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05-03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俄罗斯《旅伴》月刊５月号文章】题：一个女教师的日记（作者波尔济科娃）原编者按列宁格勒被围开始于１９４１年９月８日，持续了９００天。而据当年９月１２日统计，城市所有的粮食只够吃３０—６０天，煤可维持一个半月，液体燃料一两周。敌人向列宁格勒投掷了１０７１５８枚炸弹，发射了１４８４７８枚炮弹。１６７４７人在炮火中丧生，另有６４１８０３人死于饥饿。但英雄的城市没有投降……
    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２０日配给标准降到了每人１２５克。一小块面包还必须再分三份：早、中、晚三顿。这可真不容易！
    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２５日第四节课不好上，孩子们都等着就餐铃响。得到两盘汤是每个人的愿望。而我的职责是让孩子们把汤在食堂里喝完，不准装进罐子带回家去，尽管家里还有妈妈、爸爸、弟弟、妹妹。这样做我心里很难受，因为过去我常教育孩子们关心亲人。教务主任正向一个学生走去。他藏在桌下，偷偷地想把汤装进罐子里。
    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３０日地下室防空洞成了我们主要的栖身地。开始大家总在那儿没完没了地聊吃。“没有什么比肉饼更好吃，再加很多很多的通心粉！”“我们在克里米亚的时候，爸爸在饭馆给我买了很大一块煎牛排。牛排热气腾腾的，上面还有煎荷包蛋和好多烤土豆，可我那会儿觉得热，没吃。我真是傻瓜蛋！”
    孩子们的眼睛都闪闪发亮，这是饥饿的表现。他们缩进角落里不想再听故事，但很难让这些使人难受的故事停下来。我只好说：“孩子们，谁再说一个这样的故事，就罚掉他的面包票。”当然，谁也不会相信我，但孩子们喜欢用惩罚来互相吓唬。
    奥莉娅悄悄问我：“可以谈一点儿最普通的食物吗？”“不可以。”“那我小声讲给您一个人听吧，等打完仗，我要买两公斤兵豆（一种当饲料用的豆——编者注）煮粥一个人喝。吃得饱饱的！”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１７日此刻学校里静悄悄的，好像师生都很难开口讲话。大家都没力气，孩子们的记忆力在衰退。一个优秀的女学生回答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问题时，突然讷讷地说不出话来，她用那双灰色的大眼睛看着我，伤心地说：“我记得这个著名画家和学者的经历，但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我，我真地认真学了。”我平静地说：“你讲的是达·芬奇。”而后给她打了个“优”。我绝不能告诉她，她的记忆力衰退了。
    １９４２年１月１日走出校门后，我看到虚弱的物理老师西拉科夫晕倒在买面包的队伍里。教务主任说：“晚上我带点咖啡和糖来，让他暖和暖和，支持住。”她哪能弄到这些东西呢！只有从自己的一份里省出来。
    和朋友共庆新年。我用小锅煮黄米粥，当年可没想到这只小锅能留到它的小主人上前线，而老主人濒临死亡的今天。但我们必须活下去，迎接１９４２年。
    １９４２年１月１０日１１月２日晚上，西拉科夫老师孤零零地在物理教研室去世了，他本是来这儿烤火的。桌上留下了一本摊开的日记：“１２月９日。我的体重降到了从未有过的５６公斤。据说要增加面包，要能坚持住就好了！脸浮肿了，一捆柴我都拿不动。抵御不住饥饿，每天靠一勺土豆面活着！”
    １９４２年１月２４日面包增加了：每天工人５０克，职员１００克，被赡养的人５０克。今天简直像盛大的节日。
    １９４２年４月２０日我们原来以为，只要有面包就饿不死人。现在开始按票发给很少一点糖、巧克力、肉和黄油，但是体弱的人还是接二连三地死去。
    春天来了。在这个温暖的季节里听到死讯让人尤为伤感。一位女老师领面包回去，发现弟弟没有像平时那样欢喜地走来。他躺在床上，从喉咙里发出沙哑的声音，脸上挂着泪。几分钟后，他停止了呼吸……
    １９４２年６月２７日又到毕业典礼了。仍有传统的晚餐，但和过去的宴会差别很大。２６名学生和三位老师每人一小块豆渣做的饼，两粒豆糖和一杯茶。这顿晚餐可是绞尽脑汁才搞到的，我们城市所有的粮食都严格控制起来。
