。阳城去冬领导上的“左”倾错误，也危害到工商业方面，所以工商业都停止发展。他们把商人划成农民成份。如把振兴互助社的卫秉勋，划成富裕中农，又因他是日寇在时的“指定商”，也当成奸霸来斗争，没收、封门、冻结股金。又收回商人贷款，转贷给贫雇农。这样商人就恐慌起来。卫秉勋把价值百把万元的货物埋在地下，不往出拿；把入振兴互助社的二十来万股金，抽得只剩下两三万元，可是又舍不得花，又买了些油存起来。腊月里油价大了，他不是欢喜是发愁，悄悄对人说：“怕赚了钱，又赚了钱啦！”南关××互助社自己有钱不敢往出拿，光想贷款，贷不上就不干，这样的商人很多。土地法大纲公布后，商人看到了，稍稍安心了些，领导上又纠正了过去的偏向，如给商人贷款，股金抽取自由等。三月间行署牛主任又请了刘国义、宁绍九等几位老商人座谈工商业政策，坚决保护决不侵犯，并征求他们意见。他们都谈了自己的意见，后又要求牛主任解答几个问题。如他们谈划成什么成份？牛主任告诉他们说：“你们是独立的工商业者，应受到保护，以后要好好做买卖。”从此以后，他们的情绪就变化了。宁绍九以前吃碗干米饭都不敢到柜上吃，又因为当过商会副主席，光怕斗争，终日愁眉苦眼，现在吃面也敢在外面吃了，喜眉笑眼的。县工税局又在四月十日协同镇公所召集商人开会，除重新解释我党的工商业政策外，又决定了如有人把过去存货拿出来不上税，不没收，可以自由买卖，并帮助推销。卫秉勋就把过去存的洋红、大红、桃红、莲青，及红、绿、蓝、黑及各色煮色二十五桶，铜元二十斤，洋火五十包，及洋锁等约值洋一百来万元的货，拿出来卖。南关张小申、东关侯小拴等，也把存货拿出来了。又纷纷投资到商店，或集股闹商业。张＠峰把十来万元入到刘道国的染房，南关又开了一家互助社。有家新合互助社，去年十二月到今年正月没搞过一次运输，最近一个月来就到临清、晋城、翼城跑了三次，现在又去垣曲、清化，还没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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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安商人李德馨投函本报
　感谢政府发还全部财产
【本报消息】武安商人李德馨，去年因不明政府工商业政策，由武安逃往南宫，近经我民主政府发还代其保存之全部财产后，已欣然复业。兹将其复业后的来信公布如下。人民日报馆编辑同志：
我的名字叫李德馨，在武安城西门外大德馨当经理，现年五十有六，从小家庭甚是贫寒，自从生母去世以后，受着继母虐待，驱逐在外，衣不完肤，食不充肠，饥寒交迫，失业在外。自后在一家商号充当了十一年店员，但仍不能糊口，没法才求贷亲友微小资本，在一品斋门前摆小摊，卖食盐等物，共有十七年光景。因我节约劳动，不辞苦怨，每年所赚余资扩大经营；后来我的生意就发展成为一个字号，开设门面，独立经营，经七年以后，武安城就得到解放，我的生意更加发展。至三十五年，生意虽无大发达，是因为我和伙友们每日浪费，后来我就和公营商店公私合办，在原处开市。在去年五月运动时，群众研究我的生意不能公私合伙，当时我不明政府政策，惧怕斗争，就逃往南宫县烟厂当会计，本人逃亡，无人管理，号中即将全部财产交第一区公所保管。中共颁布土地法大纲以后，经南宫县政府，劝说我回家分房子土地，我当时很高兴，即返回家乡。回家后没有多时，一区公所邢区长和郭佩文同志就叫我商谈，将我的全部货物（能值四百多万）及现款四十万元，原数退还本人。现我已经正式营业，我对共产党保护工商业政策，从此完全相信，除向政府感激以外，我决心在共产党保护与发展工商业的政策下，努力经营，并请报馆给我登报声明。（李德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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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资过高劳资都吃亏
　同丰厚等店照顾资方营业大发展
