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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官僚主义

第1版()
专栏:短论

  检查官僚主义
武安雇贫郭文章,老婆被富农干部霸占,官司打了两年,尝遍了各级政府各式各样的官僚主义,最后说了一句话:“没有一个地方按穷人道理办事”;这句话算是画了一个像,我们都要求好好地照照看。
郭文章揭发了的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是农会主任王文义,过去是恶霸,现在还是恶霸,拿上“农会主任”大帽子,欺压雇贫,无恶不作,随便霸占穷人妇女,靠土地主出身的郭区长,谁敢动人家一根毛。第二种人是司法科长和赵区长,吃老百姓公粮还要骂老百姓,他们办的是衙门里的公事,不想给穷人办事情,“区公所不能同区公所闹蹩扭,村上不能与村上起矛盾”。他心目中的政府是反人民的大宗派,按郭文章的话说,叫作“团体政府”,这个宗派对贫雇是连“二分公理”也不讲。最后一种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比如县长可以看报,却不去理睬找上门来告状的穷人,到了专署也只能听到两句不真正替穷人解决问题的“公道话”。上边推到下边,下边又是如此,民主政府被这些人把持住,“官官相卫”,互相包庇,“谈笑皆地主,往来无贫雇”,只替王文义撑腰,不给郭文章作主,请问哪里还有穷人讲话的地方?
我们大家都要站稳立场,扫清官僚主义,彻底把郭文章的冤曲弄个水落石出,把隐藏着的地方富农都亮出来,继续揭发各地一切违反穷人利益的事件。我们过去在这方面也未做努力。今后本报及通讯社诚心诚意的愿做贫苦人的代笔人,欢迎贫雇农及一切受委曲的穷人把肚子里一切冤曲,一切想说的话都讲出来,登在报上。中央局和边区政府都替你们撑腰作主,谁要是想来报复,那就要严办他。

西井富农干部霸占雇贫老婆 武安政府包庇恶霸 官司打到边府两年还没解决

第1版()
专栏:

