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06-22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罗马尼亚
    像土耳其一样，罗马尼亚未因南斯拉夫解体而受到直接影响。任何领土要求都不会使两国关系紧张。罗境内的塞少数民族（３万人）和塞境内的罗少数民族（约４万人）问题，不会成为这两个很早就建立了密切的经济和外交关系的东正教国家之间发生磨擦的根源。
    自从塞尔维亚被逐出国际大家庭以来，罗同时玩着３张牌。首先是忠实地维护塞、罗友谊。这种友谊的部分基础是两国当权者之间的政治向心力。与此同时，罗又不得不当心使它的亲塞立场不致伤害同西方的关系，因为西方的援助对它经济的恢复至关重要。最后，罗希望在巴尔干的外交活动中充当调解人的角色。但是，这一角色要求要对卷入冲突的各方保持相当中立的立场，因此它绊倒在同保加利亚和同匈牙利的双边问题上。
    罗马尼亚违背自己的意愿支持联合国安理会１９９２年５月３０日通过的对塞尔维亚和黑山实施制裁的第７５７号决议。由于过去同南经济联系密切，南是罗仅次于俄罗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到１９９３年夏，罗估计损失已达７０亿美元。除此之外，制裁的政治后果也使罗处于不利境地。实际上，经济制裁塞尔维亚已表明是无效的。在七国集团于１９９２年７月在慕尼黑举行的最高级会晤上，罗马尼亚因“违背制裁决议”而被送到被告席上。布加勒斯特自己说，这只是因为多瑙河流经它的领土和因为它对塞尔维亚保持了传统的同情心。
    安理会的第二个决议，即加强制裁并要求多瑙河沿岸国家采取必要措施对塞尔维亚实施禁运的第７８７号决议通过以后，罗、塞关系开始发生变化。１９９３年１月，由于罗截住了塞载有６０００吨石油的车队，两国间甚至出现危机。作为报复，贝尔格莱德不仅查封了经过塞境内的罗船只，而且还下令塞的船只冲破封锁，并威胁如果罗方阻拦就燃放毒气。当然这一命令首先并不是针对罗的，贝尔格莱德非常了解它在遵守制裁协议时的克制立场。这个命令的真正目标是联合国，事实再次表明了联合国的无能。
    这次多瑙河事件和西方的指责使布加勒斯特加强了同其他巴尔干国家的接触。自诩自己是对所有邻国没有任何领土要求并同前南各共和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唯一巴尔干国家，罗认为自己能够在仲裁现实冲突时发挥最好作用。像塞尔维亚一样，罗境内也有一个匈牙利族群体，约１６０万—２００万人。从这个意义讲，塞、匈之间在塞境内伏伊伏丁那自治省的匈牙利少数民族地位问题上的不和，有可能促进加强塞、罗关系。
    （七）

    【俄罗斯《消息报》５月１８日文章】题：谈谈统治我们的那些人（作者伊琳娜·萨瓦捷耶娃）
    现在俄罗斯有一批人准确地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就是：谁在统治国家，是旧官僚的代表还是年轻一代领导人？
    据调查，从未置身于任何一个官僚阶层的人，目前在叶利钦的亲信中占２５％，在议会占４０％，在政府里占２６％，在地方上层人物中占１７％，在政党（指的是目前各种各样的政党）中占４２％，在显赫的实业界人士中占５９％。
    还有些关于总统亲信的数字。在叶利钦本人当政时崛起的人物仅占１０．５％。３７％的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就已宫运亨通，３９％的人在戈尔巴乔夫时期飞黄腾达。
    总的说来，官僚体制的崩溃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１９８７年，取消了苏共中央分管各部门的部，党对经济的控制放松了。
    １９８８年，开始搞官僚主义的“国家私有化”（部、总局和托拉斯变为康采恩）。在这个过程发展的同时，苏共中央的作用减弱了。
    １９８９年，搞了首次比较民主的选举，这是成为上层人物的一条新渠道。权力中心从苏共中央过渡到了苏联最高苏维埃。
    １９９０年，搞了共和国选举，苏联统一的财政体系被打破，出现了商业银行，涌现了一批显赫的实业界人士，权力中心从苏联最高苏维埃转到了总统下属的机构。
    最后是１９９１年，俄罗斯新的上层人物最后形成，中央的作用下降，上层人物呈一盘散沙状。
    学者们还观察到一些有趣的现象。在旧官僚的转变过程中，成为新的上层人物的大部分是苏维埃机构的人士。党的机构的人士已名誉扫地，基本上全都引退了。但这只是就正式场合而言。党和苏维埃官僚机构的许多人士不仅向大型商业机构，而且向国家机构非正式地提供咨询。他们的意见仍然很受重视。
