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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02-13第1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通讯往来 第八号

第1版()
专栏:

通讯往来
第八号
各地参加土地平分的同志:
你们到村后,如何接近贫雇?如何宣传土地法开展平分?工作中碰到些什么问题和困难?如何解决的?犯了些什么错误,如何纠正?有些什么经验?你们自整党后,在平分运动的考验中,思想上有何变化和收获?有何新的进步?各村工作面貌如何,有何特点,有什么具体问题?这些都请你们及时写给报纸,我们今后将用最大篇幅发表。写法可以不拘形式,如写信,通讯,工作报告,反省都可以,总之,怎样能说得明白就怎样写。

稿费通知

第1版()
专栏:

稿费通知
一、本报通讯员同志:一月份稿费已寄出。因不少同志集中学习土改或工作调动,稿费都寄交原来岗位所属的专署或县办公室了,请注意。
二、太行军区政治部及五分区邮局、冀青、文云、俊卿、韦光、米换,岳北人民报同志:你们一月份各有三百元以下的零星稿费暂存本科,望继续努力投稿,以便凑成整数寄去。
三、崔殿宸、姜森同志:请示通讯地址,好寄发你们的稿费。
本报通联科
二月十日

依靠贫雇调查情况 田二庄干部包庇地主 形成家族统治打击农民

第1版()
专栏:

依靠贫雇调查情况
田二庄干部包庇地主
形成家族统治打击农民
土地肥瘦相差太多
贫雇缺粮窟窿很大
【本报消息】武安田二庄工作人员,在访贫雇中初步了解到该村的主要情况,并取得访问贫雇的经验。现将其概略情况,报导如下:
田二庄土地一三七○·五亩,人一○○户,三四二口(包括在外战士与工作人员三三人),每人平均土地四·○七亩。据十六户贫农调查,土地改革后,他们的迫切要求是调剂一些好地。他们的土地一般的质量都很坏。十六户共三七人,土地一七一·五亩,每人平均四·三六亩,尚超过平均数;但质量太差,一七一·五亩中,好地只占五○·六亩,每人平均·八九亩(以十三户均)。象这样应补入者十六户中占九户。另一方面,干部及与干部有关者,全部或大部,侵占了好地。例如村长减租前是赤贫,现有好地二○·七九七亩,无坏地,每人平均四·一六亩。政治主任是老中农,土地改革中坏地换好地,六口人,好地二七·三四亩,每人平均四·五五(以上据贫农谈)。这二户共好地四八·一三七亩,几与十六户贫农好地总数相等,肥瘦悬殊可见一斑。其次,粮食问题甚为严重,十六户中接不到明夏者即有半数,其中缺一石以上者有六户。平分土地时须注意解决此问题。
田二庄的政治特点,是村干的家族的恐怖统治。政治主任等十四个干部中,七个老中农,七个新中农。其中九个是“主任”(群众称政治主任为主任)。村长——杨姓的一股子及其外甥十三个党员中有十二个是干部,掌握着财政与民兵的大权。再加上政治主任的四弟兄三外甥,村长的两弟兄为其爪牙,站在群众的头上,谁不如他们的意,他们便恫吓说:“扔到西沟去”(捣死之意)。去年春天(阴历)群众要求斗争地主杨春发(系主任之哥过继与地主者),他们那“一窝蜂”当场咆哮起来,要把提议的贫农杨祥子扔到西沟去。群众被打击下去。这种新式封建的恐怖统治,今天还在继续着,但也在变化着。土地法大纲公布后,干部即卖砖瓦树木,造谣大均产,粮食财产都平分。过阳历年,大吃饺子。中农恐慌。我们到村后,反复的讲解了土地法,贫农欢喜,找我们;中农渐安定;干部正面抵抗,监视我们,夜间派人到我们房上站岗;讽刺贫农说:“选你当农会主任吧!”我们一方面在冬学里,在贫农群里讲土地法,揭穿干部违法行动;一方面召集干部党员,讲告党员书,指出其出路。这时干部开始分化,一部分人愿接受我们的教育;较坏的一部分人也不敢公开抵抗;但我们未抓紧教育,片面的强调施用压力,结果以村长为首带领其家族集团,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向贫农进攻,村长明知故犯,卖羊七十六只。“主任”外甥(即包庇下来的地主杨春发的外甥)张天义最为疯狂,在冬学里故意提出过左意见,把优抗主任杨二友撤职,罚中农胡龙,挑拨中农贫农间的团结。十二月二十三日冬学里,村长与张天义等斗争有流氓行为的贫农杨生,追问“贫农团”,要扣押杨生,企图一举打垮贫农团(他们认为贫农团已建立起来,杨生是团长,其实贫农团尚未组织)。过了三天,村长因卖羊被撤职,大部干部低头,但“主任”仍被那一伙子包围着,企图保持其统治,把贫农打下去。贫农经过以上经验,看到了区上给自己撑腰,胆愈大,信心愈高,团结愈坚,活动愈积极了。
行动站稳立场 取得贫雇信任
半月中共调查了三十户贫雇,开头他们害怕,以后可以谈一般情况,在摸清我们的底——为谁撑腰——之后,他们逐渐将心底话告诉我们。近来更有许多受过奇冤大苦的人亲自找来,告诉我们永不告人的话。目前看来,有九个人较积极坚定,其中有六个人具备了核心人物的四大条件——长年劳动,为人正派,大公无私,热心为大家办事。他们逐渐形成领导核心,遇事先商议,后检查,有步骤不紊乱。总之,半月来贫雇与我们在该村的工作人员的关系是互相摸底,互相调查,逐渐相信的过程。贫雇对于我们的调查研究是万分细密与慎重的,决不轻易的相信我们。因此我们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必须十分谨慎,坚定的站在贫雇方面,从言语行动中,把我们的底告诉他们,使他们相信我们,响应党的号召——平分与贫雇当家,自觉自动的起来为自己的解放而奋斗。换句话说,摸底的过程,就是启发群众觉悟的过程,这一步做得好,下一步组织贫农团、农会、农代会才有基础。否则,他们是不跟我们走的。如何摸他们的底,启发他们的觉悟,响应土地法大纲呢?半月中过了两关,达到了今天彼此相信,他们自觉的活动起来的地步。
