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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10-03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鲍威尔自传:我的美国之路(四)

    夜幕降临,我们在高地上宿营,我感到筋疲力竭。一个25岁趾高气昂的美国人的兴奋随着一声枪响随即消失了。今天有人被打死了,明天可能还有人要死,后天也许还是这样。这不是周六下午看的战争影片,而是现实,丑恶的现实。
    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受到伏击,看到士兵们一天天地死在幽灵般的敌人手里,我真要发疯了。
    我的笔记本上5月18日这一天的记录很有意义。“八点零五分,遭遇越共,击毙一名……”我们当时正在沿一条峡谷巡逻,只有这一次,我们的尖兵班在越共发现我们之前发现了他们。也就在这一次,我们进行了伏击,一阵扫射,打中几人,其余都逃跑了。
    第一次确凿无疑地打死了越共士兵,这件事提高了南越士兵的士气。数字游戏
    ——后来被叫作“数尸体”——尚未开始,不过南越人已经猜出我们想听到什么。他们不断凭着一滩血迹或其他无足轻重的证据向我“证明”他们打死了越共士兵。我对他们说,这还不够。我变成了一场可憎的游戏中的裁判。打死越共士兵,必须以其尸体作证,没有尸体,不足为凭。
    不久,一名南越中尉兴冲冲地向我报告击毙一名越共士兵。“带我去看。”我说。“太远,太危险。”他回答说。我重申了上述规定。半小时后,他回来了,递给我一块手帕,我打开一看,竟是一对新割下来的耳朵。(四)

要市场经济 也要社会保障

    【俄罗斯《莫斯科真理报》9月17日文章】题:为什么东欧人不想放弃改革,却又投共产党人的票?(作者皮捷尔斯基)
    东欧和中欧原共产党人改换“颜色”后重返政府机构,而多数公民不希望回到旧时代,这确实是一件稀奇的事,令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十分感兴趣。
    有人认为,这些国家的选民经过了一段时间后已吃够了失败的经济改革给他们带来的苦头,因而希望共产党人能够使他们再有在社会主义制度时期享受的最低限度的,但不会改变的社会保障。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对这样“可以说清楚的怪现象”作了调查,认为上面那些人的说法是错误的。布拉格的舆论工具调查研究机构进行了一次专门的民意测验,目的是弄清楚人们对曾经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的东欧和中欧国家的经济改革怎么看。结果表明,在被调查的12个国家中的每一个国家,认为改革进行得太慢的人要比认为改革进行得太快的人多。
    在12个国家中有10个国家至少有80%的接受调查的人说,他们希望自己的国家建立起自由的市场经济或混合型经济。只有俄罗斯和乌克兰有1/4以上的接受调查的人希望回到计划经济。这说明,选民们选举原来的共产党人并不是为了放弃市场经济改革。
    那么选民们为什么要投共产党人的票呢?首先,同其他任何国家的选民一样,中欧和东欧国家的选民有可能持相互矛盾的观点。多数接受调查的人都表示希望改革进行得快一些,不希望走回头路。12个国家中7个国家的多数接受调查的人说,企业家不应当成为暴发户。《经济学家》周刊得出结论:显然,需要一段时间让这些国家的公民去适应真正的资本主义。
    第二,有些人尽管原则上支持总改革,但不喜欢某些具体的改革办法。甚至像经济发展比较顺利的捷克共和国和爱沙尼亚等国家也只有少部分选民认为比一年前生活得更好。在西方认为“休克疗法”搞得最成功的波兰也有大约一半接受调查的人认为,1995年他们的生活有所恶化。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3个国家的人的情绪最差,90%的接受调查的人认为他们的生活不如一年以前。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认为,东欧国家的选举不是就资本主义的慈善行为问题进行的全民公决,而只是一个斗争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表演的主要是某些利益集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那些靠社会保障生活的人组成的集团。原来的共产党人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他们答应保护和扩大“全面福利国家”曾经提供过的条件,即社会保障制度和免费教育等等。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多数居民一方面希望建立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又希望保留广泛的社会保障制度。
    萨克斯指出,中欧和东欧国家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数量很大。80年代末这些国家用于社会性开支、教育和卫生保健支出占国内总产值的1/4,而拉丁美洲国家只占10%。共产主义终结之后,这些国家的社会性开支并没有取消,反而增多了。波兰的社会性开支比1989年增加了11个百分点,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社会性开支增加幅度小一些。
    退休人员投原共产党人的票,因为共产党人答应保持或增加退休金。年轻工人和职员不想投激进的改革派的票,因为他们宣传减少社会福利。

桥本逸闻

    【路透社东京9月22日电】日本通产相桥本龙太郎是女性选民的宠儿,曾以其永远笔挺的西装赢得一项最佳衣着奖。他的表情严肃,往后梳的头发永远光亮油润——正是顾问们梦中的日本最大政党领导的形象。
    不过他的脾气火爆,假如他当上日本下任首相的话,这位火爆性子的民族主义者可能会在外交方面引发火花四溅。
    58岁的桥本证明他是日美贸易纠纷这出长剧之中,美国遇到的最强硬的谈判者。他形容他的美国对手“甚至比我妻子在我喝酒回家时更害怕”。
    这位自民党新领袖对二次大战表现出复杂的感情。桥本因领导一个老兵组织和每年到供奉战犯灵牌的靖国神社参拜而被形容为一名民族主义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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