【长治消息】长市二区新南街吉星酱园，有六十八万元资金，八个劳力。劳力没有固定工资，系从利润中抽出二分之一红利作为工资。另外还有二八分红与奖励金，从七十天七十八万纯利中计算，除扣除工资分红与奖金外，资方一万元只分四千五，而一个劳力最高则可赚到八万二千多元，相当于十八万元的资金分红。股东们反映：“赚钱倒赚钱，就是赚不到股东手。”故资本一直不能扩大，工人们也不满意。做酱工人王五则说：“咱只能做些黑酱，想做些甜酱、芝麻酱、青酱，没有本钱，小贩们来买不全货，把好多顾客都顶走了，耽搁了好多买卖。”下南街同丰厚商店，一个劳力工资一月五斗米，加上二八分红，一年合小米十四石八。一万元资金一年可分五万九千元。劳方赚的工资可养活三个人（每口人每月以小米三斗计、穿布一年以六丈计）。生产情绪很高，越积极越能赚钱，越能扩大资金。下南街群众谁也想往该号入股。新南街新盛源作坊（混合业务），三个半月计算，资方一万元可分红利一万四，磨面工人三个月赚洋四万八，等于三万四千元资金分红；一般工人三个月赚洋三万六，等于二万五千多元资金分红；干部赚一般劳力的一半工资，三个月赚洋一万八，等于一万三千元资金分红（以上只是工资，分红不在内）。由于适当的照顾了劳资双方利益，所以在扩大资金上也不发愁。去年九月开张时仅有资金二十四万元，到今年一月底就扩大到二百一十二万元，达到原资九倍。
　　　　　　　　　　　　　（文北、丕吉）
　　　　　　　　　　　　　　　　　　　　　　　　　　
（编者按：从来稿看，吉星酱园由于分红不适当，工资过高影响营业发展；同丰厚等号工资适当照顾劳资双方，营业大发展。但这样的工资和分红制度，是否已经充分有利于营业的发展了？还应再作检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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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讨论与研究

　　长治市错误的工资政策
人民日报编辑同志：我们看到人民日报四月十八日对长治市划阶级及工商业的意见，感觉到十分正确。为了纠正长治市在工商业中的错误政策，为了给长治市委提供一个具体材料，特把长市新华纸厂的材料写去。我们希望这个材料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对长治新华纸厂存在两种不同认识：我们认为纸厂工人中襄垣小宗派很严重，他们的经济主义很厉害；而长治市工会、工会三分会是培养、支持这种小宗派和经济主义的。市委会则完全听信市工会的假报告。而市工会则认为工人工资低，新华日报馆派去的副厂长栗富贵作风不民主。究竟是怎样呢？下面是事实。
长治市新华纸厂，其前身原为敌伪创办。长市解放后，归上党建设公司接管。不久移交给太行纸业公司。四六年三月转归新华日报馆接办。当时规模甚小，只有四口抄纸池，一盘土碾，动力为三个牲口，工人连职员共十六七人。四六年秋，市工会提出实行“劳资两利”、“劳资合作”。试行数月结果，厂方每月只盈余二万多元，工具折旧等尚未扣除。而当时工人工资除由厂方管饭外，每月即为两万余元，厂方盈余只顶一个工人的工资。所谓“劳资两利”，实际上是片面的劳利资亏。而这种所谓劳资两利的办法，在四六年太行区群英会上，工会一再鼓吹提倡，选为“模范工厂”，并产生了“英雄”、“模范经理”。当时，某军火工厂负责同志曾这样说：“新华纸厂是轻工业，工资如此之高；象这样子的劳动英雄，我们还多得很！”
去年春，纸厂扩大生产量，从原有之四口抄纸池，扩充为十口池子，改用畜力为电力，资本增加到千余万元（现在则增到五千万元）。同时发现原经理有贪污腐化行为，即将其撤换，大胆提用厂内工人“劳动英雄”武昌海担任经理。此时工资为十区麻纸（伙食在外），值二万元左右。当时米价为四百五十元一市斗，可买四石多米。生产标准为每日五区纸，超出之数分红尚不在内（每人每日最高可抄七区）。工资之高，超出长市任何轻工业工资，与重工业一等工资相等。但市工会则一再认为纸厂工资降低了，经常支持工人增资意见，处处对厂方不满。