首先,打破怕干部报复的心理,树立贫雇当家的思想。他们说:谁敢惹人家(指干部)?人家都是一家子。给人家提了意见,又和那一次洗脸擦黑一样,还要命不要?你们走了怎样办?(摸不清区上的底)谁敢惹人家?人家上边有根。这时我们在冬学里在贫农群里讲土地法大纲,读报,讲新精神,表明这次不是“两头”撑腰,只撑群众的腰。同时从行动上教育他们,我们住在他们家里,一块吃饭。他们说:“从前老李(魁庭)住在地主家二三年,老王来调查工作,住在干部家里,都没有到我们这里来过”。他们愿意和我们来往。我们到最穷最受气的人家去,本人说:“谁到咱家里来过,谁看起咱了”,感到莫大安慰与荣幸。其他贫农也感到我们是真心向着穷人。对干部说话,他们在外边听着,听到我们要干部向群众低头,批评其多占果实,他们看到我们确乎是只撑他们的腰。怕干部报复的第一关开始突破,他们想要当家了。
第二关是“老木头”(贫雇自称)不行,“咱们不会说话,不认字,没有办过事”,“人家(干部)都是老干部,咱说不过人家”。这时我们进行“能力”阶级性的教育:为谁说话,为谁办事,说什么话,啥叫会说话,会办事。进行干部的四大标准的教育,只有“老气人”(老实人)才会给穷人办事,鼓舞他们的信心。在冬学里研究土地法,讨论问题,锻炼他们,从行动上说明只有他们才说真理,才会说话。
接着,他们敢于干了,又感到“人少势孤”,于是进行了团结中农的教育,并研究了具体对象,分头联系。这样,过了两关,核心人物逐渐看出来,活动越积极。
接近群众的关键何在?在于我们实际上相信不相信群众。我们口头上说相信群众,但实际上如不相信或不完全相信群众,那样还说得上接近群众吗?半月来我们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与贫雇的谆谆教育之下,打破了与打破着以下几个思想障碍,逐步的与群众的关系密切起来。
诚恳接受人民的批评
一、以狭隘的贫雇观点当做群众观点,只喜欢贫雇,对于干部却不分错误大小,觉悟程度,有深恶痛绝的情绪;对于中农有些冷淡。贫雇感到“势孤”,批评我们对干部“不要发脾气”,要求团结中农。他们教育了我们不代表大多数人(即包括中农在内的)的利益时,贫雇利益是没有保障的。
二、以发动积极分子代替了发动广大贫雇阶层,对于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贫雇群众,看到他们顾虑多,不积极,有动摇时,则表示冷淡,甚至有讨厌情绪。不了解发动积极分子的目的是为了发动广大中间与落后阶层,只有他们觉悟,并行动起来,才有群众运动。
三、上了有流氓习气的杨生的当,以流氓当作积极分子。他为了把地主的媳妇弄到手,积极“串连”贫雇,弄得贫雇群里混进几个走风漏气,“自私自利”分子,打击干部,脱离群众,走了“先宽后严”的大湾路。
四、错误的对待群众的缺点,对于贫雇光棍搞女人等二流子习气,为了平分时补入些东西而说自己穷等等看不惯,甚至讨厌,缺乏阶级的同情态度,影响接近与改造他们的工作。
五、以老实贫雇当骨干,究竟行不行?他们斗争性强不强?“老木头”“走不了错误”,这是他们自己的答复。从干部斗争杨生的事件中考验了他们,他们是最坚定的,斗争性最强的。
六、唐吉诃德式的包办代替的作风。不知发动群众自己起来干。批评村干部,教育流氓分子,都由我们自己干,对不平之事常常发怒,“穷人是一肚子眼泪一肚子愁”,“我是一肚子气”,成了我的口头语。怕群众“失败”,想自己“挽救”危局。似乎田二庄的一切事情,都靠我们自己才行,不知依靠群众,结果“费力不讨好”。干部抵抗大,贫雇孤立,自己也担心坏人打黑枪。干部与地主结合,借着打击流氓杨生,向贫雇大举反攻,使贫雇情绪遭到很大损失。从此教训了我们,自己是渺小的,不行的,惟有发动群众自觉自动的起来,去批评干部,教育流氓分子,向不平的事发怒,那时——只有那时才有力量,干部才能低头,流氓才能改造,不平之事才能消除,群众才能真正翻身,真正当家。
以上是半月以来所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没有这一条最低限度的群众观念——相信群众的观念,单纯讲接近群众的方法方式,是不可能与群众接近的,甚至要脱离群众的。反之,相信群众一分,即能与群众密切一分,方法亦就可以多一条。(更生、韩冰、李珏)

