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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02-11第1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论查田运动

第1版()
专栏:

(毛泽东著)
本文件是刘少奇同志在去年十一月指定翻印,发给土地改革中各级干部阅读的。少奇同志说: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三三年在江西苏区关于查田运动的三篇著作。虽然当时江西苏区的情况与今天解放区的情况并不相同,党的政策和口号也与今天并不一样,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也并不能在今天各解放区都能适用;但毛主席在当时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及其所指出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原则,直到今天仍有许多是相同的和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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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直文化部门整党结束 认真站队严整队伍 历来好闹纠纷原来是阶级界限不清

第1版()
专栏:

中直文化部门整党结束
认真站队严整队伍
历来好闹纠纷原来是阶级界限不清
初步反省,发现不纯,低下头来
【本报消息】中央局直属各文化工作单位:边区文联,文工团,新华书店,人民日报及新华总分社等机关(缺邯郸广播电台,现尚未结束),经过两个月的整顿队伍,现在初步站队完毕。此次参加人共四百五十名,地主富农及资产阶级成份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无论阶级成份,思想成份均表现了十分的不纯洁。
这一次文化界站队,是在全区土地会议精神引导下进行的,经历了严重的痛苦的割尾巴斗争。开始的时候,不少人认为土地改革与自己没有直接关连,有的家在蒋管区,表面看来并无牵挂。有的一年来对土地改革可以说是不闻不问,抱着所谓“客观”的态度,一部分从事报导实际工作的新闻工作者则抱着“差不多”思想,觉得一年来报导得都还不错,“检讨是下边同志的事”,自己是来学习锻炼。以上种种思想在学习中成了包袱,起初都是观望,看着人家整。提出整顿文化界党的队伍后,不少同志拿上“五四指示”,一面抱怨过去没好好研究,一面教条主义的争论一阵“什么是富农”,“为什么现在不实行土地国有”?其中有的同志表现了十足的左倾空谈,自以为“早在四二年就觉得政策有些右”,甚至觉得今天彻底平分政策不过瘾,实行土地国有才算“正确”。一些地主富农出身的同志则开始考虑个人家庭、地主老婆应如何处理等问题,有些抬不起头来,思想情况开始从静止转入混乱。
十一月中旬,领导同志号召文化界每一个人毫无例外的下水,表明党整顿队伍改造文化界适应彻底平分的最大决心,指出文化界整顿队伍的特点,要从思想上划清阶级界限入手,逐步卸下包袱。接着检查学习态度,小组自动规定了学习纪律,一扫文化人自由散漫的习气。
经过小组片段反省,有些人发现过去自以为对土地改革“没态度”、“没思想”,实际上是“有态度”、“有思想”,象翟士贤献田的报导,从动机上看是为了发一条漂亮新闻,实际上却给伯延农民斗争泼了冷水,替地主撑了腰。有的音乐工作者天天抱着大提琴迷恋裴多汶等古典名曲,根本不去为农民为土地改革而弹唱,反而借口带上大提琴不能下乡来逃避现实。一位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的工作者自以为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有个地方,地主利用太阳发红造谣“解放区有血光之灾”,农民叫他驳斥,他却用光和热的科学原理作了教条解答,根本不站在农民方面进行战斗。他看不惯农民斗争,便悄悄隐蔽在科学常识背后,掩住自己对地主同情的面孔。有的绘画木刻工作者认为他的作品是要争取拿到外国去展览,不是给农民看的,因而他的作品不以农民喜爱为标准;无论是政治上与技巧上都是去迎合外国资产阶级水准,或是准备拿到上海北平去“流芳百世”。文学家怕吃老百姓的饭,引以为苦,觉得没办法配合农民斗争,要求党给以三年七年的充分时间,丰富的物质待遇,才能谈得上产生“作品”,而这种作品即使这一代不能为人赏识,却可以留给后代儿孙。这些思想挖出后,大部分同志才认识队伍不纯,开始老实了,但又纠缠在小资产阶级思想这顶帽子上,以为小资产阶级思想总比地主思想罪过轻些,思想上互不交锋,因而也就不敢真正站在阶级立场去认识错误的阶级根源,进一步发掘错误,思想运动呈现胶着状态。
领导同志号召从个人所言所行中“明确阶级性”后,运动向前发展一步,形成工作上系统的检查和个人的系统反省。