去年七月，厂方感到工资过高，成本太大，提出适当降低工资，并改赚纸赚米。但工人提出要“五石米、三丈布”的极不合理的过高要求，几经争执，最后决定为每月一石八斗米，二十五方尺布，伙食仍由厂方供给。实际此数比一般工资还是高。但市工会及工人均不满，他们为了多分红，硬将生产量降低，生产标准从每日五区降到四区半。到去年冬天，则减到四区了，但实际生产量则为五区到六区。
由于这次减低工资及改赚纸为赚米，工会与工人对厂方极为不满，主要集中在栗富贵身上（是报馆派去的副厂长兼会计，木匠工人出身）。八月十五，工人借口停工问题（每年两季照例停工一月。当时本为工人提出，但厂方同意其意见并宣布停工后，工人即加否认，说停工是厂方无故开除工人），在少数襄垣工人带头及在市工会撑腰作主下，爆发纸厂斗争栗富贵事件。结果停工十天（但工人工资仍然发），厂方直接损失数十万元。当时市委、市工会单纯站在工人方面，市委阎镇，三分书记孙国宝，副书记李宜生，市工会主任宋有信，市工会宣传部长牛来全，市工会武装部长赵保成等，片面听信工人意见。赵保成部长并说：这是“纸厂破坏职工运动”。在市委、工会及工人的压力下，共开斗争大会两次，理由是栗富贵“领导作风不民主”，无故开除工人（指停工问题），克扣工人工资（指适当降低工资），贪污等等。在大会上栗几乎被打。第二次会上，分委书记、市工会主任、宣传部长等，均亲自参加。在开会前，分委副书记李宜生、市工会宣传部长牛来全提出他们的解决办法是：“栗富贵一定得撤换离厂，否则问题即不能解决。”牛部长更直接了当的说：“栗富贵如不出厂，则全体工人都不干要散伙。如厂方不接受此意见，我们即不管了………”。结果在市委、市工会压力下，报馆被迫将栗富贵同志宣布撤职，并受到党内的警告处分（栗富贵没有挨打的原因，是由于栗是党员，且是纸厂支书。受到警告处分是市委的处分，因纸厂行政权归报馆领导，但支部归市委领导，至今未变）。
纸厂工人中半数以上为襄垣人，以李来秀（工务）、武昌海（厂长）、乔根（工会主任）、姜旦（支书）等数人为首，在经济上结成巩固的小宗派，排斥非襄垣工人，特别是对非襄垣的学徒排斥与统治更为厉害（学徒的工资是不高的，但襄垣小宗派和市工会是不关心的）。
在纸厂事件中，市工会主任宋有信，曾两次提出要求报社将纸厂交给工会管理。
市工会对纸厂的看法，认为厂方是“资本家”，以“对资本家的态度”对纸厂。故对劳资关系问题的解决，不是在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原则下，用协商方式来解决问题，而是做工人经济主义的尾巴，单纯经济观点，发动工人给工人撑腰，向厂方斗争。不了解纸厂是公营事业或革命工厂，把农村中斗争封建地主的一套办法，都原封不动的搬到城市来对待工商业，来解决劳资问题，这是错误的。甚至把“地主即是罪恶，农民即是真理”的口号也搬进工厂，变成“厂方即是罪恶，工人即是真理”。在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在工厂即成为“工者有其厂”。长市市委也与工会有同样的观点。
由于纸厂工人掌握在几个襄垣老工人手中，他们便拉拢了市工会一部干部，不仅经常进出饭馆、戏院，而且可以在纸厂随便借钱（宋主任有信一人借了三十万，牛部长来全借了三万多），做工人的经济主义尾巴。他们在吃了嘴短之后，腰即不硬了，即不能坚持原则了，这是必然的。所以除直接给工人撑腰外，到市委那里便只说工人对。既然吃了糖，便只得“上天言好事”了。而市委只听一面之词，无条件的相信工会干部的话，很少听取厂方意见。主要原因，是他们错误的把厂方看成地主富农，工人看成贫雇。如阎市委、宋主任在先后谈到长治市一年生产时，都曾说纸厂省工四千五百个，增产一倍。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登载这个消息后，二月八日读者正言、傅宏予以揭发。
由于纸厂的产量低，工资高，质量坏，所以纸的成本很大。现在林汤等地民间纸，双印纸每块（千张）售价二万五六千元，而长市新华纸厂三月份出的双印纸，每块成本则达三万七千五百元，而建设费尚未列入。