    我们感到骄傲的是，又教出了２６名毕业生。

    【法新社德国萨克森豪森４月２３日电】题：德国纪念三个集中营解放５０周年
    近３０００名曾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幸存者２３日在拉文斯布吕克和萨克森豪森集会，纪念这两个集中营被红军解放５０周年。与此同时，巴伐利亚州的弗洛森比格也举行了纪念活动。这个集中营是在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３日被美国人解放的。１９３８—１９４５年，约１０万人被关押在这个集中营里。
    ２３日上午，人们首先悼念被关押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里的１３．２万名妇女和儿童。这个位于柏林以北９０公里的集中营是第三帝国最大的关押妇女的集中营。数万名妇女在这里被杀害。
    在非常激动的气氛中，来自欧洲各国的数百名前集中营犯人５０年后的今天来到了他们深受痛苦的地方，其中大部分人是第一次来这里。
    约８０００人参加了纪念活动。他们在纪念碑前献了鲜花。
    随后，约８０００人去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在１９３６—１９４５年期间，这个集中营里关押了２０万政治犯（德国人、犹太人、茨冈人）、抵抗分子和苏联战俘。
    数万名犯人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被杀害。在这个集中营解放前不久，党卫军在向波罗的海的“死亡进军”中带走了３．３万名犯人。这些犯人有数以千计的人被累死、饿死，走不动的被打死抛在路旁。

    【俄罗斯《红星报》文章】题：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克敌的决心莫斯科。１９４１年秋。德军兵临城下。希特勒曾叫嚣要在红场上阅兵，只是没有确定日期……这是俄罗斯历史上最艰难、最危险的时期之一。
    斯大林心情沉重地问朱可夫：“您对我们守住莫斯科有把握吗？您要老老实实地说……”
    “我们一定能守住莫斯科。”朱可夫坚定地回答。
    幸运的是，不只是朱可夫对守住莫斯科有信心，当时守卫莫斯科的某集团军司令罗科索夫斯基中将也是有信心战胜德国法西斯的将军之一。他在自己的司令部接待《红星报》特派记者时，平静地同记者谈了形势。他说，对祖国来说现在当然是艰难的时期，但也不是没有出路，应当满怀胜利信心地作战。
    那一年秋天，中央报刊常常提到“指挥员罗科索夫斯基”和他的军队：“罗科索夫斯基部队的组织性和坚韧性令人吃惊”，“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击溃了德国人”，罗科索夫斯基在指挥布良斯克方面军、顿河方面军、中央方面军、白俄罗斯方面军、白俄罗斯第一和第二方面军时明显地表现出统帅的才能。在他的指挥下，斯摩棱斯克会战、莫斯科会战、斯大林格勒会战和库尔斯克会战以及白俄罗斯、东普鲁士、东波美拉尼亚和柏林战役取得了胜利。
    战争的第三天，苏军某集团军在卢茨克郊区曾被团团包围，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情况万分危急。西南方面军指挥部绞尽脑汁，也没有想出任何现实的解救办法，没想到当时任军长的罗科索夫斯基却意外地给这支部队解了围。之所以说意外，是因为从种种计算来看，他不可能带着没有车辆的部队及时赶到。可是他赶到了，而且帮助友军制止了敌人坦克的进攻，从而给了友军异常重要的帮助。原来，罗科索夫斯基既精明强干，又善于随机应变，他迅速而准确地估计了形势，根本没有考虑个人可能要担风险，迅速调动了军区备用的２００辆汽车，让步兵乘车配合行军扑向了敌人。
    在罗科索夫斯基履历中，这件事可以成为他在卫国战争战斗生涯中的突出事例。有许多次，集团军遇到的特殊情况迫使他必须运用自己全部的经验和技巧，作出异乎寻常的决定。（上）

    【英国《独立报》４月１８日文章】题：德国人披露过去对教科书的检查情况（记者斯蒂夫·克劳肖）
    ４０年前，纳粹罪行问题或多或少是禁止写进教科书的；２０年前对这个问题则是采取了遮遮掩掩的态度；然而现在，德国的历史课本锲而不舍地要重提这个过去几代人都力图回避的问题。