    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有这样一种趋势：俄罗斯的整个上流社会变得越来越年轻和聪明。值得一提的是，在叶利钦的亲信中，有２／３的人是博士。
    “银行家”和“工业家”是在１９８９—１９９２年出现的。搞实业的“银行家”脱胎于职业金融家，“工业家”是在他们之后半年出现的。这两种人在显赫的实业界人士中分别占１４％和２３％。在“工业家”当中，苏联和俄联邦各部委的干部占５６％，大型工业企业的厂长占２６％。
    学者们认为，与过去等级森严的党的结构不同，现在的上流社会结构以家族和宗派主义为基础，也不排除利用黑手党的组织原则的情况。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文章】题：与众不同
    在不为各政党提供大笔国家资金方面，英国在西方国家中与众不同；而且在对各政党如何在全国大选中花钱不加限制以及在不要求各党公布财政情况方面，英国也与众不同。
    在美国，纳税人在填写纳税表时可以选择拿出１美元给联邦政府作为总统选举的资金。这笔税款与候选人在初选时私下筹集的资金及对总统候选人和政党大会的赠款属于同一个类别。美国法律要求候选人必须公布任何超过２００美元的捐款。
    在日本，在议会中有议员的政党，可得到一笔补贴（每个议员每月补贴４．７万英镑）。根据目前的规定，政治家个人得到的捐款数目每年不得超过９７３５英镑，但这项规定未能控制住腐败现象。
    在德国，根据选举结果制订的方案，每年向在联邦议院有代表的各政党拨款约１亿英镑。政党必须公布帐目，其中包括捐款８０００英镑以上的人的名字。
    在西班牙，各政党在议会中每占有一个席位可得到８０００英镑，此外它们每赢得一票再加３１便士。私人捐赠的详细情况必须公布，政党资金要受审查。
    在意大利，１９７４年开始由国家慷慨地资助各政党。但去年的一次全民公决取消了此种作法。法律要求意大利各党公布它们得到捐赠的详细情况。
    在瑞典、芬兰、丹麦和挪威，国家补贴同得票数或议员人数挂钩。要求各党公布帐目和列出大笔捐赠者姓名。
    在比利时，每个党每年得到１０万英镑的补贴，在上次选举中每得一票加１英镑。帐目必须呈交独立的查帐委员会审查。公司或工会对政党捐赠都是非法的。
    在加拿大，选民有权通过税额减免为政党提供捐款。税额减免的幅度用于鼓励小规模捐赠。对选举开支有严格限制。各党选举开支的２２．５％可得到补偿，个别候选人的选举开支可补偿的幅度高达５０％。
    英国应该仿效它们吗？英国每年已经向反对党提供２００万英镑的所谓短期贷款作为它们在议会的活动经费。但怀疑者们会注意到，由国家提供资金或建立规章制度不可能制止滥用资金的行为，就像意大利、西班牙和日本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

    【美国《纽约时报杂志》５月２２日一期文章】题：为什么进行间谍活动？（作者爱德华·杰伊·爱泼斯坦）
    间谍活动是一种特殊的偷窃形式：Ｘ国秘密地窃取Ｙ国的国家机密。要想取得成功，窃贼必须神不知鬼不觉地打入戒备森严的对方情报机关内部。
    这种技艺几乎总需要内部同谋——“鼹鼠”——的帮忙，他能接触到敌方翘首以盼的秘密文件，能把秘密文件复印下来而不引起怀疑。换言之，“鼹鼠”必须是个受信任的雇员。招募“鼹鼠”几乎总是件肮脏的事。必须对他进行贿赂、勒索、欺骗、恐吓等等，诱使他们参加违反本国法律的阴谋。然后又必须控制他们，使他们担任要职，以搜集敏感情报。
    和平时期并不是从事间谍活动的最佳时期。第一，存在招募问题。在国家生死攸关之际，人们参加本国情报机构往往是出于爱国热情，因此敌人很难诱惑到他们。随着国家受到的威胁减少，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应召加入政府机构往往带有更多机会主义的动机，如工资高、去国外旅行、退休福利待遇等等。预料由于这些原因加入情报机构的人更容易受到外国情报机构的引诱。
    第二，在文明社会存在反情报的问题。在战时，包括在冷战的较紧张时期，为了保卫情报机构的安全，一切手段都被采用了，甚至于暗杀。然而，在和平时期，侵犯性的反情报方法，则很少使用，如破门而入、邮检、秘密侦察和从被怀疑泄漏情报的单位转移人员等等。
    第三，这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和平时期间谍活动的成果不明显。在战时，一个间谍提供的秘密情报，例如对方即将发动空袭可以由随后的事态发展验证。而在和平时期，间谍提供的往往是诸如政策报告之类的情报，这种情报很少可以由后来的事态进展来证实。
    也许，缓和的程度越大，间谍活动和实际事态发展之间的联系越松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