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认为“国恒以弱灭，而汉独以强亡”，纵观历代王朝更迭，许多人都赞同了这一观点。比如强盛的唐朝亡于藩镇割据，富庶的宋朝亡于军事上的短板，而东汉的崩盘却几乎是突然发生的。在诸葛亮的《出师表》中，有一句“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正是这一句，让许多人误以为汉桓帝和汉灵帝一样，是个彻头彻尾的昏君，其实不然。根据《谥法》评判标准“不勤成名曰灵”，汉灵帝刘宏在位时，施行党锢和宦官政治、巧立名目搜刮钱财甚至卖官鬻爵供自己享乐。这样的一位皇帝，当得起“灵”这个恶谥。而“桓”字在《谥法》中的注释为“辟土服远曰桓、克敬动民曰桓、辟土兼国曰桓”，并不是一个和“灵”一样的恶谥。从谥号可以看出，汉桓帝刘志在位期间，应当还是有一定的贡献的，特别是在开疆拓土方面。
事实也的确是这样，汉桓帝在位时，北边的鲜卑人和西边的羌人不断叛乱汉桓帝任用了段颎和皇甫规，取得了对外战争的重大胜利。其中段颎“凡破西羌，斩首二万三千级，获生口数万人，马牛羊八百万头，降者万余落(出自《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规则“持节监关西兵，破之，斩首八百级。诸羌慕规威信，相劝降者十余万。”凭借这些出色的将领，东汉在下坡路上依旧保持着对外的强势，刘志也因此给自己捞得一个还不错的“桓”为谥号。
然而此时一场天灾正在悄然发生，在皇甫规用兵之时就已经初现端倪，史载：“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正是这一场难以控制的疫病，让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出现了最严重的危机。汉灵帝建宁年间（168年—172年），钜鹿人张角带领自己的两个弟弟在疫情严重的翼州开始传教，他以符水给患者治病，同时宣扬一些宗教思想，让广大百姓产生了这样的迷信思想：治好了是张角的医术高超，没治好只能怪自己作恶太多、心术不正。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张角的信徒遍布全国各地，甚至连朝廷的地方官也有不少信徒。在拥有了上百万信徒后，张角也萌生了自己的政治野心，顺势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政治口号，企图推翻日益腐朽的东汉王朝。中平元年（184年），张角以自称“天公将军”，率领自己的信徒发动起义，因为他们头裹黄巾故而史称“黄巾起义”。虽然这场声势浩大的起义并没有直接推翻东汉王朝的统治，但也动摇了统治根基。
为了镇压起义，东汉朝廷被迫将募兵之权下放至地方乃至个人，这就造成了后来地方做大架空中央的局面，连以“织席贩履”为业的刘备也拉起了一支自己的队伍。根据学者统计，东汉桓帝时期，人口总数大约为5500万人，而过了大约半个世纪，魏蜀吴三家的人口加起来还不到1000万。不可否认，战争、饥荒等其他因素，也会导致人口的减少，但如此大规模的人口锐减，是其他乱世所看不到的。在当时的诗歌作品中，也可以一窥究竟。
比如曹操《蒿里行》的最后两句是这么写的：“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此外曹植在《说疫气》中的描写，也给我们还原了当时的恐怖画面：“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正是因为这一场波及全国的大瘟疫，使得东汉王朝在国力并不衰微的时期突然崩盘。在灾害面前，再强大的帝国，也避免不毁灭的命运。
然而每当我们品读这段历史，总会将原因归咎为桓、灵二帝的人祸，然而这不过是帝国毁灭之路上的催化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