  西井富农干部霸占雇贫老婆
 武安政府包庇恶霸
官司打到边府两年还没解决
【本报消息】武安西井村雇贫郭文章被富农出身的农会主任霸占了妻子,打官司从区打到专署,打了两年都碰了钉子,各级政府都没有站在阶级立场上解决。这次他来边府告状,并亲至本报要求代笔将他的意见登在报上。事情是这样:
郭文章是武安西井村一个雇贫灾民,父子三人给富农王文义家(王文义是富农还是地主出身,还值得重新审查)受苦,租种过九年山地,还替他修过一亩地。每年出一石八斗租子。二十岁后又到山西种山地,家里人不服水土,老婆和兄弟哥嫂都病死了。三十年逃荒到黎城上窑开饭铺,父亲留在老家,把房、地(二亩)卖光也饿死啦。三十二年寻了一个难民妇女王存蓝作对象,由本家哥替他介绍,送到黎城黑虎庙结婚。不久,他们便一同到安泽种山地了。三十五年五月郭文章从安泽县打发老婆回武安,带着三万块钱回西井安家,娘们回去被农会主任王文义瞧见,当作一个好“对象”,扣在地主王世杰家里。急得郭文章的本家叔叔到处寻找。郭说:“当我那娘们露出头来,农会主任已和区长郭朝栋说好婚事,同王文义结婚啦”。
他又接着说这件事的来历:旧历五月二十二那天,我从安泽逃荒回来,走到黎城东关碰上俺村农民胡水恒说,俺老婆被干部卡住结婚了。我回家找到村长,问谁作主把俺老婆配给农会主任啦?村长说:“是郭区长作主,俺们村干部都管不了。”当时我就到活水六区公所找赵区长告状,政府把娘们叫到区署押了六天,没理咱就送回去了。俺听人说:村干部上七区投门子,七区郭区长给人家农会主任打气:“保证没不了这个娘们,弄没啦包赔你三个。”郭区长捎一封信就把娘们放回去了。俺又找到赵区长,他说:“这是郭区长手下办的,我管不了。”叫我去找七区公所解决。俺明知郭区长是和村干部一心的,不愿上七区。赵区长还说:“咱管不了,不去随你的便吧!”我没办法,告赵区长说:“你愿管给咱管管,不愿管给咱批到县上去管吧!”我到县政府,头回找到一位女同志,叫咱还回区解决。第二回找到民政科,两个科长,一个问:“谁不讲理办这事呢?”一个说:“是郭朝栋这个老粗(?)办这事可不应该呢?”我说:“可不是不该这样办,他们就这样办了,要不我就来打官司呢?”还是那位女同志说了句良心话:“村干部办的不合理,应该叫娘们来当面解决。”后来司法科问了两趟,科长的心眼变了卦,说:“区公所不能与区公所闹蹩扭,村上不能和村上起矛盾。”人家“官官相卫”,就把咱这婚姻大事抱下啦。官司问到第五趟,司法科长就盘问我:“有没有结婚证?”我声明了俺们结婚的来由,为寻这个老婆曾经与原丈夫张新春在安泽县政府打过官司,结婚证被敌人扫荡无啦,可是安泽县政府盖有“方章”(即指县印)作证明。科长不耐烦听咱的话,追问:“谁给你开的证明,随便按方章,可得负责任呢?”说我“糊里糊涂给人家过了几年,带的那钱可以不必要啦!”我就说:“如今民主政府,按村公所的长章还得负责任,县政府的方章,哪能随便按上呢?”司法科长生气啦,拍开桌子,叫我“出去”!“出去”!咱有啥法,只得走出大门。在民主政府门外站了一会,想不通又进去告诉科长说:“你们说安泽县开的证明是假的,请你开封信到安泽县府去调查,我是不怕来回跑路的。”他们也没理会。
为着这件事,俺从太岳又来回奔跑了两三趟。前年十月从安泽办好证明,回到武安县政府,当时正忙着备战,顾不上解决俺的婚姻问题,白花许多路费回去了。去年三月俺又带着安泽县政府的证明,找到武安县府要求声冤,民政科的官老爷们,还是“官官相卫”,包庇富农恶霸王文义,说:“郭文章这事不用再闹了,区上已经说好,娘们也不愿跟你过啦,调解一下还是回去吧!”我想:“民主政府”不是“团体政府”,总得说二分公理,好歹要求一个合理的判决才行,哪知民政科说“咱这事够不上一个判决书。”我听老百姓说:“人家郭区长在顶着门子,这官司怎能打出头呢?”别人告我最好去找着“真(正)县长”才能诉苦声冤。那天我瞧见县长在看报,就去找他诉说咱的冤屈,俺求政府给咱一个判决书,县长没给解决,还是叫我去找科长解决,我又到司法科等了两天。县政府给区公所下了两道公事都调不上人来,我在武安等的把路费都花光了,只好带着安泽县政府的公事返回安泽去了。
我去年重回武安老家,家里仅有的二亩土地也卖啦,村中也没分给一点果实。听乡亲们说:工作员张玉戎(音同)和区长郭朝栋都顶着门子给他打官司,感到没有地方好说话,就找到边区政府,要求说理解恨。那时边区政府干部正开土地会议,转到太行行署,去公事叫武安县政府赶快解决。武安司法科同志说我不安分,认为娘们不愿跟我过,包给咱五千块钱,后增到七千元,马虎解决。我想打了二年官司,老波找不回来,连带回家的三万块钱和娘们手上带的首饰也不归还于我,这世道还讲什么民主!?我又告到五专署。专署司法处长给穷人说了几句公道话,训斥农会主任,凭着干部势力,威胁强迫逃荒回家娘们结婚,完全是土豪恶霸犯罪行为。但司法处长又出面“调解”,让包赔八万块钱,“叫我和王存蓝离婚,农会主任和咱老婆从当天起正式成立夫妻关系”。我心里不同意,向政府提出意见:郭朝栋区长包庇干部,武安县政府片面处理,把俺老婆判给恶霸。俺大小机关都走到了,落的结果还是人财两空,恐怕老百姓还是不敢抬头,有些坏妇女还会不爱穷人,专找有权有势的干部,这样干法会对新社会开了一条坏道路。司法处长认为我说的理路很对。可是他没按穷人的道理办事!还是叫咱老婆与农会干部过。
在旧社会曾经受过三十多年痛苦生活的雇贫郭文章,为着争取自己的人权和民主权利到处奔跑,走遍了民主政府的大门,大小道理都说遍了,还是找不到一个声冤说理的地方。他要求人民的报纸,诉说一下农民的正义要求。

