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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05-25第16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绪方贞子:保护难民,我的十年 前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自述

    【日本《文艺春秋》5月号文章】题:保护难民,我的十年(作者 前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绪方贞子)
    出任高级专员
    1990年10月,我作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人访问缅甸,进行有关人权问题的调查,当时我是上智大学外语系主任。在缅甸首都仰光,广播里不时传来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为了回本国挪威就任外交大臣而辞职的消息。
    “怎么这么快就辞职了?”对于这位专员只干了10个月就辞职了,我感到十分突然。回国后,又有一件事让我感到更突然:政府询问我是否愿意成为下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候选人。
    过去我曾经因为忙于抚养孩子而拒绝前往联合国总部工作,但两个孩子已经自立,过去还需要照看父母等家务事的牵扯也已告一段落。因此,我答应成为候选人,并作出承诺:一旦当选下任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决不逃避责任。在那之后,不知不觉间就把这件事淡忘了。但是当我听说对世界各地推选的十五六名候选人进行筛选后,我是最后剩下的三名候选人之一时,心中突然就涌起想要当选的欲望。如果到了这个地步再被淘汰,那就太可惜了。
    眼看就要到腊月了,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秘书长直接给我挂电话,请我从1月份开始担任难民署高级专员这项工作。但当时大学正值期末,教师必须给学生评分,而且还有对学生毕业论文进行指导的任务,所以难以马上成行。1991年2月17日,在大学里的工作总算告一段落后,我便匆忙只身前往日内瓦。
    直面沧海横流
    在那半年前,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波斯湾陷入紧张状态。中东的外国劳工沦为难民大量逃离。海湾战争已经在1月爆发,我到任后首先要对难民署的任务和事务的概要进行了解,也就是每天从早到晚进行学习。
    我还是第一次接触保护难民的工作。作为教师,我习惯于对什么都问,从法律、条约问题到难民署各个局部如何运作等问题,我不断地向所有人询问。好像曾经有过这样的传言:“新来的高级专员是个什么都打听的人”。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 HCR)成立于1951年。成立之初是个只有职员23人、年预算还不到500万美元的小机构。当我就任高级专员时,难民署的年预算已经达到约5亿美元,职员约为2500人,正好是今天难民署规模的一半。在我上任的前后,两德统一(1990年10月)、前南斯拉夫分裂(1991年6月)、苏联解体(1991年12月),世界形势发生巨变,东西方冷战终结。然而保护难民的工作涉及面也因此而扩大,变得更复杂、更困难。
    穿越枪林弹雨
    在大致熟悉了情况之后,我开始前往联合国总部以及对难民署工作给予支持的北欧各国进行上任之后的礼节性拜访。恰好在那期间,伊拉克国内受萨达姆政权迫害的库尔德难民开始向伊朗和土耳其边境大量外逃,于是我只好中断原定的计划,马上前往中东。
    我乘坐一架小型飞机抵达德黑兰后马上又换乘直升机前往边境。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乘坐的这架军用直升机非常陈旧,当时我甚至想:“闹不好我这回就要彻底‘交待’了。”
    1984年,前南斯拉夫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举办冬季奥运会,萨拉热窝这个曾经是世界各国运动员聚集的和平城市从1991年开始枪炮声不断,变成了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
    1991年10月,应南斯拉夫政府的请求,作为主要的人道主义援助部门,难民署决定第二年7月向萨拉热窝市民空运救援物资。难民署还是第一次采取空运手段进行援助活动。在一个尚在激战中的地区开展援助活动,以难民署原有的常识来看,是难以想象的。但是萨拉热窝市民一直躲在自己家中,而该城却被包围,陷于孤立无援之境,粮食无法运进,成为不得不依赖国际保护和支援的“国内难民”。
    空运开始后,我也马上前往萨拉热窝。副专员非常担心,让我不要勉强,并且屡次打电话到萨拉热窝来。
    此后我经常乘坐运输机前往萨拉热窝,每次在接近萨拉热窝上空之前都必须保持飞行高度,直到最后一刻才“啪”的一下迅速降落,否则很容易遭到炮火的袭击。从运输机着陆后到进入机场仓库这一段时间,也需要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卡车并行,以保护我们免受炮弹袭击。从机场到市区之间被称为“枪林弹雨街”,所以我们第一次购买了防弹装甲车。我身高只有1.5米,却不得不穿上15公斤重的防弹背心。这决不是夸张。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我下车之后不到十分钟,司机就遭到流弹袭击,身负重伤。
    市内的所有玻璃都已经被毁坏了。开会时常常听见震耳欲聋的枪炮声,爆炸声时常让整个建筑物都在摇晃。所幸的是,我的职员们逐渐成长为在战争中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的勇士,面对这样的生死考验,丝毫不感到害怕。
    乘车从克罗地亚到塞尔维亚途中,到处能看到这样的情景:在看上去很普通的一些房屋中,只有塞尔维亚人或穆斯林的房屋成为袭击目标,其房屋从里到外惨遭破坏。这种怀着深仇大恨进行的破坏所留下的残迹,令人不寒而栗。
    援助物资的空运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刚开始时觉得最多两个星期,可后来我发觉不那么简单。这次空运已经成为各国团结一致对萨拉热窝市民进行支援的象征。
    摆脱政治纠缠
    我曾一怒之下暂停了向萨拉热窝运送援助物资,它成了众所周知的震惊联合国的一件大事。
    那是在1993年的2月,塞尔维亚族势力阻止我们运送援助物资的卡车进入散居在塞尔维亚势力控制下的东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村庄。事件由此而开始,穆斯林方面反而封锁了从机场到萨拉热窝市的通道,抵制物资援助。其目的是为了向全世界控诉穆斯林受孤立的命运,呼吁对塞尔维亚方面进行谴责,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行为。
    人道主义援助决不允许被政治所利用,由此我发表声明,决定暂时停止援助物资的运输。
    对此,联合国安理会也沸沸扬扬地出现了种种议论,“和平谈判将遭到重大挫折”、“一个难民署的高级专员作出这样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决断合适吗?”
