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07-26第10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本文节选自泽夫·苏赋特所著《中国以色列建交亲历记》一书。苏赋特先生拥有以外交部终身大使头衔，1991年3月来华，任职于以色列科学及人文科学院驻北京联络处，参与了以色列同中国从发展一般关系到正式建交的全过程。中以建交后，被任命为首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在书中，苏赋特先生回忆了这段令人难忘的经历，并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新闻。本书现已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1991年）10月结束之前的第3天，王司长把我召到外交部。他告诉我，杨副外长打算邀请以色列副外长内塔尼亚胡到北京访问几天，时间在11月6日到10日之间。这次访问将公开进行，公开宣布。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步骤，是一个突破。然而，我对耶路撒冷内部，甚至对外交部内部的政治关系非常了解。因此，我并没有表示多么高兴。我用试探的口吻提出，我们的总司长也许会应邀来访。王司长对我的建议没有作出反应，而是重申邀请内塔尼亚胡来访。他暗示，这次来访极端重要。他还说，鉴于内塔尼亚胡目前在马德里参加会议，来访一两天就够了。
    我把这一事态发展通过密码电话报告耶路撒冷。我收到的反应是满意和高兴。但是，部长认为，让内塔尼亚胡来北京是不可能的。鉴于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正常化具有决定性意义，我还是力争让内塔尼亚胡来访。闻此，对方通过耶路撒冷至北京的电话线生气地质问我道：“你还生活在人世上吗？”这话的意思是，我脱离了耶路撒冷的现实。整整过了一周时间，外交部才授权我重申，建议总司长访华。我照办了。同时，我还提出一个可供选择的建议：在目前情况下，杨副外长也许可以去耶路撒冷。显然，他们同我们一样感到很失望，因为一些外在因素影响到我们朝关系正常化方向即将向前迈出如此重要一步的努力。我猜想，他们驻特拉维夫的人员没有向他们报告以色列执政党内部关系的情况，也没有报告内塔尼亚胡即将离开外交部。其实，这些都是以色列报刊每天都在炒作和猜测的问题。但是，他们同意总司长来访，来访也要公开宣布。他们让我们就来访的日期提出建议。
    几天之后，我们不断听到另一起来访的消息。这是一次秘密访问，一次宣告所有以色列人秘密访问北京的活动即将结束的秘密访问。在神秘的、几乎像密谋什么似的谈话中，一些人总是悄声问我的同事和我本人，我们是否出席周末的会晤和宴会。我们只能说毫不知情，希望他们把话说清楚。我们的一些朋友显然怀疑我们是在假装不知情。于是，他们向我们暗示说，以色列国防部长即将到北京，进行高度机密的访问。果然，几天之后，这位部长来访，并到了长城。在那里，一位以色列旅游者，他是一个以色列旅游团的成员，发现一位面孔如此熟悉的以色列部长竟来到中国，不禁大吃一惊。他灵机一动，举起照相机，按下快门，给这位部长拍下照片。后来，这张照片被以相当不菲的价格卖出去，将这次访问的消息曝光。
    一周之后，另一位以色列部长在罗马举行的世界粮农组织大会上会见了中国的农业部长。这是两国的部长在联合国大会“特别安排”之外的首次公开、正式会晤。根据以往的特别安排，中国是按照它在联合国的名分和责任行事，只同以色列驻这个国际组织的代表会晤。而这次农业部长会晤本来可以称为那种特别安排的延伸，但谁都没有这样说。显然，如果没有中国党的政治局常委会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决定，两国部长这次会晤是不可能举行的。这次会晤是友好的，务实的。这位中国部长透露，他对两国进行的农业交流很熟悉，对联络处的工作也很熟悉。他建议，他主管的部和我们驻北京联络处之间正在进行的合作继续下去，专家和代表团的互访继续下去，在诸如像粮农组织这样的专业性国际论坛中的接触也将继续下去。两位部长对此类交流与合作的互利性均表示欢迎。以色列报刊以显著版面报道了这次会晤，并引用以色列人士的话说，这位中国部长认为，两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建立外交关系。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以色列报刊在11月12日报道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戴维·利维在向以色列议会外交和防务委员会介绍情况时谈到，他手下的总司长将“作为中国外交部的正式客人”访问北京。这并不是回应中国发出的邀请的最适当的渠道或方式。部长们同该委员会的会晤总是保密的。苏联《消息报》驻北京的记者看到这条消息，在每周一次的新闻发布会上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提问：有报道说，以色列外交部总司长即将访华，以便“为以色列外交部长访华作准备”。中国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对同以色列建交有何打算。发言人回答说，中国同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在这方面的任何进展都将及时公布。两天之后，耶路撒冷通知我，鉴于正在为中东和谈作准备，总司长访华的时间不能确定。我们已花了好长时间同中国方面进行接触，既有耐心又很吃力。但是，到最后又出现阻隔和障碍，真是既令人费解又令人沮丧。
    我到外交部拜会了王司长。我告诉他，我们在此时不能提出总司长访华的时间。但是，我重申对杨副外长访问以色列的邀请。我希望，我这样说不会给对方造成错觉，好像我们坚持己见，一定要他们先去耶路撒冷，而不是我们的人先来北京。在非正式接触中，我的同事和我都尽力向他们解释某些有关内部纷争的情况。但是，中方显然觉得很难理解，既然他们的倡议和邀请对两国关系正常化如此重要，我们为什么还作出那样的反应。王司长并不掩饰他的失望之情。他说，他们认为，“若不采取拟议中的这一步骤，要使两国关系升级取得进展是根本不可能的”。