秋屯中损害贫雇利益 孟县一区分委会接受党报批评

第1版()
专栏:

  秋屯中损害贫雇利益
 孟县一区分委会接受党报批评
【太岳消息】孟县一区分委会看了太岳新华日报对他区秋屯工作和领导上的批评,很快的开会检查,承认秋屯中损害了雇贫。并做了自我批评寄到报社。他们检讨说:“我们分委会看到报纸后,马上就通知各基点进行检查。又在县里召集的基点小组长联席会上作了郑重的检查,最后还在区、村干部、雇贫积极分子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检讨出以下几点:(一)在去年十一月三日的干部积极分子会议上,讨论怎么完成秋屯工作时,有些村干部提出:“我起带头,暂借出粮食来,以后长退短补。”当时我们归纳这些办法时说:“干部带头暂借的办法可以用。”这个办法是由中农成份的村干部提出,我们没有考虑到雇贫农干部、积极分子的困难,因而为难了他们(雇贫)。因为这虽是暂借,但他们(雇贫)自己还不够吃,哪里能借的起呢?(二)在秋屯总结会议上,表扬了北开仪村为秋屯模范,还赠送给一面奖旗。当时提出奖励标准有三:迅速、办法公平合理、能克服困难。根据这三个标准,北开仪村两天完成秋屯工作,在全区说来完成的最快。办法也公平,还能用花生去换小米,解决无米户的困难。今天检查起来,这个村的村长是个坏分子,过去我们虽然对他怀疑,但没有找到确实的证据。在秋屯后的雇贫座谈会上,才检查出来他们秋屯的毛病很多,如富人可以随便下分数,穷人则不行。但有许多是贫农领导,监督其他阶层完成公粮任务的,仅因完成任务较迟,而没有得到奖励。如东韩村、唐村、太子、梧桐等村贫农根本没出负担,许多村都是经过翻身会、一心会、合心会、农会讨论评议后派的。这些贫农掌握领导的村子,我们不给奖励,不给报导,相反的奖励了坏人领导、毛病百出的村子。把贫农出力、出粮、出钱等损害雇贫利益的事实,反认成对的,还写了表扬稿子。这除了说明我们的阶级观点模糊外,还能说明什么呢?(三)在布置工作时,领导上的意图是很快完成公粮数字,以后再详细评议,求得公平合理,免得贫农吃亏。因短短数天内派出分数和粮数,难免有不公的地方。结果在要东西期间,领导上抓得很紧,而在详细评议期间,则抓得很松,检查也很差。这说明了我们的单纯任务观点和对雇贫阶级不够负责。(四)上段渠赤贫阶层有二十来户,身担了五百余斤,数目虽说不大,但这些赤贫底子太薄,今年才收了一季秋,应当是不负担才对。当时领导上对于他们的热情与好意没有谢绝,这说明我们对雇贫困难的体贴是很不够的。(五)当我们看到党报的批评时,曾有一些计较个人得失的错误想法,但后来发觉这不是真正的雇贫观点,因为我们计较与重视的不是雇贫阶级利益,而是个人的得失。因此真正雇贫观点的表现,应当是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严肃的对雇贫阶级负责的精神。认识了这一点以后,我区领导干部才对秋屯工作作了认真的检查,认为阶级观点不明确的基本根源,在于我们领导干部的成份和出身绝大多数不是雇贫成份。我们不能在每一件工作和言行中体会雇贫阶层的困难,时刻照顾他们的利益。党报对我们这个严厉的批评,大大警惕了我们,并要求每个干部今后在工作中要站稳脚跟。但由于认识上的限制,我们不能说这个检讨已很深刻。

指导推选土地改革 习仲勋同志下乡

第1版()
专栏:

