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赶上世界最强的国家已让日本痴迷，它不光是一个政府的优先事务，而且也是所有日本爱国者的最高目标。
《日本权力结构之谜》
[荷] 卡瑞尔·范·沃尔夫伦 著
任颂华 译
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 2019年11月版
既然日本掌权者自身感到的威胁自动被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因此他们及其能言善辩的发言人，一直以来都将日本描绘成一个特别容易受到失控的外来力量伤害的国家。从明治时期开始，最早到 20 世纪 70 年代结束，这种一直存在的焦灼有时隐隐作痛，有时却很尖锐，并为刺激日本“迎头赶上”提供了不少能量。
“赶上强国”
日本结束闭关锁国后 50 年间，要想有能力抗衡外国势力对日本社会政治安排的干扰，就必须提升国家的工业和军事力量，必须让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将日本视为一个平等的战略实体。明治时期最著名的口号是“富国强兵”，针对实际上或是想象中的外在威胁的反应，是努力让日本变得无敌。以激烈的步伐进行工业化被视为理所当然，因为在掌权者看来，进行工业化无异于保护日本和他们自己的政治生命。
赶上世界最强的国家已让日本痴迷，它不光是一个政府的优先事务，而且也是所有日本爱国者的最高目标。西方人几乎无法理解，不少日本人除了单纯的社会政治需求外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他们认为生活的最终意义、生存的目标就是国家的生存和安宁。
追赶其他国家也意味着去控制环绕日本的大海彼岸的地方。明治时期和大正民主时期，没有哪个发出政治声音的日本人不这么想。政党与军队和官员共同推进一个使日本成为具有统治力的大国的计划。“问题不在统治力本身，而是如何获得统治以及由谁来统治——大藏省、政党以及产业领袖来负责外交和经济渗透，还是由军方机构来进行军事占领。”
当然，计划中“强兵”这一部分带来的成功更容易得到证明。从明治媒体的反应来判断，扩张主义的目标广受欢迎。报纸对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都表示支持，还有关东军抗命发动九一八事变并最终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也表示支持。臭名昭著的 1905 年日比谷纵火事件以及东京多地警民之间的持续冲突（并导致军事管制），都是因为反对《朴次茅斯和约》中的条款而引起的。在接下来几十年中，日本的帝国扩张就像要求普选权一样受到大众的支持。
日俄战争后对赔偿不满的日本群众引发了日比谷纵火事件
即使如此，精英中有一个团体认为国家目标中的“富国”部分能够提供更大的激励。明治时期有不少作者和官员都被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时尚感染，他们谈及国家之间“和平时期的战争”，强调经济发展的终极必要性，并认为军事是一种强行建立外国市场和确保原材料供应的工具。
成立于 1873 年的内务省在它的第一个十年中——也就是在山县有朋将其变成社会控制机构的总部之前的那个十年——首要任务是促进国内工业的发展。它的第一位大臣大久保利通，是最早的一批寡头中最有权势的一位。在某次前往欧洲的调查使团中，他很失望地发现日本落后西方太多，恐怕追赶不及。他强烈地反对入侵朝鲜的计划，这些计划导致寡头之间第一次出现重大分歧。他的理由是，日本无法承受这样的冒险，他认为日本应该只考虑在经济上强大起来。大久保利通利用新成立的内务省的 70% 的预算帮助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政府工厂产业链。他将一家政府海上运输公司和三菱造船厂合并，以消除美国和英国在运输领域的统治地位；他将学习使团派往西方，建立了一个绕开外国代理的贸易系统，为丝绸、农业和其他产业提供财政支持，还资助举办全国博览会来宣传快速工业化的好处。
大久保利通
1874年日本建立的横滨铁路和轮船
