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11-05第6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日本《朝日新闻》９月１９日报道】题：日本出现政治家著书热
    政局的激烈变动使人们对政治家们写的有关政治改革和政局动向的书产生浓厚兴趣，小泽一郎和细川护熙的书成为畅销书。这说明人们的政治意识有所提高。
    新生党代表干事小泽一郎的《日本改造计划》今年５月底由讲谈社出版，一版印刷３万本。售出后几乎每周都增印，现在已是第１３次印刷，突破５５万本，成为最畅销书。
    由东洋经济新报社在今年４月份出版的细川护熙编的《日本新党与有责任的变革》也很好销。据东洋经济新报社的人讲，这是一本由细川及其智囊分担执笔的政策集。最初这本书并未一炮打响，但在日本新党在东京都议会选举中崛起后销量骤增，仅７月份一个月就售出３万本，细川就任首相的８月份售出６万本，目前总销量已达１５万本。
    出版社方面分析认为，这本书销量看好有人们对细川本人的兴趣的因素，同时，人们对自民党执政体制崩溃后政治改革的期待增强也是促使销量增加的原因之一。
    东京大学教授佐佐木毅将政治家们纷纷著书立说的现象归结为政治文化的变化。他分析说：“在欧美，政治家多出版演讲集和回忆录，讨论政策的书并不多。日本过去是揭露政界内幕和分析政局现状的书占主流，现在的这种通观政策规划未来的政策论书少。政权的更迭、新老更替使过去的旧的政治手法不适用了，政治不再是由少数人把持的令人晦涩难懂的东西，人们要求政治更具透明度和开放性。政治文化本身变了。”

    【路透社宾夕法尼亚州卡索斯１０月２７日电】在宾夕法尼亚乡村连绵起伏的群山中，身穿蓝灰色军服的“军官候补生”正按军乐的节奏行军。但这些剪着平头、身体健壮的年轻人并不是未来的军人。
    他们是犯人，在罪犯改造部的新兵训练营接受短暂但艰苦的徒刑，这是在比尔·克林顿总统的反犯罪立法中起重要作用的监禁制度替代办法之一。
    １９岁的戴尔·布莱克是训练营里典型的一员。他因抢劫一位出租汽车司机１５美元而被捕并被判有罪，他面临两种选择——在州立监狱呆２至５年或在训练营呆６个月，最后他来到宾夕法尼亚州唯一的奎哈那拘禁训练营。他说：“到这里来帮助我尊敬别人。我以前从未叫过母亲‘妈妈’，回家后我准备这么叫。”
    训练营指挥官约翰·沃茨把拘禁训练营的例行活动与新兵训练营相比，严格的纪律、操练以及艰苦的体力训练是日常生活的重点。但他也指出了一些重大的差别。这里禁止听收音机、收看电视及吸烟，晚上用钢筋网做的门把他们锁起来。
    现在奎哈那训练营有４８名成员，目前正在扩建到能容纳１５８人。自从去年开放以来有５２人从这里毕业。拘禁训练营最先是１９８３年在佐治亚州和俄克拉何马州建立的，现在美国２９个州都设有这种训练营。

    【加拿大《环球邮报商业杂志》１０月号文章】题：１０个最具特色的开会地点
    部队有时需要整休，人的想象力有时需要刺激。对经常开会的人来说，避免单调与乏味的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换一个地方，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去体验一下不同的感受。
    富有想象力的会议组织者们往往会摆脱固定的模式，选择比较有刺激的地点。打破常规是有心理上的原因的。维多利亚大学心理学教授罗伯特·吉福德认为，新的环境与布置会使萎靡不振的雇员们为之一振，启发他们的创造意识。
    选择一个异乎寻常的地点，一个普普通通的会议便成了一件大事，从而激发人的积极性。吉福德说：“你也许不想在这些地方开每一次会议，但是它们使你离开平常的地点。人们一般很高兴能离开一段时间，这样他们会更加集中精力，愿意做更多的事。”
    下面介绍１０个各具特色的开会地点。它们有的具有历史意义，有的几乎与世隔绝，有的让你记住会议的主题。蒙特利尔生物公园这是个包罗万象的生态公园，园内有４０００只动物，５０００种植物，许多是从哥斯达黎加进口的。人在园中，仿佛置身于热带丛林，一切风光尽收眼底。
    园内有４个生态系统和许多教育项目。在企鹅和许多外国种的鸟中走一圈之后，与会者可以在设有１００个座位的生物球内开会。人在公园内可以自由走动和参观，当他们坐下来听报告、看录像时，他们就会清楚地知道在讨论什么了。（一）