  指导推选土地改革
 习仲勋同志下乡
【新华社西北十三日电】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为指导与推进边区土地改革,于上月底到米脂、绥德等县检查工作。本月二日他在绥德党政军土地改革工作团干部会议上,对于在土地改革中如何划分阶级与救灾问题应着重指示说:“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只有正确分析阶级才能正确执行土地法大纲。应注意纠正在划分阶级时把中农订成富农的过‘左’倾向。严格划分阶级界限时,应以生产手段(在农村中主要是土地)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及剥削关系为根据,并随时发现倾向,随时纠正。”关于救灾工作,仲勋同志指示说:“我们必须把救灾和土地改革密切结合,灾情严重的地区,可停止土地改革,全力进行救灾。”

孟县一区秋屯报导通讯员做自我检查

第1版()
专栏:

  孟县一区秋屯报导通讯员做自我检查
【太岳消息】表扬孟县一区秋屯中“雇贫带头”的通讯员王守智同志在去年十二月三十日,对他的投机思想和“客里空”作风做了自我批评。他说:五号报上登出孟县一区领导干部缺乏阶级观点,秋屯中伤害了雇贫农。当时我看了这个稿子,心里很不高兴,态度也不冷静。后来经过检讨,我才认识到自己在写稿当中有这样几个缺点:(一)当时出发点是为了赶时间,如我提的“雇贫带头”,一区领导上并没有提这回事,他们提的是“干部带头”。(二)不做深入的调查,我报导的事实光是听了几个同志和村干部的汇报,就当成可贵材料,写成新闻,结果脱离了实际。有些事情只是皮毛的了解,写的不完全,如西镇汤艽锁等三户交公粮,只是说了,没有出,但自己报导时歪曲了事实。(三)看问题缺乏阶级观点,如南镇张兰英交公粮十斤,妇女们推碾公粮,这本是领导上强迫贫农拿公粮,我没有想想他们出了公粮怎么生活,就笼统表扬。这是认识问题缺乏阶级观点,不能从雇贫切身利益出发。我是这样的检讨了,还很不深刻,希望大家多提意见,以便今后写作上有更大的进步,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进步。

重要更正

第1版()
专栏:

  重要更正
十四日本报一版“告党员书”第二段十九行“更谈不到政府、农会里办事”是“更谈不到到政府、农会里办事”之误,特此更正。

军区训练教育会议上 徐向前副司令员讲话

第1版()
专栏:

