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05-01第4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香港联合报》４月１６日报道】美国旧金山华裔作曲家司徒钢将列入１９９６年版《国际音乐家辞典》。
    司徒钢是于４月初收到从著名的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发来的邀请通知。《国际音乐家辞典》从１９３６年开始出版，已有６０年历史，每四年更新一次，至今已收集了近一万名世界各地成功音乐家的个人资料。该辞典向世界各地音乐团体如歌剧院、交响乐团、主要国际性音乐比赛组织、音乐图书馆、音乐学院及个人发行，有“音乐圣经”的美名。
    来自中国上海的司徒钢出生于音乐世家，曾师从谭舒真学小提琴、陈酩
    鋕学作曲、其父司徒汉学指挥。１９７８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音乐系并留校任教。１９８５年就读旧金山音乐艺术学院，１９８８年取得作曲硕士学位。
    自来美后，司徒钢创作了大量音乐作品，他的新作《小提琴二胡双协奏曲》已被多个交响乐团预定演出。

    【韩国《北韩》月刊４月号文章】题：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教育（作者北韩研究所名誉通讯员李东律）
    今年２月，北京的各大新闻媒介都争先恐后地刊登了中国颁布第一部教育法的消息。
    以前，中国工人农民的地位比学者和知识分子高。有知识的人得不到相应的待遇，甚至在１０年动乱中还被列为打倒的对象，因此教育是无法得到重视的。
    在中国曾经有一句话广为流传，就是“搞导弹的不如卖茶蛋的”，实际上，直至今日大学教授的工资还基本上同清扫工差不多。
    但是中国也在不断地变化，现在再也不是革命和斗争的年代了，而是发展和成长的时代，因此迫切需要有知识、有才能的人才。
    因此，为了发展经济，中国果断地引进了市场经济制度，迫切需要能够运营市场经济这种对中国来说很生疏的制度的专家和人才，这样自然对教育的关心就日益加深了。同时通过开放，视野逐渐向外部世界扩大，并对拥有最接近的文化背景、经济增长速度惊人的韩国和日本表示出极大的关心，从而很容易地就认识到经济增长的秘诀在于提高教育水平，这种认识又给中国教育的重要性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这种对教育的关心经过１０年的痛苦磨难之后，终于制订出了中国第一部教育法。
    但是问题在于一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教育热就呈现爆发性的发展趋势，甚至给人以过热的印象。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中国的教育给人的感觉好象正在走向商业化。更有意思的是促使教育走向商业化的正是中国政府自己。
    中国政府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和缓解日益加深的教育预算的压力，在教育领域开始引进市场经济体制。
    在此之前，中国大学教育的一切费用都由国家承担，从去年开始，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引进大学教育的受惠者负担制度，开始对大学生收取一定金额的学费。
    政府为了解决大学财政困难实行了自费生制度。自费生的学费按照入学考试成绩和所在系的热门程度而定，一般大学生一年的学费约合１０万韩元（１００韩元约合１元人民币），而自费生的学费则从５００万韩元至３０００万韩元不等。即入学考试成绩越低，越是想进入热门系学习，所交学费就越高，严酷的资本的逻辑在此被充分地体现出来。
    有一种现象最能够反映教育的市场经济化趋势和教育热的程度，那就是所谓“贵族学校”的出现。
    从贵族学校的名称就可以得知，没有相当雄厚的财力是无法进入贵族学校读书的。贵族学校一般入学时先交纳３００万韩元的入学费，每个学期还要交１５０万韩元的学费。中国的一般工薪阶层平均月工资为４００至５００元人民币，而且大部分公立学校还都在实行几乎是无偿的教育，相比较来看，私立学校的学费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尽管如此，私立学校还是门庭若市，中国教育热由此也略见一斑。
    中国第一所私立学校出现是在１９９２年，从那时起，私立学校以大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为中心迅速扩散开来。据统计，在广东省，仅教授初中和高中课程的私立学校就有６２９所，其中贵族学校有３１所。
    当然，也有很多人对贵族学校的出现持反对态度。
    从中国对待教育和知识分子的认识的转变上可以看出中国发展的潜力，同时可以看出由于对教育的关心而使之迅速走上商业化的道路。

    【英国《金融时报》４月１８日报道】题：日本公司评价中国的投资环境（作者托尼·沃克中本通世）
    日本东芝公司在东北大连的经营活动总裁中山先生，采取了一个不寻常的举动，他向当地政府提出一系列将威胁到这个生产消费品的日本大公司进一步在中国投资的商业障碍。
    中山先生因在大连遇到困难而感到失望，大连是日本在中国投资的重点。中山先生在位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价值１．１亿美元的他的新工厂里提出了７点批评：对外国投资者的优惠减少；由于通货膨胀和商业费用任意上涨而造成的商业成本急剧增加；劳资纠纷；同国际商业惯例相违背的政策，如对使用开发区内的基础设施实行有追溯力的收费；法律制度不利于解决纠纷；当地官员掠夺性地强行收费；基础设施不完善。
    中山先生坦承，东芝公司推迟对大连的工厂再投资１．１５亿美元的决定。东芝公司在大连的工厂主要生产家用电器里使用的电机和印刷电路板。东芝公司的其它选择包括把拟议中的一些经营项目转移到越南或菲律宾。虽然东芝公司对现阶段在中国进一步扩展所遇到的困难并不是所有日本公司的共同问题，但毫无疑问，日本投资者今年对在中国投资的态度变得更谨慎了。
    涉及日本公司的新的投资项目数量１９９４年下降了３６％。
    日本银行家证实，银行客户对在中国投资的态度犹豫不决。日本兴业银行大连分行总裁武间说，日本公司的担心之一是在中国做生意的“隐藏费用”。
    人工费用，包括保险费、食宿费和几乎是强制性的额外费用以及其它费用，远远高于预先的估计。
    虽然很多日本公司可能会在进一步向中国投资之前三思，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投资者都对在中国投资失去兴趣。如生产办公设备的理光公司就正在着手在中国建立一个大型传真设备生产厂。
    理光公司的常务理事神本说：“如果目光短浅，就会变得犹豫。除非对在中国投资的目的十分明确，否则就会失败。”
    丰田汽车公司说，它也把眼光放得比较远。该公司正在设法同天津汽车工业公司建立一个合资企业生产小轿车。