由此我遭到许多来自纽约的严厉批评。    结果,几天后,萨拉热窝市当局说,反映穆斯林状况的目的已经达到,对暂停援助表示感谢,并停止了对物资援助活动的抵制,在加利秘书长的指示下,我们又重开物资援助。
    实际上,物资援助活动曾经暂停过好几次。满载援助物资的运输机被击落,造成飞行员死亡这一事件发生时就曾停止过援助。
    但之所以决定重开物资援助,还是因为有必要进行援助。同时,能在多大程度上确保援助活动的安全也很重要。因此,为了保证难民及援助活动本身不受武力攻击,我们不得不反复与纷争的当事人进行谈判。
    在玻璃全被毁坏的萨拉热窝市,我们难民署的职员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将难民署的塑料雨布和窗户框架材料以及木工工具分给市民,让他们将自家的窗户修好。因为是塑料雨布,所以不必担心它会破碎。总统府的窗户也用印有“联合国难民署”字样的塑料雨布遮盖着。曾经由此闹了这样一个笑话:美国视察团来到萨拉热窝市,随处可见的印有“联合国难民署”字样的窗户让他们大为惊讶,他们想,难民署怎么会有如此多的办公室?
    虽然我在联合国也曾几度负责人权问题,但我并非“人权卫士”。说起人权,人们常常会想到站在“人权”的立场上,与当权者对峙,以保护人权。但在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的情况下,就不得不通过笼络当权者,来努力保护人的生命及尊严。
    十年来,我所遇见的难民的确很多时候都是政治权力的牺牲品。为了保护这些难民的人权而与当权者进行斗争,却未必能够保全他们的生命。
    “人道”需要务实
    如何照顾这些流离失所的难民呢?给他们送去粮食、药品,提供受教育的机会,这就不仅仅是人权问题,这是他们现实生存所需要的。还有,让他们能安全地与家人一起过着正常的生活。因此,从“人道”的立场出发,要求当权者答应我们提供援助,这是现实的需要。
    虽然高喊不要战争,但战争实实在在地存在着,最弱者成为牺牲品,所以首先必须保护现有的受害者,在此基础上不断创造机会改善其状况。这才是比较实际的做法。
    卢旺达有刚果(旧扎伊尔)的难民营,这里有个孩子也叫“绪方贞子”,是三年前我到此访问时出生的。之所以取了我的名字,是因为我们为他们提供了营地,建立了学校,一直对难民进行支援而受到他们的欢迎,取和我一样的名字也许就是一个见证吧!
    我给这个“绪方贞子”一家送去了一头牛。在卢旺达,牛是最贵重的礼物。以前,我在卢旺达对女性优生计划曾进行过援助,作为对我的感谢,他们送我一头牛。我当然不可能将这头牛带回国,所以就把它留在了难民营。送给那个小孩一家的那头牛就是这头牛生的小牛。
    也不乏改变形势并最终解决难民问题的例子。例如柬埔寨难民问题。在联合国柬埔寨会议主导下实现了柬埔寨的和平,联合国维和部队甚至对柬埔寨进行了短暂的管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努力将难民遣返回乡。最终40万难民返回自己的家乡,当最后一个难民营被关闭时,我不禁感慨万分。
    依然任重道远
    到去年12月,我已担任了三届共10年的联合国难民公署高级专员,任期即将结束。在那之前的执行理事会上,我向会议做了报告,将难民问题分为“已经解决”、“正在解决”和“尚未解决”三类。
    难民问题已经解决,是指难民已经不再是难民。在非洲,莫桑比克等国的170万难民回到故乡定居下来;在亚洲,印度尼西亚的难民问题也得到解决;在中美洲,危地马拉难民回国或在墨西哥定居下来。由此,我们的使命也就结束了。
    如前所述,波黑及卢旺达的难民问题正在解决之中。
    难民问题解决尚无眉目的有阿富汗、高加索、车臣、苏丹。特别令人担心有可能恶化的是西非,几内亚、安哥拉等地,我们几乎无法实施救助难民的行动。去年秋天,在西帝汶和几内亚,我们难民署的职员惨遭杀害。
    难民署总是不得不在难民的身边工作。难民多分布在热带雨林、沙漠、山地等自然环境恶劣的地方。因此难民署的职员们也一直在这些偏远的地方进行救援活动。有时,救援活动的现场就是炮火纷飞的战场。
    我本人一年中也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援助现场。原本我就不是那种小心谨慎的人,前往援助现场也不想那么多,但有一次在布隆迪前往救援现场途中被安全武官紧急叫回。我也没问是什么原因就按他的要求做了,后来才知道难民署获得情报说有人要谋害我。
    有的难民署事务所被纵火焚烧,也有的职员被杀害。即便这样,为了援助2100万难民,难民署的职员们在各自负责的危险地区努力奋斗着。说起来,难民署5000名职员都是我的战友。我们经常在一起协商问题、交流信息。能拥有这样一个好团队,我感到十分荣幸。
    图片:
    1、绪方贞子在难民营
    2、1992年的绪方贞子【注:】【注:】【注:】【注:】【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