    美国国务卿贝克11月中旬访问过北京。据报道，他在会谈中作为假设提出了中国参与中东和谈问题，当然是多边和谈。11月22日，在每周一次的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北京电台记者提问说，中国是否参加下一轮的中东和谈。发言人回答说，如果受到邀请，中国会考虑参加。他还说，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一直主张在联合国有关决议的基础上，促进中东争端的全面解决。他最后说，上个月召开的马德里和平会议，是朝那个方向迈出的积极的一步。这是中国有兴趣在当前的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作用的非常典型的中国式的表达方式。
    就在这时，一个以色列商会高级代表团正在中国访问。接待这个代表团的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从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的高级官员在北京所处的地位这个角度来看，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外交部的同事们事前告诉我们，如果他们收到邀请，他们就会出席我为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这样，他们就会作为我们的客人首次公开亮相，使在场的各国记者、外交官和其他外国人都看到，使我们众多的其他中国客人也都看到。在这些中国客人中，就有上面提到的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的高级官员。这个部以前一直同我们保持距离。
    事实上，这次访问是第一次按照官方的而不是民间的方式对待的。所有的宴会和招待会都有外交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其他政府机构的代表参加。我作为来访代表团的政府的正式代表，坐在东道主的右边或左边。我们联络处的同事们也都应邀出席。这一切表明了联络处的官方地位。
    如果说事态确实是上了轨道，那么，此时此刻，沿着轨道几乎还没有移动。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利维在致中国外交部长的一封“亲启函件”中解释了事情延宕的原因。他回顾了他们两人两个月前在纽约会晤时讨论和平进程的情况，回顾了后来为以色列同其阿拉伯邻国进行直接谈判而召开马德里会议的情况。他总结了这些事态发展，总结了目前执行马德里会议决议的情况和根据在马德里达成的协议召开双边和多边会议的情况。为给这些会议作准备，以色列外交部的责任就落在总司长身上。因此，在目前这个阶段，他还不能为总司长访华确定一个日期。这位以色列外长最后表示，他希望两国外长在最近的将来也许能够恢复会谈。以前，在9月的纽约会晤时，他曾提出邀请中国外长访问以色列。现在，他重申了这一邀请。同时，总司长会见了中国国际旅行社驻以色列办事处主任，向他说明了情况，重申希望杨副外长能够访问以色列。
    在中国外交部的内部，一些日常的实际考虑影响着事态的发展速度。外交部的任务是确保中国在国际上的作用、影响和活动。刚刚启动的和平进程的操办者是两个超级大国。欧洲共同体作为观察员也出席了马德里会议。此外，拟议中的多边会议将讨论范围广泛的实际问题，诸如地区水资源、经济合作、难民和环境问题。已经可以预料，所有利益攸关的大国都将积极参加这次会议。日本、加拿大和欧洲国家都参与了讨论和协商。中国没有参与这些筹备活动，受阻的原因是它同以色列没有正常关系。
    中国不像美国和苏联（后来的俄罗斯）那样，寻求在中东和谈中担当主办者的重要角色。事实上，中国已公开表示，支持主办者将与争端有关的各方都带到会议桌上来的努力。中国明确表示支持地区稳定，结束冲突，因为冲突只能损害其商业利益。外交部的任务是要确保，在国际活动中，以符合中国国际地位的有效方式，使中国的主张得到阐述，使中国的利益得到增强。现在，中国已作出决定，实现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与开创和平进程的机制齐头并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国适当参与这些活动。中国作出这一决定，是因为它看到，在参与中东和平进程本身问题上已经落后于人。在国际上，许多其他方面正在介入和平进程，并为之作出贡献。中国延迟参与只能使其国际地位受损，包括在中东和阿拉伯世界的地位。有了这样的考虑，中国显然就赞同刻不容缓地实现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双边接触和交流的速度表明，实现关系正常化已迫在眉睫。在所有的实际活动中，我们都被公开地作为外交使团对待。以前那些形式上的对我们活动的限制，对整个官方机构同我们公开接触的限制，全部都取消了。就在此时，新华社中东地区总分社社长在耶路撒冷受到以色列总理的会见。新华社直接受国务院的领导。《人民日报》和北京电台都按照常规报道了耶路撒冷这次会见。事实上，这是中国公开报道耶路撒冷同中国政府代表第一次正式接触。另一个表明发生变化的迹象是，中国没有参加12月初联合国关于取消1975年“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决议的投票表决。中国原来是支持联合国大会3379号决议的。几周之前，在致电一年一度的联合国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的时候，李鹏总理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和收复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表示了例行的支持。同时，他还说，以色列的主权和安全需要得到尊重和保障。7月初，这位中国总理在开罗就曾引用他自己1989年提出的中东和平的5点主张，发表了同上述内容完全一样的谈话。但是，后来有人追述说，中国在巴勒斯坦纪念日贺电中这些话，还是被视为“同以色列建立正式关系已迫在眉睫的公开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