    【法新社巴黎４月２０日电】题：亚洲移民把希望寄托在创办企业上
    人口及移居管理局今天发表的一项调查说，旅居法国的亚洲移民（中国人、老挝人、越南人和柬埔寨人）大部分是从事经商、开餐馆、服装厂、首饰店等企业方面的活动。
    调查材料说，移民经营活动的主要行业是饭店业、食品商业和服装业，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价格便宜。
    大的和很有组织的饭店，差不多都是中国人开的。越南人在这方面竞争不过中国人，他们被迫处于补充地位。
    食品店主要从中国、泰国、柬埔寨和老挝进口食品。调查材料说，垄断经营活动、巨大的资本、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人网，这些“显然”使得华人“在商业上称霸”。
    例如：巴黎第１３区的“中国城”，从１９９０年起，成了欧盟的“最大供应中心”。
    亚洲移民还在新的部门进行投资，例如，在８０年代，一些越南工程师和技师创办了微计算机企业，他们从东南亚“大量进口”廉价材料。后来，中国人在１９９０年后开办微机大型商场，把越南人的商店挤垮了。

    ▲台《中国时报》报道，台「行政院」二十七日通过「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部分条文修正案，放宽大陆人民来台探亲的规定。台湾地区人民在大陆之父母、配偶或子女，在台没有户籍者可申请来台探亲，探亲时间也延长。
    ▲台《中国时报》报道，李登辉二十六日前往孙中山纪念馆参观「孔子故乡四千年文物大展」，对彩陶罐、金缕玉衣和孔庙模型等多项文物备感兴趣。
    ▲香港《东方日报》二十七日报道，台「经济部」表示，大陆将以发展「亚太市场为重点，周边市场为支撑」，显示大陆是台湾的竞争对手。
    ▲香港《东方日报》二十七日报道，台「经济部」向「行政院」提报「两岸贸易许可办法部分修正条文」，重点将渐次放宽对非一般性准许进口的大陆物品在台转运的规定。
    ▲台《工商时报》二十二日报道，由台塑集团主导的亚太投资公司，为落实建立亚太营运中心的构想，已向台「经济部工业局」提出云林离岛工业区的占地约九千公顷的工业区开发规划案，区内将规划成为钢铁、石化、自由贸易区等制造重镇。

    【路透社伦敦４月２７日电】英国下议院今天开始就香港问题进行辩论。外交大臣赫德在讲话中呼吁中国加快收回香港的准备工作。
    他说，英国和中国的共同利益和联系“远远超过不时地使我们疏远的分歧”。
    自从两国１９８４年签订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后，“我们走过了很长的路并达成了很好的协议”。但是，两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而做这些事情的时间又不多了。
    赫德在讲话中强调，英国将继续同中国合作来确保香港的移交工作尽可能顺利地进行。但是，“这需要双方的政治决断”。他说，他最近同中国外长钱其琛的会见证实了他的看法，即中国也意识到它接管香港后所肩负的责任是多么大和多么复杂。现在的任务是，“在我们充分帮助和合作下把这种意识转化成为香港公众所期望的切合实际的具体步骤”。
    谈到中国的未来时，赫德驳斥了关于中国可能发生分裂的猜测并认为这种猜测是“赶时髦”。
    他强调：“中国不是苏联。中国存在着维护国家统一的强大力量。我认为，中国将继续保持统一，在今后岁月里继续迅速增强其经济实力和扩大在世界上的影响。”

    【台湾《中国时报》４月２０日报道】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昨日正式回应海基会所提，四月底在台北举行第八次事务协商的提议。然而，海协会不仅坚称原有的三项事务性协议，已在北京“焦唐会谈”期间达成“完全一致”、“核对无误”、甚至还可“交换协议文本”，并主张以商谈经济议题作为这次事务协商的主调，而与海基会的规划和认知呈现两极立场。
    在两岸最高当局已完成“江八点”与“李六点”的高峰对话之后，两岸两会所规划的第八次事务协商，依然出现“各说各话”的分歧局面，显示两岸高层所营造出来的对话气氛，并未有效缓和两岸事务协商的僵局；有关第二次“辜汪会谈”的召开时机，将可能因而受到延缓，两岸现行授权谈判的运作体制，也将面临严苛检验。
    从海基会与大陆海协会对规划第八次事务协商所呈现出来的两极差异来看，其中实蕴涵着双方各自的谈判考量，以及策略规划。
    从海陆两会的基本立场来说，尽管各层级会谈的举行时机，并不必然有因果关系，或“连环套”的谈判设计，但第八次事务协商能否获致具体成果，却将直接影响第二次“辜汪会谈”的召开时机，因此，陆委会即强烈渴望第八次商谈能取得具体成果，以便尽速规划“辜汪会谈”，并早日安排协商相关经贸议题，期能明确落实“以经贸为主轴”的最新大陆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