涉县赵峪、甘泉两村 地主至今还收重租

第1版()
专栏:

涉县赵峪、甘泉两村
地主至今还收重租
【太行消息】涉县赵峪、甘泉两村,区上干部傅玉堂、赵锦和县里干部任月先在最近深入贫雇访苦中,发现他们至今还受着地主残酷的租佃剥削。赵峪由于地主富农掌权,一直压制农民。该村村长傅良柱是老富农(现在还雇着长工),政治主任傅林禄是富裕中农(四六年冬还分了二亩八分好地);副政治主任傅德是富农;武委会主任傅锦天是破落地主;合作社会计傅玉廷是地主(至今穷人还典他的地,以前不但没挨过斗,反分了个大杨树),贫农刘春成诉苦说:“现在我还是典的人家刘富所(富农)四亩地,租的财政主任王存德(地主)五间破房子,每年出五斗租谷,一共租了卅五年啦。前年(四六年)冬天刚翻身,我在农会提出要割了这些典地租房,政治主任发了火,说王存德不是富农,“咱村就没地主”。干部包庇,人家一点东西也没动。这还不算,干部非叫我把典的刘富所的地给赎回去不可,后来还是区干部没让。租的财政主任家房子,去冬(四六年)还是给人家出了五斗租谷。再看人家王好先等八家地主富农,还喂着一百五十多只羊,赵三楼(地主)还用十五万块钱买了头驴。这回土地法说要把封建一律取消,我很高兴,就看这回可真能翻身了吧?!”甘泉村主要也是有些干部包庇地主富农。至今宁云青、宁双庭、宁水庭、宁老二等四户贫农,还租着富农宁石昌六亩多好地,每亩地五月出租麦一老斗(四十斤),秋天出租米三老斗(一百二十斤)。去年(四七年)收成不好,只有二亩地收七成,还交租麦一斗六升,其余地一籽没见,也没交租。土地法公布后,在今年阴历腊月初七,地主宁石昌的母亲,竟然还到贫农宁水庭家逼要租子,说一粒也不能少,晚上并住在水庭家,又往炕上屙尿,欺侮至极。第二天,水庭找着干部诉苦,干部还采取说服办法,“动员”石昌的母亲回去,结果无效,最后还是硬拉出去。现在才算是管制起来啦。

沁县阎家沟地主女人 仗势害死贫雇老婆

第1版()
专栏:

沁县阎家沟地主女人
仗势害死贫雇老婆
【太岳消息】沁县五区阎家沟杜青云,原系经营地主,是个赌棍,一份家产卖了个光,后来到我游击队当伙夫,因挂彩退伍回家。去年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一时假装积极,被选为村里的“翻身英雄”,又混进党内,还当了农会常委。在翻身中,他和两辈子放羊出身的阎娃娃伙分了地主阎黑汉一座院子,杜青云和阎黑汉老婆结了婚,这个女人还住在原来的房子,仗着干部势力,经常欺侮阎娃娃。她恨阎娃娃不该分了她的房子,总想找机会报复。一天杜青云的女儿到阎家弄水,和阎娃娃老婆吵起嘴来。杜青云老婆把阎娃娃女人骂了一顿。阎娃娃回来很生气,但惹不起人家,只好把自己老婆打了一顿。当夜阎娃娃睡觉后,他老婆就被迫投井而死。这件事情发生后,区里领导上受了蒙蔽,没有认真处理,只把杜青云的女人斗争了一顿,虽然也“动员”杜青云和地主女人离婚,可是没有作到。

我们起来闹翻身被坏干部打垮了

第1版()
专栏:

我们起来闹翻身被坏干部打垮了
傅小元
农民们:
我们报纸,欢迎大家在这里控诉地主的罪恶,揭发工作中的缺点,发扬那些咱们农民认为好的、合适的事情,提出自己的要求和改进工作的意见。凡是大家提出的机关、团体、个人,他们都要表示态度。该作检讨的作检讨,该按照大家意见办事的要接受下来办。有不对的地方可以作解释,提出不同的意见。
大家会写的,就自己写。不会写的,可以找报馆的通讯员、记者和当地的干部写。要不就自己来报馆跑一趟。再不行,写个信给报馆,打个招呼,我们就可以想办法。编辑同志:
我是河南林县人,我叫傅小元,在家被地主剥削、压制的没法立足,在日本进攻长治的那一年,全家八口人讨饭讨到山西壶关县东崇贤村。说了千万句好话,租了地主平富贵七间破房子,每年租米一石三,这是正价。在过年过节得买几斤肉打几斤酒送送礼,农忙时送几个工,这是额外报谢。房子找下了,全家仍没一分地,只好由父亲开一个小店,妇女纺织,我担小挑捎带开坡地糊口,坡地慢慢开到五亩。
几年来共产党号召我们翻身,组织起来和地主斗争,但因为村里的主要干部是地主、流氓当任,紧紧的保护着地主,使我们每次运动都是失败,石板没有揭掉,反而压的更重了。王太顺的父亲在旧社会当村长,王太顺在新社会当政治主任,点点头、说句话,地动山摇。程申福当副村长,他在从前吸料面、大烟,赌钱,嫖女人是他的家常便饭。蒋成水在敌顽在时是三面村长,以后也当成我们的抗勤。这些人掌握着大权,说一句哪个群众不害怕?这些人不做工作,成天赌博、嫖女人,根本说不上领导我们翻身,并且每次运动,都让他们把我们镇压下去。
四二年我们起来闹翻身,他们把我们穷人压下去,弄的我们别说减租,连话也不敢多说。四四年各地运动又开始了,干部不领导我们干,我们想斗争又不敢。可巧区上李政委和赵同志来工作,他便告诉我们,只要我们齐心干,干部不领导也能翻透身。区公所给我们做主,穷人们就都胆大了。这时候地主平富贵威吓我们,说他兄弟是共产党,用手又比了个八字,不叫我们斗争。我们没有害怕,还更坚决了。没饭吃的毕魁则、张丑则、郭东贵等以苦引苦,动员我们穷朋友,要向地主作斗争。正在这时候,李政委开会走了。地主和干部就乘机向我们反攻。这一夜冬学里人特别多,地主家的大大小小全都来到,站的很高,满脸发笑。我们看见情形不对,用口传穷人完全走到别的地方去讨论。哪知道干部早在门上派好四五个民兵站着岗,步枪上着剌刀,我们一个也出不去。怎么办泥?我们又二次口传,今天黑夜任何人不发表意见,要看事办事,大谅他也不能把我们几十个穷人全消灭掉。我们挤在一起,一言不发,瞪着眼看。政治主任等干部讲话了。第一句说我们要斗山西人。要本地人团结起来对付我们。第二句给我们戴上了特务帽子,说我们开的是特务会。就让民兵里的地主儿子将我和张丑则捆起来。共产党号召我们翻身,区干部亲自领导,现在我们变成了特务。大家忍不住的要起来拼掉他几个,可是又想到我们手无寸铁,人家有权有枪,只能忍着。只要李政委明天赶来,我们就有了办法。我和张丑则扣在冰冷的观音堂里,还要喂我们粪吃。幸亏往区上送信的人走的快,李政委来了一信,这才没把我们吊起。第二天天明,李政委和赵同志赶来。我们问赵同志是不是给我们做主到底。赵同志答复我们说:他要到别村去了,叫我们不要灰心,总有一天会翻透身。李政委还在这里。事情以后糟了,领导运动的大权又交给干部了。我们又变成了斗争对象。没地种没饭吃的郭车贵,以旧社会最低下的行道打鼓赚来几斗米,成了封建剥削,吃了一顿打,米和鼓也给弄走了。张丑则是佃户,三天被连打三次。一天一次打,我们受不了,我与张丑则商量:摆在眼前一条路,只有找咱的老根,去参加解放军。张丑则就丢下没饭吃的母亲参军走了。穷人们的翻身运动被这些恶霸、地主打垮了,恶霸吃的开了,王太顺由政治主任升成公安局里管理员,蒋成水由抗勤当了村长。
到了四五年冬天,地主害怕我们再来斗争,和干部在区公所和区长谈好,赶我出村,要我腾开租住的七间房子。宋世洪区长(女)照地主的意见给我判决了。我心里不服气,到县里找见周副县长,写了一信,让年后再搬。一封信恼了宋区长,把眼一瞪,说道:找县长也得腾房子,不腾扣起来。就这样的住了看守所。后来不知怎样,李政委把我放出来,又告我说:不要生气啦,给他腾开吧。接着由冯书记处理。地主家放的一个破缸,说是我用坏的,赔了新缸一个。又补上了三斗欠租。每年一石三斗米的房租,出了个整整齐齐,一颗不欠。全家八口人,在腊月十五离开了东崇贤。临起身时,五亩坡地种的山药蛋,地主平富贵和村长蒋成水说:地是他村的,东西也是他村的,不让我拿。我又问了周副县长才取走。全家走到离东崇贤五里地的泽井村留下。地主平富贵又到泽井去破坏,说我在他村落的是特务,别留他。泽井的武委会主任是穷人,他知道我们的困难,才说了两句硬话,把他给顶走,我才在泽井住下。
土地法大纲公布了,我又要说话。这些地主和坏干部这时候可要真正处理处理了。
(我官名叫傅银贵,小名傅小元,家住壶关泽井村。我自己不会写,找了个同志,我说,他给我写,又给我念了,我听的全对。如有一点差错,我愿当面和这些人来对话。)