　　　　　　　　　　（太行新华日报驻长治生产代表王元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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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本报印刷厂根据中央局指示
　初步检查工资制度
　发现工资过高且有平均主义
【本报消息】中央局关于工商业政策的指示及陈伯达同志的“发展工业的劳动政策与税收政策”发表后，本报印刷厂领导方面当即根据政策精神，对厂内工资制度作了初步检查，发现不但工资过高，且还有相当严重的平均主义错误。按现行工资规定：三等一级者每月小米三百斤，和中央局指示中所批评的军工等厂的高工资规定恰相等，一等一级者三百九十斤，低于前项规定。但练习生工资却较前项规定的学徒待遇（每月一百五十斤）高的多——一级练习生每月二百卅斤，二级二百一十斤，三级一百九十斤，和技术工人差额不大。如一级练习生和标准工人工资二百八十斤，其相差只五十斤。平均主义还表现在印刷各部门劳动强度与技术繁简不同，而工资上没有差别。平均主义的形成，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印刷厂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供给制，改订工资制度以后，学徒待遇也还参照机关供给制，强调生活享受上的平均。如穿用费、食用费、零用费工人和练习生相同，而练习生还要领技术津贴（一级的每月高至小米五十斤）。另一方面土改中农民获得土地，生活改善，工人片面的与农民比生活，想当干部，若待遇微薄，学徒就不易招收。实际上，该厂工人生活一般都比当地中农生活富裕的多。一个二级练习生养活一个老婆，一个孩子，每月平均还可节余六、七千元，足供衣服。这样平均主义的高工资制度，主要是厂方的尾巴主义，无原则的迁就落后思想所造成，形成该高不高，该低不低的工资待遇，是完全不符合于陈伯达同志提出的按件、按等、按分、按节约（减低生产资本）等的合理与适当的累进工资制度的。不但不能刺激工人钻研技术，提高生产热忱，相反地，工人一进厂，生活就较富裕，甚或还可养活家属，创造研究钻研技术的热情就相对减低。工人中间，特别是练习生中间，普遍存在着熬年限，等升级的思想，熬到一定年限就可一步步往上升，即便不升生活也有保障。一般练习生进厂后对工资制度表示非常满意。但有的进厂三年多，技术提不高，依然是练习生。同时由于各部门间工资不公平，这一部门老想往另一部门跳，因为打版部的技术较排字房和机器房的简单，这两部门的某些工人就想到打版部工作。就整个工厂讲，工资制度起不了刺激生产的作用。平时业务上的创造改进，都是由于领导上的政治鼓舞或一定的运动热潮下产生的，而不是经常的自觉的改进钻研。例如经过三查学习，今年报纸整个生产过程缩短，质量提高，原料节省也都有进步。如排字部初校错字过去最高到千分之十以上，现在减少到千分之一到三。机器部上版时间，过去为四十分到一点钟，现在则为十九分到二十七分钟。打版部一张毛边纸纸型可浇八张（过去两张或三张）。但据负责同志谈，这主要是靠政治教育，热潮一过，容易疲塌下去。现在劳资双方正根据这些具体情况，检查研究，已初步提出改正与减低工资意见，等候统一规定解决。同时在五一节后将要展开全厂职工对工业政策的学习，提高政治觉悟，作为改正工资制度的准备。

第1版()
专栏：

　　元氏新区生产自救灾荒村庄大大减少