工作检查中暴露的错误和弱点使大家都吃了一惊。报纸方面从字里行间以及个人隐蔽思想中,挖出了几年未得到彻底清算的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对地主的投降主义,譬如土地改革初期未经中央局批准,即片面的单纯的鼓吹献田新闻。爱国自卫战争初期又发生了联合地主反蒋的投降主义思想。一年来每逢运动告一段落,报纸上便出现了自满情绪和差不多思想,影响运动走向深入。其次则为抢先和客里空作风:新闻成了“百宝囊”,你要什么,我有什么,发展了投机思想。战争时又不顾军事需要抢发战报。沉醉于全国性的对外宣传,对客里空作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冀南二三个村复查就可以写成“冀南各地掀起复查”,冀鲁豫几个村庄的农民清算便可以写成“五十万人卷入斗争”。最坏的一种客里空是同地主、富农思想密切结合在一起,一位编辑同志反省他以客里空的手法,处理一篇实际上表扬了地主的稿件时,在思想深处,是被他的地主祖父指挥着的。报纸检查另一个收获,是系统的暴露了副刊工作上的资产阶级影响,只想卖弄资产阶级的“文化水”,吓唬俘虏“土豹子”,不去服务土地改革。譬如连系群众,却是从一个旧小说家那里学来的“群众要啥给啥”的办法,结果不少是替地主想了办法。一个没有向农民低头的地主分子询问:“个人能不能进步”?副刊编者没有严正的让他向农民低头赎罪,结果反而让地主钻了空子。至于灾荒年赤贫卖出的儿子能否领回的稿子,却被不可容恕的积压下了。
新华书店是党和人民的出版机关,很长时却没有服务土地改革,他们认为企业化和完成政治任务有对立,于是形成了单纯营业观点,甚至不自觉的贩卖了一些蒋管区出的有毒素的书籍。据他们检讨,真正有意识的配合土地改革还只是在三查才开始意识到。文联批判了资产阶级文学观点,最主要的一点是不面向现实,不把文学当作解放区农村人民斗争的一个有力武器。有位同志摆上老作家的牌子到处伸手,要照顾、要地位,这次整党学习中一直抵抗到底,受到大家严正批判,教育了大家:只有致力于人民事业,对党无限忠心的老作家才是可贵的,一切野心家都必然要失败。为什么一年土地改革产生不出好作品?这次也找到了正确的回答,不少同志留恋于机关的小家庭的享受,不愿同农民共甘苦,写他们斗争所需要的作品,幻想大作品,斤斤计较个人得失。文工团批判艺术至上主义、投降主义,每个同志都从工作中发现了自己的忽视政治,技巧至上,专家思想等错误思想给党的文化工作带来极大损失,大多数同志发现自己入党多年,从未有意识的当人民长工,心情十分沉重,决心痛改前非。不少同志痛哭流涕,睡不着觉,整夜反省。
工作检查暴露错误自我批判逐步深入
检查暴露了各种工作缺点的严重性,连最不老实的人也哑口无言了。在这一基础上,比较顺利地进行挖阶级的根子,寻求一贯犯错误的历史思想根源。大体上可以分成下列几种思想类型:
第一种是地主士大夫阶级的“正义感”,看不惯斗争地主,认为是“人格污辱”,认为革命是一条路,一付担子,地主不改变自己的立场也可以走也可以担。他不是让地主青年叛变自己阶级,反而是幻想他们为自己阶级争光,出口气,以证明自己可以革命。在整党中,还认为党内不纯不表现在地富思想,而是有些人只会跟着上级乱哄哄,他认为这是农民习气应该消除。这种人表面上象个开明地主,认为自己有“洁癖”,有时故意显得自己公正,口头上是拥护土地改革,实际上在工作中不但是消极的工作,而且处处表现抵抗。有的钻了客里空的空子,把自己家里献田描写得十分革命。有的教书不是改造地主青年,而是专在地主中找聪明俊秀的人,倍加爱惜,对农民子弟则有厌恶排斥情绪。有的看到斗争地主便联想到自己的父母,因而影响了工作情绪。
第二种是浓厚的资产阶级观念意识,自以为是“城市儿子”,对农村不熟悉(实际上是甘当资产阶级儿子抵抗土地改革)。他们对城市和乡村的看法,不是把农村当作革命和革命艺术的出发点、前进阵地,而是“我的大喇叭现在不能用,将来到了上海还可以和工部局乐队看齐”,似乎不这样岂不显得解放区有点太土豹子了吗?这种人身在农村心在城市,他们天天念念不忘的是“衣锦进城”去和资产阶级比赛:“你有我也有”。他们对艺术与政治关系的看法,不是艺术服从政治,服从土地改革农民翻身,而是“农民翻身与我无干,你翻身我就画你高兴,你不翻身我就画你受压迫”。他自以为艺术是可以不受一切支配,实际上表现出来的却是道地的投降主义。譬如文工团有些同志在×××处工作时把拥护毛主席的歌子换成拥护×××来唱,还认为是“合法斗争”。在提高与普及上:他不是在农民喜闻乐见的基础上来提高人民艺术,而是强调“学习技术”,这种学习技术的热忱,是因为怕“进了大城市会被淘汰”。他认为“不提高就是尾巴主义”(资产阶级的尾巴主义),于是天天努力于向资产阶级迎头赶上。这种十足的投降主义思想,有一个错误观点支配着,这就是“解放区的人民艺术比不上外边资产阶级的东西”,“解放区不会出产好的艺术”,因而发生了向资产阶级看齐思想。