    在德国西部城镇不伦瑞克，人们可以从一家图书馆的藏书中探明在过去几十年里人们的观点发生的变化。格奥尔格·埃克特国际教科书研究所收藏了从１９４５年到现在东德和西德出版的全部历史教科书。这些书籍大致经历了说谎、半真半假，直到现在讲出令人痛苦的真实情况的过程。
    ５０年代西德的历史教科书是不诚实的。书中只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纳粹战犯问题，而对奥斯威辛集中营则绝口不提。只是说人们“在德国或俄罗斯的集中营里”死去。只有一段话提到“波兰犹太人的命运”，紧接着就有同样长的一段话说俄国人屠杀平民。所得出的心安理得的结论是：“这证明，在这场战争中发生不人道行为是可能的。”
    ６０年代稍有改进，但仍用大量篇幅解释为什么德国人不了解这些集中营里的情况。１９６３年出版的一本教科书（那时对管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罪魁的审判刚刚结束）抱怨说，“可怕的罪行……玷污了德国人民在全世界的声誉”——尽管“只有几万名德国人”直接参与其事。
    到７０年代，对于纳粹时期发生的事情透露出较多的细节，但是叙述的语调是奇特的：“我们得悉‘那些不幸的受害者所走的路’是通往那些‘臭名昭著的’集中营的。”
    可是，进入８０年代以后，对于这个问题仍自觉不自觉地保持着距离。只是在近年来，有些教科书才开始提出一些最难回答的问题。现今的教学材料表明，对于学生探究过去的历史，给予鼓励。对于教师，则鼓励他们“使学生产生历史责任感，但又不要把个人负疚的复杂情感强加给他们”。在一本教科书里，人们试图证明：“‘任何抵抗都是毫无意义的’这种借口是站不住脚的。”另一本教科书引用了“我只是服从了命令”这个逻辑，并指出，当时几乎没有人抵制希特勒，同时强调通过宪法来保障抵制“非法国家暴力”的权利和义务。书中一再提到“今天和未来防止此类事件”的重要性。毫无疑问，同过去的纳粹时代格格不入的德国，从政治上说比４０年前的德国要健康得多。

    【英国《独立报》４月２７日文章】题：德国人承认在东线犯下了滔天罪行（记者史蒂夫·克劳肖）
    战后几十年来，德国人一直认为二战时期的德国国防军是一支清白无辜、受尽磨难和作战勇敢的军队。国防军的官兵都被说成是正派和单纯的人。如果一个退伍军人说“我当时在东线作战”，他的意思就是“我吃够了苦头，但我的双手是干净的”。
    根据这种历史观点，德国在二战期间有两支军队。一支是由数百万受人尊敬的官兵组成的国防军，另一支是由恶棍组成的党卫军。国防军英勇作战。党卫军犯下了屠杀平民的暴行。由于党卫军人数很少，因此绝大多数德国人便接受了上述观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５０年后的今天，这种历史观点被德国《时代》周刊称之为“数年来最具历史意义的”汉堡展览会否定了。人们一进入汉堡展览会的大厅，就可以看到这次展览会的主题：“战争结束５０周年后的１９９５年，是最终抛弃谎言和接受德国国防军犯下滔天罪行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在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４年期间，国防军打的不是一场‘正常战争’，而是一场消灭犹太人、战俘和平民（死者达数百万之多）的战争。”
    在汉堡举行的这次展览会竭力想打破“国防军是清白无辜的”这种说法。它利用官方文件、私人照片和官兵的家信来控诉国防军。“国防军积极参与大屠杀行动。由于因德国人的恐怖而出现的游击运动不可能被镇压下去，因此它就同党卫军和宪兵一道枪杀和烧死妇女、儿童及老弱病残，把德国基地周围的地方变成了死亡区。”
    国防军的密令清楚地说明，所有平民都是残杀的对象，因为他们可能与游击队有联系，或者进行过破坏活动。实际上，“任何表现出仁慈的人都是对同志的犯罪。他将被追究责任并且被送上军事法庭”。
    人们不再相信“国防军是清白无辜的”这种历史观点。如果一个人与纳粹德国占领东欧时期的幸存者谈谈话，他就会明白，国防军和党卫军的不同之处最多是程度上的不同。任何一个穿纳粹制服的人都获准或受怂恿可以用极其野蛮的手段对付平民。汉堡展览会打破了由来已久的观点，它将被看作是德国人在认识上的一个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