【元氏消息】本县经过四十天的生产渡荒，已收到相当成绩。二万五千多灾民，经过贷款（九千五百万元）、贷粮（二十万斤谷），救济糠（二十八万六千斤）、菜（七万斤），组织与扶持了灾民纺织、扑坎、副业、贩卖等生产。政府又调剂早熟庄稼种子高粱、小玉茭、豆种一万五千斤，棉花种五千四百斤，使灾民也能下种。据不完全统计，四、五、六、七、城关五个区约有纺车二万五千辆，现已有三分之二动起来，约一万六千六百辆。每天能纺五千二百斤；每斤以五百元计，能赚二百六十万元。四区五百户的使庄村，一天平均出二百多匹布，再加上纺花，每天能得利三十万元。五区正村一百五十户，每天出布一百匹，可赚十万元。六区富村中农张老恒，七口人，十四亩地，因敌人强征，曾把家具卖光，过年后经常要饭吃，一次连着五天没起火，家里整天生气不和。这次贷款一万元，粮七十斤，母亲和妻子纺花，五天赚的钱可买一小斗高粱。他计划这一个月先吃贷的七十斤粮，下月即可吃这个月赚的，吃到麦收不成问题。家里也不生气了。十四亩地也种上了。又组织群众从赞皇往获鹿运米，全县运八十万斤，共赚三千五百万元。其中有三分之一搞来回脚，可赚一千一百多万元，共可买粮三十四万斤。一、二区原来十二个灾荒村，经过生产自救，灾区已缩小到五个村。
　　　　　　　　　　　　　　　　　　　　（苏指方）
【邢台消息】三区前留庄、伍仲两村灾荒严重，村里除将存的一部果实粮和政府贷粮借给灾民外，近又发扬村民熟皮老手艺，积极生产自救。前留庄男女历来就会熟羊皮，做皮袄，但没本钱，干不起，村干部便到邢台市揽做了贸易公司黑白羊皮三千张，又揽了金记货栈白皮一千张，共四千张。每张除用黄米、皮硝、皂角、紫×等材料五百二十二元外，可净赚手工钱四百七十七元，总共可赚一百九十一万元。现在全村贫雇中农已真正自愿的结合起八个小组，七十三个工人，是按劳力折分，按技术“谁下米，谁吃粥”，互不吃亏的办法分红。活紧时在一块起火吃饭，活松时在家吃饭。伍仲村在合作社帮助下，也到邢台市贸易公司揽了三千张白羊皮，除去熟皮材料钱，共可净赚一百六十五万元。自愿结合起来七十二个人。现在两村熟皮工人已经开始工作。大家高兴的说：“咱村向来就是吃羊皮，穿羊毛，离了羊毛过不了。”这一下，麦前的灾荒就不怕了。（赵增韦）

第1版()
专栏：

　　蒋管区地主来我区经商应该欢迎！编辑同志：
我有一个问题弄不清，不少同志在一块扯，也扯不出一个名堂。咱们有些干部，家庭是地主，目下家乡仍是蒋管区，全家跑来解放区安家，他们家庭为了维持生活，从家里变卖一些财产，来解放区做生意，这算不算分散财产？干部对家庭这样作法应持什么态度？他们如果不这样作，在蒋管区无法生存，且有性命危险，类此情况，应怎样解决，请答复。（尚文）
尚文同志：一般地主富农把财产转向合作社、工厂或商店经商者，是进步现象，应该当做工商业坚决保护，不准斗争，不能认为是分散财产。这一点中央局关于工商业政策的提示及给太岳区党委的指示中，都有明确规定。象你们提的从蒋管区变卖了财产，来解放区安家做生意，可以增加解放区财富，对繁荣经济，发展生产都是有好处的，不但不算分散财产，还应该以各种有效措置帮助他们解决，建立商店、工厂，使困难他们早日开始营业。
　　　　　　　——编者

第1版()
专栏：

　　房租不应随便提高编辑同志：
本县大阳镇有村公所的市房十四座，自咱们解放后每年任意给商人增加房租，例如：
一、行世英于民国廿七年逃荒至大阳给人做长工过生活，赚了些钱后，过小摊贩生活，三十四年将全家搬到大阳开了个小杂货铺维持生活。租了村公所房二间，每年出租麦三斗。三十五年无故加到四斗，卅六年增占了房一间，成三间，房租又加到一石一斗，今年又加到一石八斗。
二、崔甲运是大阳人，贫农成份做饼子生活，占房三间，日本人在时每年房租麦六斗，咱们解放后少占了房间，成了一石七斗，今年又无故加到二石。
诸如以上共是商号十四家，房租都逐渐增加了，但该村贫雇团人说这是群众的意见，你们愿意占算，不愿意占有人占，所以商人都不敢说话，只好听人家加租。请报社同志来函指示，此事如何处理。
公共市房是否分配给群众，如分配给群众，贫苦商人是否可以分呢？请答复。（临汾县工税局杨光、王一道）杨光、王一道同志：
随便加高房租是不对的，应该由负责机关统一规定适当标准，任何人都应该遵守，不管贫农团、村公所，都不能无故加租。因为这样做只片面维护出租者的利益，却加重商家负担，妨害工商业发展。已经提高的，则按规定降低。又这个村公所占有的这些市房来源如何？是否应由村公所占有出租，也应由负责机关研究决定。至于公共市房，不能分配给群众或商人，可以给群众住，但须收一定房租。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