第三种是小资产思想与地富思想的结合:这次反省发现文化工作者中普遍地存在着“成名思想”。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一切为了表现自己。这是个人主义、急性病、抢先、客里空作风的一个主要来源。譬如解放区翻身农民参战,是多么雄伟壮观的场面,有着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然而他却不理睬,反而从那些并没有完全向农民屈服,对人民战争并没有那样热情的少数地主身上,想出了报导他们参战的题材。在报上几次表扬地主,如表扬杨圪旦抬担架立功,表扬聊城地主参战。生产的时候不写翻身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的努力耕作,也同样表扬那些事实上在当时生产情绪并不高的地主。写威县圣佛堂新气象不是翻身农民的景象,而是描写地主天天吃白面过好生活。天天报导耕三余一,却忘记了贫雇仍在过着悲惨生活。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完全从个人打算出发,为了出风头,迎合人们好奇心,便产生了“人咬狗”的低级趣味主义,他们认为农民生产参战不足为奇,地主生产参战才是新鲜的。
小资产阶级思想同地主富农思想结合危害最大
也有些新来的城市知识分子,自以为是革命家,可是在南京看到苏北逃亡地主就对党有了怀疑,于是抱着考查的态度来解放区,在一旁冷眼看群众斗争,越看越过火,越看越失望。他们认为这是“客观主义”思想。有这样思想的同志其实并不客观的,其中有的在农民斗争中给地主撒下了几滴同情之泪,还有的抵抗表现土地改革中伟大的人民力量,说是“看不见”。事实证明了凡是被他们看得见的都是照顾地主,表扬地主的东西。
第四种则为混进来的地主分子,文工团有一个地主是因缴公粮认为吃了亏,混到革命队伍中,为了“吃回一份”来“捞本”的(实际上是破坏),有的写了变天帐来到革命阵营中隐藏了自己。这些人均在运动中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
此外还有流氓投机思想、蜕化思想等都不细举。必须指出这样的从阶级检查在边区各个文化部门还是第一次,大家逐渐学会运用阶级性的武器进行自我批判和相互批判。在检查中着力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要手法,畏惧逃避斗争等劣根性,同时提倡建设新我,反对左倾片面的夸大狂,运动一往直前顺利发展。
在思想运动饱满情况下,提出了查阶级查作风,每个人都给自己画了一个阶级的像,拿反自由主义等文件照了照镜子。在查阶级中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孽根就是自己没有真正叛变自己的原阶级。一位同志革命十年仍然遵循父亲临别的嘱托来跟党闹,一位出身收三千石租子的地主家庭的同志还认为自己父母也受人“压迫”,大家把原阶级带来的一些观点和在革命阵营中一些错误思想加以对照,真正找到了老根。查作风中,大家进一步找到过去长期闹纠纷,长期同领导上不一致,使方针无法贯彻的根本原因,发现自由主义、调和主义、宗派主义成了旧阶级思想的避难所。它钻了“照顾”、“民主”、“优待文化人”等空子,闹起各色各样无原则纠纷,妨碍了党和同志更多的从阶级上考虑工作改进工作。过去一向认为组织比较健全的报馆,这次清算了由于个人闹名誉、闹地位而形成的反党反领导,闹了极大的宗派主义、自由主义。一位入党二十余年的老同志,经过大家帮助及个人反省,发现自己从地主家庭带来的剥削意识基本未变,长期的闹名誉地位,在党内挑拨是非,进行宗派活动。引起上下不和,影响党内团结,进行了严重的反党反领导。以致在一年轰轰烈烈土地改革运动中,使党的方针不能很好贯彻。
思想斗争发展到了高潮,犯了错误的同志们,沉痛表示忏悔,决心改过,并要求党给自己以严格处分,作为今后行动的监督。这次组织整顿结果:受处分者共三十一人;开除杜矢甲等五人,清洗了三个不改过的地主分子(其中有一个是大恶霸)。
在结束文化界整顿队伍时,领导同志指出:这次学习只是我们进一步改造的开始,必须充分认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顽强性,这次学习成果仍是极其不巩固的。回忆四二年整风运动,当时确实获有相当成果的。可是为时不久,有些人却又钻了“打通思想”、“照顾”、“民主”等空子,闹起更严重的自由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一教训必须深记,今后要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组织生活,以后要定期的整,不断的整,天天洗脸深入群众,求得更好的锻炼改造。
下乡后有新气象继续在斗争中改造
现除留有一倍分同志坚持岗位工作外,已有将近三百余人自背行李,随同工作团分赴太行、冀南、冀鲁豫各地农村参加整编队伍和彻底平分,半个多月的体验,证明每个同志均有较显著转变,他们不怕吃苦受冻,同贫雇生活在一起。一位新从蒋管区来,自小娇生惯养的小姐,这次同农民生活在一起,认为自己要“咬紧牙关锻炼一下”。大多数同志阶级情感、生活方式已有初步改变,情绪高涨,在群众过年时也不愿停止调查工作。大家都下定决心要在斗争中让人民给自己做一个鉴定。