从明治时代早期开始，日本就有了工业政策。在接管了地方创建的企业之后，寡头们在其中加入了全国铁路和通信网络，以及军工业、矿业和造船业。明治工业化启动后，政府自动获得了对经济的控制，因为政府要么自己提供资本，要么就通过提供保护来鼓励私人投资者投资，并由此将平行投资造成的浪费降至最低。明治政府在几乎所有主要的工业中都采取主动措施。19 世纪 80 年代早期，政府几乎放开它建起的所有产业，不再对其进行直接控制，而是改为间接保护。1881年，政府成立了农商务省来帮助规范这一政策，并起草相关法律，将寡头与他们的企业家朋友和贷款方之间的早期交易正规化。经济寡头体制开始形成，它由具有政治特权的金融机构组成，这些金融机构进而受到政治寡头和官僚精英的支配。人脉网络由血缘关系、联姻、贿赂或是从学生时代开始的友谊建立起来，在日本现代化经济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令人称奇的作用，此时这种人脉网络已经开始运作起来。
将私有化作为工业问题的解决方案，一直都是日本经济政策的主要特征。只要放手不管看起来够安全，官员就会摆脱直接管理的烦琐工作。这一习俗仍在延续，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在处理国家铁路和通信事业时表现还是一样。官员在实际管理权力上几乎没有任何损失，但经济因为新的刺激、风险分散以及有限竞争方式而提升效率，促进了“自然选择”。到 19 世纪末，明治官员们很轻松地就保留了对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矿业、重工业以及运输业）近乎全盘的控制。
培养奉献精神
第二次大型的追赶运动开始于战后重建已经结束的 20 世纪 50 年代，并一直持续至今。凭着同样全心全意的奉献精神，它让日本的经济实力超过了除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我们再说一次，推动这一发展的不是，或说不主要是，西方人所认为的经济动力。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从来就不是增加其国民的选择和舒适。相反，经济增长通常是以国民的牺牲为代价的，它与国家安全的理念直接相关。由于国家目标中的“强兵”这一部分必须被放弃，所以经济努力在此时就必须担起全部责任。人们认为，明治时期匆忙进行的工业发展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如今要获得工业主导地位也是如此。日本官员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在我们仔细阅读他们的文章，认真倾听他们的演讲之后，就可以明显看得出来，他们似乎是在暗示而世界也必须理解，他们不会允许自己的工业在面对外国竞争时出现失败。
不少 20 世纪的外国观察家证明，日本人投身于自己的工作时具有毋庸置疑的奉献精神。二战结束后的 20 年中，全国重建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同一家公司的工薪族团结在一起，表现出传教士般的狂热。特别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公司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在参与一场永久的竞赛。虽然实际上竞争是受到控制的，但他们毫不停歇地为自己寻求商界等级中的更高位置，不同行业的排名也是广为人知的。家庭主妇和学童也非常清楚哪家公司在哪个领域做得最大——哪怕他们对这样的事情应该不怎么关注。这样的宣传，再加上媒体（在污染丑闻之前）报道出一切安好的一致印象，帮助产生了这种现象级的推动力。
1964年开通的东海岛新干线
但是，成为国内的顶尖公司只是开始，和强大的国际公司开展的竞赛一早就开始了。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在和大型电子制造商中的工程师和管理人员对话时，人们能感觉到这些人活着就是为了一个目标：赶上并超过 IBM。日本宣布“美元冲击”（尼克松在 1971 年决定停止美元和黄金之间的可兑换性，迫使日元进行重新估值的结果）后的第二天，我拜访了富士胶片公司。我发现了一群痛苦沮丧、面如死灰的工薪族。他们解释说，公司的销售计划受挫，由此他们赶上并超过柯达的前景受挫，而且公司有可能从此再也不能恢复过来了。
完美之路
“赶上强国”心理一直是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崛起的重要方面，因此值得研究它在与政治经济不直接相关的日本生活领域分支的表现。相比西方，日本的“进步”经常容易被人以更直截了当的方式衡量。从其有记载的历史开始，也就是在公元 6 世纪，日本还是一个没有文字系统的原始部落社会。日本与中国唐朝接触是一次重要经历。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日本对唐朝文化形式的吸纳有一种少见的彻底性，甚至在历史上很难找到类似的情形。这样，日本就建立了一种看待自我改进的态度，而且一直流传至今。