  军区训练教育会议上
 徐向前副司令员讲话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同志们:
象这样大的全区的部队训练教育会议,召集起来很不容易。在这次会议上,各军区各纵队进行了汇报和检讨,并交换了过去的经验,提供了以后工作上的意见,最后滕副司令员又作了总结报告,需要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我简单地提出几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这次会议的精神,是检查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军委关于练兵及训练干部的指示的执行情形。检查的结果,有的没有传达,有的没有研究,有的同志还根本没有看到。这证明有些同志对军委指示的研究和执行是非常不够的。这固然有些客观原因,不能完全怪同志们,但有些责任是应该同志们负的,你们应严格的检讨一番,为什么军委的指示我们没有很好的执行?检讨过去,主要的为了将来。大家参加了这次会议,参加了检讨,又听取了滕副司令员关于部队训练教育的详细总结报告,回去以后,应好好传达和号召部队细致的研究和切实的执行。要切实的把这一责任负担起来。为什么呢?因为部队的训练教育,是十分严重的问题,是急迫需要改进的问题。部队的士兵和干部训练好了,仗就可以打好,可以减少伤亡,就可以取得胜利。部队训练不好,仗就打不好,就会增加部队的伤亡,战争就会失败。现在我们晋冀鲁豫军区的部队,更需加紧训练。我们对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攻击敌人坚固据点的经验还不很丰富;可是我们的任务,是要肃清我区敌人残留的孤立据点和周围的残余敌人。这个任务是伟大的,也是艰巨的。要完成这伟大而又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部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一步,首先是提高攻坚和连续作战的能力。如果部队训练不好,战斗力就不会提高;相反的会遭到好多无谓的牺牲。因此我们对部队的训练教育,要采取对人民、对革命、对党、对战士和干部以极其负责的态度,要严肃的对待这一问题。根据这次大会的精神,检查我们的部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作风:一种是对战争对战士对干部负责的态度,他关心战争,关心部队训练,关心士兵,爱护士兵,这是正确的态度正确的作风;另一种是对战争对士兵不负责的态度,他不关心战争,不关心部队的训练,不关心干部,不关心士兵,只是盲目的希望和要求打胜仗。可是如何才能打胜仗呢?他却不去好好研究了。后面这种作风是非常坏的,定要把它克服掉。前面那种关心战争,关心训练,关心士兵的正确作风,我们要好好发扬起来。因此,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要首长负责,亲自动手。过去各级首长对部队训练教育问题的思想有些干部还没有搞通,没有负起责来,那是不对的。今天把问题搞清楚了,各级首长就要亲自负起责来,不要不负责不动手,或者假负责假动手。首先我们要反对首长不负责或假负责的坏作风。每个干部要想成为一个智勇双全的指挥员,只管打仗不管训练教育是不行的。只管打仗,就打得好也只是尽了你的职责的一部分;而且,只管打仗不管训练的指挥员是往往打不好仗的。须知打好仗是建筑在练好兵的基础之上的。作一个首长,必须会打仗又会练兵。否则就不是好的指挥员。
我们有许多干部,以为部队的训练教育是临时任务。开罢会,或者在大练兵运动中,开始轰轰烈烈的做一下,以后就慢慢松了气了。部队的训练教育是经常的、长期的。阶级存在一天,战争存在一天,军队就必须存在。军队要打胜仗,要想使革命战争取得胜利,把敌人消灭掉,军队的教育训练是一时一刻也不能放松的。稍放松一点,对部队对革命是无好处的。何况我们正处在为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残酷战争中,更不能对部队训练教育稍微放松一点。
我们要反对干部不愿作训练工作参谋工作的观点。有好多干部不愿作教育工作和参谋工作,这是我们部队中最不好的一种传统。他们以为做了训练教育工作,就当不了首长。他们以为当教员当参谋没有地位,是组织上对自己的轻视或处罚。这是非常坏的思想,直到今天还在部队中存在着。其实当教员当参谋是很不容易的。苏联红军的朱可夫元帅,在苏德战争中是战功最著的,他过去也在红大当过教员。苏联红军的司令员和参谋长,就没有什么多大界限。今天当司令员到明天也会去当参谋长;当参谋长也可能调换去当司令员。过去我们对于参谋教员,强调文化水平,这固然有其原因,但也发生了偏向,当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准尚未提高起来,这个问题怎样解决呢?我想应该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结合起来办学校和作司令部工作。工农干部只要有丰富的实际经验,能说能教,就可以去当教员。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结合起来工作,一面工农干部可以提高文化水平,一面知识分子也可结合了实际。这样可以互助互学互教,双方都可得益。