太行区党委军区指示 开展政攻宣传土地法

第1版()
专栏:

太行区党委军区指示
开展政攻宣传土地法
【太行消息】太行区党委和太行军区政治部,在上月联合发出大力开展以宣传土地法大纲为中心的全面政治攻势指示。该指示说:“我们必须集中边地党政军民一切力量,深入到敌人心脏中去,全力开展对敌政治攻势,来配合南下反攻大军的胜利作战,配合土地法大纲的彻底实现,和更广泛的开展边地游击战争,以加速蒋匪崩溃过程。在广泛进行宣传中,目前主要是深入详细解释土地法大纲,并告诉一切被迫参加蒋方工作的人员及其广大士兵群众,只要赶快(限期)回来,就可以平分到一份土地财产,并可遣送回家(自愿参加解放军者更欢迎)。”该指示又说:“开展政治攻势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对土顽伪广大下层进行宣传,因为它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又是蒋军正规部队的爪牙,但我们也有信心有条件来争取瓦解他们。同时也只有这样作,才能更便利我们开展游击战争与进行平分运动。”在作法上,该指示着重说:“要把这一政治攻势的斗争武器交给广大群众,大家想办法、出主意,普遍开展一个群众性的‘叫子索夫’和‘救命’竞赛运动,并结合土改分田组织贫农团、农会,有组织的进行攻心战。坚决克服过去这一工作和地方群运矛盾的现象。”指示最后说:“各地要抓紧旧历年关前后,迅速进行,树立积小胜为大胜的思想,克服吃大鱼思想,争取一人一枪都是好的。”