这种态度的特征是这样一种观念：做事情可以有一种“完美”的方法。在学习技能，特别是学习日本音乐、传统剧场艺术，或是柔道、合气道、剑道和空手道相关的技能的时候，重点在于自动地、不断地、自发地重复老师的动作。要做到精通，就必须消除自身与完美典范（也就是老师所体现的样子）之间的障碍。
日本剑道
至于学生可能有的天生潜力，完全属于他或她的独一无二的潜力，这种想法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即使是在非传统的艺术中也是如此。外国导演和音乐老师几乎一致地认为，日本的表演者有着巨大的技术能力，但相对缺乏个人表现能力。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在一个追求服从的社会中所缺乏的勇气，但说明那些从未在海外学习过的音乐家几乎没有人教给他们，音乐应该由他们自己来诠释。做任何事情都有“完美”的方法，这种想法可以与对团体行为的顽固期望进行对比；实际上，艺术家必须按照模型而生。根据日本的学习方式，技能或艺术有一个权威性的、事先设定好的存在，需要大家遵从。没有空间让人做出某些特别变化，来适应实践者的个人倾向和品味。
这种做法的好处是能在演艺界和造型艺术界产生伟大的技艺大师，以及由全然自信而产生的静谧之美。但也有缺点。技能的进步根据定义得非常狭窄的标准来衡量，那些不包含在这些标准中的进步就会引起注意，进而逐渐消亡。传统的日本教学方法在早期树立的自我意识，也往往成为一种阻碍。风格，即精确呈现的方法，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就需要不断的重复来消除自我意识的干扰。练习传统技能和现代体育技能的日本学生，不会轻易得到停止身体运动训练的许可，去专注自我，并处理身体运动层面以上的事情。
相扑
我认为，这种学习方式具有政治意义。日本政治发展在最早期就受到中国模式的影响，而中国唐朝代表了一种极其雄伟的复杂性，以至于它无法提供对两国政府进行比较的机会，反而是增加了日本长期的创伤体验。掌权者引入了中国政府的开放形式，他们几乎都表现出受到激励的样子，意识到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去适应新现实。我怀疑这是日本的两种观念——做事情有“完美”的方式和普遍地总是感觉不够“完美” ——的起源，特别是在艺术和学习方式中。
19 世纪，日本突然开始面对欧美国家的力量和技术奇迹。这一次，大众口头宣传的是要模仿外国的物质进步，但要保持日本“精神”不受影响。而日本人能做到的模仿程度，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本文摘自《日本权力结构之谜》，[荷] 卡瑞尔·范·沃尔夫伦 著，任颂华 译，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 2019年11月版，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简介:
卡瑞尔·范·沃尔夫伦（Karel van Wolferen），荷兰记者、政治评论家。他曾任荷兰《新鹿特丹商报》派驻日本的东亚记者，30年来一直在东京工作生活，写下大量对日本政治、社会、文化与外交关系进行深刻剖析的文章。现为阿姆斯特丹大学比较政治经济系终身荣誉教授。他曾撰写包括《日本：权力结构之谜》在内的20余本著作，影响西方国家对日政策的制订。著作被译为12种语言，其中日文版影响超过百万的日本读者，被日本学者称赞具有“革命性”的观点，在日本政治界中激起巨大反响。
内容简介：
沃尔夫伦以局外人的视角观察日本，结合30多年来在日本的采访工作、与商政要人的私人对话，全方面剖析日本社会的运行机制，深度解读日本战后历史与未来走向，呈现了一个我们未曾理解的真实日本。政府、党派、商界财阀、警察和法院、大众媒体，甚至是有组织的黑帮与新兴宗教，社会各个方面的掌权者，建立绵密的人脉关系网笼罩全国。权力分散在社会的每个角落，也造就了温顺的国民全身心奉献给公司的男性工薪族，只适合待在家里的女性，还有缺乏创新能力、应试机器般的学生。他揭开人脉关系维持的巨大网络，戳穿了将权力压迫伪装成传统文化的“日本文化”外衣，也打破了30多年来有关“日本第—”的梦幻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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