另外我们要反对把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对立起来的倾向。有些军事干部以为军事工作是我的工作,政治工作不是我的工作。有些政治干部却以为政治工作是我的工作,军事工作不是我的工作。他们把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的统一性忘掉了,只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实际上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是一个工作,二者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打胜仗。军事工作指挥战斗,这是显而易见的在于打倒敌人。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及阶级觉悟,瓦解敌人,团结内部,就必须进行政治工作,目的仍然是为的打倒敌人。只看到军事工作而看不到政治工作,是单纯军事工作观点;只看到政治工作而看不到军事工作,是单纯政治工作观点。这样不能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相反的会削弱部队的战斗力。一般的说,军事服从政治。但在军队里,政治工作是服务于军队的,要用政治工作保障军事的胜利,而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仍然是一个工作的两面。如果争执军事为主,还是政治为主;或者学校里争执军事时间要多,还是政治时间要多,这都是不对的。单纯的军事工作观点和单纯的政治工作观点,我们都要反对掉。而政治工作也不是专门政治干部的事,军事干部也必须作政治工作;军事工作也并不是专门军事干部的事,而政治干部也必须作军事工作。不论是军事工作干部,不论是政治工作干部,对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两者间相互关联,只有主要与次要之分,而无绝对对立的界限。
反对空喊:首长和领导机关的责任,不只是发指示和提号召,而是要实际的去领导、组织和帮助部队和学校的教育与训练,把教育和训练计划规定和发下去以后,就必须经常督促和检查执行的情形如何,没有督促和检查,一切计划必然形成自流的现象,往往使原来的计划不能完满实现或者简直落了空。在检查中必须注意,那些计划是否妥善,是否须要修改,并适时发出补充的指示,交换各部队间实际经验,解决发生的一切困难问题,发扬优点纠正缺点,使教育训练的计划能如期的完满实现。要反对只空喊不实际干的官僚主义,要反对把教育和训练工作当作只是办学校的和训练部门同志们的事,自己是可以不管的。各级首长必须确确实实地把教育和训练的工作负担起来,不只要号召而且要(⑴⑵)实际参加去作和指导,不只要规定计划而且要组织经常的检查等等,只有这样才能把教育和训练工作办好。在部队和学校的教育中,我们都要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会使理论和实际脱节。但是不能因反教条而把理论也反对掉。正确的理论是实际经验的结晶与指示实际行动的南针。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也可以说,没有革命的军事理论,就没有革命战争的胜利。因此学习理论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学理论是有关革命成败的问题。今天我们部队军事干部,尤其是中、上级干部,要用最大的努力学习理论。有些干部忽视理论的学习,认为只要能打仗就行了,不必学习理论,这种倾向是非常错误的。学习与领会毛主席的革命的理论(革命的军事理论也在内),好比我们指挥作战时用望远镜观察敌战情一样,没有望远镜的帮助,远处的情况你就看不到,成了瞎子一样。好比如在化验室内用显微镜分析眼看不见的东西一样,没有显微镜的帮助,就不能获得眼看不到的东西的知识。所以革命的理论,就是我们作事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也就是我们作工作的科学方法。实际经验是很宝贵的,但当它不能上升成为理论时,经验有时就会害大事,只凭勇敢去打仗,不学习理论,会变成狭隘的军事经验论。教条主义把理论和实际脱节了,经验主义把理论忽视了,都是不对的。我们要很好的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学习毛主席的军事理论。大家可以好好看看“日日夜夜”这本书。“日日夜夜”上,有苏联红军两个典型军事干部:一个是营长沙布洛夫,那是智勇双全的典型军人。一个是团长巴柏琴科,那是狭隘经验论者有勇无谋的典型。沙布洛夫成了战胜敌人的英雄,而巴柏琴科却作了无谓的牺牲者。我军这种实际经验教训,更是举不胜举,从这中间我们应得到很好的教训。