改造我们的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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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造我们的党报
彭真
我们的党报,是为人民服务的报纸,也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工具之一,是指导党与群众的思想、与党内外一切错误及敌对思想作斗争的武器。是对敌斗争的思想武器,也是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十分注意对于报纸的领导。报纸的每一句话,每一篇文章,都是代表党讲话的,必须是能够代表党的。它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报纸,或者是吃饱了饭无事干的、有闲阶级的文人们,想起什么写什么的“自然流露”。它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必须是对人民有用的和有利于人民的报纸,对人民对党负责的报纸。一字一句,从内容到形式,都必须是真正有利于人民的,才可以登载,与此相反的就必须坚决改正与抛弃。我们的报纸和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员,应该依此标准来加以彻底改造和提高。
必须使一切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当孝顺儿女,勤勤恳恳地体贴与领会人民的要求、思想、感情和语言,这样才有可能为党与人民办一个好的报纸。当必须依此为标准,选择一批好的党员,加强新闻工作,组成一个能为战争服务、还能负担领导土地改革任务的坚强的新闻工作的队伍。各级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应该经常负责为党报写稿。另一方面,现在的新闻工作同志,应该深入群众,参加土地改革,向工人农民群众学习,以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和观点,彻底改造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把报纸办好,才能肃清目前弥漫边区、流毒全党、祸国殃民的客里空作风。
报纸的编辑形式、文风、语风,都应该服从于上述的政治任务和政治内容与思想内容,应该与群众采用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形式,树立为群众所容易掌握的和群众所熟悉的,即群众自己的形式,大众化的形式。应该以这样的观点研究我们的编辑技术,使技术更能有效地为政治服务,和科学地表现内容;而不是因袭或模仿资产阶级的技术。更不能以纯粹技术观点,来编辑报纸。因为我们的党不是无阶级立场的美术的党,我们的报纸也不是这样的一个纯美术的报纸,而是一个革命的战斗的武器。
为了改造我们的作风,改造一切工作,就必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表扬好的,批评坏的。表扬好的,对于坏的同时就是批评。
表扬或批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提倡一种东西和反对一种东西。日丹诺夫在苏联哲学讨论会上的发言,指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没有矛盾的斗争就没有进步,我们工作的进步,也是一样,要依靠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对于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必须采取认真的态度,加以揭发批评和改正。但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简单的暴露,叫人丧气,而是为了提高士气,提高信心,把工作搞好。它是积极的,也必须是积极的。只要这样,也就不会使人丧气。我们这一次土地会议,还不是批评得很厉害吗?但我们大家并没有因此丧了气,反而使大家信心提高了。批评要合乎实情,哪些应该否定,哪些应该肯定,要恰如其分,并须有积极改进的办法,同时也不要怕为敌人所利用,即因噎废食,放弃批评与自批评。
我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要走群众路线,真正走群众路线,就要放手的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彻底改造我们的作风,彻底改造我们一切工作。我们的报纸应成为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之一。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七日在晋察冀边区土地会议上结论的一节)(转载晋察冀日报)

潞城硝业有发展 三月生产十一万斤

第1版()
专栏:

潞城硝业有发展
三月生产十一万斤
【潞城消息】潞城硝业工人积极增加生产。县硝工委员会响应县委“支援前线,工人增加工作效率”的号召,组织与领导硝坊向永兴煤矿提出增产挑战。硝坊与硝坊也互相挑战。计划全县六十三个硝坊、七十五口锅,在四个月要生产十五万余斤硝(即每口锅每日平均十六斤多硝),比平素每锅每月多增九十多斤。从竞赛日起,到现在还不够三个月,已完成了十一万多斤。黄牛蹄硝坊平素每月产硝五百余斤,十一月份生产了八百多斤,比较以前增加了三百来斤。据县硝工会估计,四个月产硝十五万斤的任务一定可以完成。在增加生产的过程中,每个工人的工资米也比较以前增加了四分之一。过去每个工人每月赚米一百八十来斤,现在赚到二百四十多斤,因此硝业工人的热情很高。硝工会徐有文同志提出:咱们能以得到这些利益是因为前方反攻胜利,后方才能够很安稳的搞生产,得到这样的收获。我们每个工人应把增产的工资米提出一些来,支援前方,早日打倒蒋介石。工人们非常拥护这个提议,都说:要乘着年关把支援前线的款子送出去。据初步统计,工人捐款已达八十四万元。(申虎全、××)

东北我军某部发明宣传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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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我军某部发明宣传弹
【新华社东北九日电】东北解放军直属队某部周宁同志,近创造“宣传弹”,试验成功,得到记功嘉奖。这种宣传弹可从远距离向敌方投射传单、书报和信件,也可和我友邻部队联络。只要炮弹中的保险针不抽出,等它落到目的地后,就可拿出里面装的东西。在某地举行实验时连发三炮,只见对面上空彩色的纸片飞舞,约二十分钟才落到地上。

换了流氓掌权人 水磨湾生产搞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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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换了流氓掌权人
水磨湾生产搞好了
【汤阴消息】水磨湾的难民生产,开始是流氓坏蛋焦希魁掌了大权,他是民兵队长,曾当过伪军,打过工作员黑枪。他每天大吃大喝,指东划西,难民被压迫的不敢啃声,生产也搞不起来。出来五十五天,将带来的粮食六千斤,洋四十万元全都吃光,还卖了十四头牲口,大部钱也花完了。后来进行了查阶级,难民控诉与撤换了焦希魁,生产立刻起了劲。十三个人组织起来编席子,每天能编二十五个,从十二月二十一号,到元月十五号,编席六百多领,共赚了二十四万九千多元。加上拉煤的收入,共赚七十七万七千多元。除全村人和二十六个牲口开支,还剩了四万二千多元,能买八百斤米,还够七十一人十天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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