洛尔峪农会主席白泉生 逼死贫雇刘作民

第1版()
专栏:

洛尔峪农会主席白泉生
逼死贫雇刘作民
代笔者兴仁、景文
邢台七区洛尔峪村农会主席兼合作社经理白泉生,抗战前是富农,后来成了破落户。过去当农会主席,曾经垮过两次,这是第三次上台,并兼合作社经理。他和村长、武委会主任是一股劲,他搞着个破鞋叫刘桂芝。群众见了他不能叫名字,总得叫“白主席”。叫刘桂芝是“刘参议”(她是县参议员)。白泉生和刘桂芝是明铺夜盖(刘的婆家是营头人,前年离了婚就没走,经常住在洛尔峪),还给她分了一座好房子。今冬连抗属们都没柴火,白泉生却强迫群众给刘桂芝打了一房顶好柴。白泉生在前几年没收汉奸家产时,贪污了二十匹布,都给了刘桂芝。
去年群运时,群众因为怕他,要给“白主席”分房子。他口头上说:“咱是干部,先尽群众分吧”。实际上他把果实里的石头、木料完全拿了,还拿了七八布袋谷子,说是盖房子用。今年春天他要盖房子,强迫群众给他“乐款”(捐款的意思)四十万元,又在合作社抽了十万元。共盖了一串半院(二十八间),没用他自己一点东西。盖房用的工,还是群众“送的”,他只是拿上群众果实,做了些饭。现在他家住的房子,连上过去旧有的,共三串院子、两座楼。在“乐款”时,白泉生非叫放了半辈子羊、去年才从外村回来的雇贫刘作成“乐款”不行,刘作成没有钱,白泉生就查封了他的房子,三个月不叫他回家。白泉生盖房子用啥石头,就到刘作成院里起(刘作成分的是个破院,除一个好房子外,其他房都塌了)。还把刘作成的大门摘了,按到刘桂芝门上。
有一个贫雇叫刘作民,秋天把手砍伤,不能上地,好在街上走,今冬参加了贫雇小组。白泉生就吓唬他说:“你不生产,还参加什么贫雇组,打算斗干部?”刘作民是个生产小组长,开会也不叫他去。这时,就有坏人乘机威胁刘作民说:“人家想斗争你呀,这次连会也不叫你参加了”。刘作民自此以后非常害怕。又有一次村里开妇女会,散会后别人都走了,偏把刘作民的儿媳妇留下,白泉生给她说:“你家翻身了,你老公公和你婆子,现在啥也不干,你哥哥还在中央军里,如果你们再不动弹,就要斗争你家。”他回去一说,刘作民更害了怕。第二天早晨正发愁的没办法,白泉生就叫他手下的狗腿刘天如到刘作民家问:“到底是谁告咱白主席来?”刘作民说:“我不知道,我反正没有告他。”刘天如又说:“你不能不知道。”刘天如走后,刘作民更加害怕,觉得自己反正是活不成,就到村外上吊死了。白泉生发觉这事后,还故意装样子,跑出去说:“不知谁把咱基本群众害死了,这人死的真可惜呀!”回村里还开了个群众会,给群众说:“不知哪个坏分子害死刘作民,这人真可惜,我们干部光想哭”。
白泉生看见区干部到谁家,就到谁家问:“区干部给你说些啥?你给他们说过什么?”弄的群众都不敢吭。最近区干部赵富山同志在他村深入搞工作,白泉生还派了两个人经常跟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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