学理论首长要以身作则。滕副司令员在总结报告中,规定了一些干部应学习的理论书籍。凡规定要学习的书,一定要去学习。干部要看书,学原则。不仅是看的问题,而且要结合在实际中去运用它,学用一致,学以致用。毛主席朱总司令经常教导我们好好学习理论,要善于总结经验,要把经验上升为理论,要把理论丰富起来再去指导实践。“做什么学什么,用什么学什么。”学了再用,用了再学,反复的用,反复的学,在不断的学和用中,就能一步步提高。如果有些干部不愿学习理论的,就要启发他学习,帮助他学习。如果不自愿的去学习,就实行强迫的学,规定要看的书非看不行。工农干部不能自己看书的,知识分子要念给他听,并给他讲解,给他念了讲了,再问他懂不懂。今年干部学习理论,到一定时期要进行检查,大军区要检查,各个军区也要检查。但是学理论,主要的还是要靠自觉性。一有自觉性就会有时间、就会学得进去的。要造成学习的风尚。谁不学习,谁就不能进步,就要落伍或被淘汰。有的干部背了包袱不放,摆老资格,摆功臣,自暴自弃,不肯学习。党的干部政策以德、才、资三者作标准的;资是摆在第三位。而且这个资,不是简单的指资格,是指的资望。因此只靠一个老资格是不行的。摆老资格的结果,就是戈尔洛夫的结果。须知不学习是可耻的,不学习就要落后,戈尔洛夫摆老资格不学习,最后是被淘汰下去了。我们要反对戈尔洛夫思想,摆老资格不学习就是戈尔洛夫,大干部摆老资格是大戈尔洛夫,小干部摆老资格是小戈尔洛夫。谁不愿当戈尔洛夫,谁就应该好好学习。
群众路线问题:按军队来说,上自统帅,下至班排长,不管是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及其他一切机关,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为兵服务的思想。部队中最基本最广大的群众就是士兵,在战斗中直接去打敌人的,也是士兵。离开了士兵,什么事也干不成,而且军队本身也就不能存在了。因此在军队中的群众路线,可以说就是为兵服务的路线,为群众服务就是为兵服务。可是有些干部不关心士兵,他的眼睛只向上看,不往下看,他就不能使部队团结成为一个铁的拳头,这是极坏的倾向。我们要明确树立为兵服务的思想,要经常关心他们的生活,关心对他们的教育和训练,要关心解决他们的困难问题,要爱护他们的生命如同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
部队政治教育,基本上是精神教育,主要的是提高战斗精神,要培养成顽强的战斗作风,要养成对敌恨对己和的作风,不论是面向着任何敌人,都有“不怕你”的英雄气概,要有无上的勇气。戒骄是对指挥员说的。法国拿破仑有句名言:“最后的五分钟”,我们要牢记在心。最后五分钟,是决定胜负的关头。好多指挥员在最艰苦最严重的时候,譬如说伤亡很大,反复的打上去又退下来,部队的连续作战与连续行军很易感觉疲劳等,这种时机最易动摇决心,最易把最后决胜的时机放过去,因此须牢记一条:当你是最严重最困难的时候,也是敌人最严重最困难的时候,常常是当你因困难在决心发生动摇的时候,而恰恰正是敌人对胜利已感到绝望的时候,这种时机是最紧要的关头,这种时机决定于何方能坚持,何方能熬过这最后的五分钟,何方就能取得胜利,因此我们要坚持最后五分钟。选择指挥员,最好的是能顽强不屈,坚持最后五分钟。大杨湖战斗和羊山集战斗,都是刘邓首长能坚持最后五分钟,取得了最后歼灭敌人的胜利。要修养成为一个好指挥员须注意:一是勇猛果敢,但不要急燥粗暴,勇猛果敢是包括智慧的。二是谨慎细致,但不要犹豫不决,即如中央所指示的要打有计划的有准备的有胜利把握的仗。我们大家须要在这些地方多加注意。
新兵教育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指挥员必须懂得,人是最宝贵的。从一个小孩子长大成人,是很不容易的。长成一个人长成到当兵的年龄,需要十八到二十年,人死去是不能复活的。因此我们要爱护士兵,爱惜士兵。一个新兵如果不加训练就拉上火线,那是送死战术。不讲战术叫士兵去乱冲,也是送死战术。一个指挥员随便叫下级和士兵去送死,那是罪恶。打仗是必须牺牲人的,但不能作无谓牺牲。懂得了这一条,自然就要加强对部队的训练和教育了。
最后谈一谈制度问题:部队中建立了各种制度是好的,必需的。没有一定的制度,就不成其为军队。制度定了以后,主要的是巩固制度。如果开过会后就忘掉了是不对的。制度公布以后,必须大家遵守,坚决实现。如果发现需要修改的地方,可提议修改。但在未修改以前,不能借故不执行。此外对于教育训练、作战指挥、行政管理,不管任何人和机关对待任何人和任何机关,有意见都可提出。譬如评定伤亡检讨作战经验等制度,应提倡民主,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战士对干部,下级对上级提的意见如批评干部和上级指挥不当、增多伤亡及其他指挥上和战术上技术上各种缺点和错误的意见时,应虚心采纳改正缺点和错误,以及其他一切工作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等,这是军队中高度的民主。但是还有一个最高的集中。上级的命令和指示,下级必须坚决服从。对命令和指示有意见,也可以提出;但当上级未修改命令时,仍须坚决执行。破坏制度、违抗命令,就是破坏纪律,破坏纪律要纪律制裁。我们要把军队的纪律严肃起来,要养成自觉遵守纪律的作风。只有这样体现了高度的民主与高度的集中时,我们的军队才是铁的军队,才能万众一心,才能克敌致胜,才能打垮美蒋,取得最后的胜利,才不愧为共产党毛主席所领导的一支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