    【路透社布拉格１０月２７日电】第一期发行量将达到５万册。读者文摘协会公司还打算将来出版捷文版的书、音带和家用录像带。
    目前《读者文摘》共出版了１７种文字的４５个版本，在全世界发行量达２８００万册。

    【英国《泰晤士报》１０月１２日报道】据日前公布的数字显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前景是２０年来最差的。
    １９９２年的毕业生到当年年底前找到固定工作的仅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多一点儿。在那些仍同校方就业指导员保持联系的毕业生中，已找到工作的不到４２％。
    经济衰退和攻读学位课程结业的人数增加，已使毕业生劳动力市场的状况连续三年恶化。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度，失业率为５．５％，而到去年底增加到１２．９％，增加一倍以上。
    人们原来预计失业数字的增幅会更大，但是由于进修和接受培训的毕业生人数达到了创纪录水平，才使失业总人数增幅下降。据昨天公布的中央就业服务机构的报告说，在比较保守的大学里，约有３０％的毕业生走这条路。
    另外，在编纂这些数字的时候，在１４．８万名毕业生中，有八分之一与校方中断联系，因此实际的失业率比公布的数字还要高。一些新式大学的毕业生，失业率高达１７％。
    这些数字再次表明，女毕业生找工作相对来说比男毕业生容易。按去年底统计的数字，女毕业生的失业率为１０．６％，男毕业生则为１５％以上。
    不过，英国毕业生就业咨询服务协会主席汤姆·弗兰克说，毕业生就业前景现在正开始改善。他说：“某些大公司正在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重新雇用毕业生，而到本协会的地方机构招募人员的中小公司则有较大幅度回升。”

    【美国《洛杉矶时报杂志》周刊１０月３日一期文章】题：精神崩溃了（作者玛丽·布莱克利）
    最近，我应邀在一次商务会议上谈谈“精神紧张”问题。会议小册子上声称，我们三个专家将就怎样控制紧张和抑郁提出建议，这使我深感不安，因为我坚信，我们不应鼓励人们去适应现代生活的那种疯狂。而谈到疯狂就意味着提出关于家庭、工作、人际关系及整个社会的严重问题。
    精神紧张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因此，如果有哪个成年人说他在这方面没有多少体验就会被认为不像美国人。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１２年前将这种心理上的紊乱称为“政治病”，因为患这种病的人都缺乏必不可少的“抑制装置”，以使他们免于“被真实生活中的不可信因素击垮”。我们的报纸每天都在报道数量空前的无家可归者、两位数的失业率、军队里的性骚扰和同性恋问题、我们的沙漠和海洋被有毒的废料所污染、美国青少年在１８岁前从电视上看到的暴力镜头平均达２０万次，等等。对于那些因这些事实而沮丧透顶的人来说，“出些主意”是无济于事的。
    １０年来，为了治疗蔓延全国的抑郁症，我们尝试了各种能想得出的办法。据《纽约时报》报道，截至１９９２年６月，美国人参加的治疗课达１亿次左右，不算吃药，共花费约８１亿美元。这些数字还不包括以其它方式调剂情绪的人。
    精神病学家詹姆斯·希尔曼和作家迈克尔·文图拉强调，许多人的忧郁有其社会根源。
    我们美国人向来以其个人主义传统而自豪，通常自认为并不是恭顺服贴的。但是维也纳精神病学家维克托·弗兰克尔在评价美国文化时说，美国人一直在“奉命保持轻松愉快”。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这种没有理由的轻松愉快感到困惑。
    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政治上最压抑的不是作恶者、营救者或我们的社会秩序的受害者，而是旁观者，这种人无权制订政策，却只能成为它的臣民。旁观者的文化作用是最重要的，因为他决定着文化现象中什么是“正常的”。在我们这个国家，现实早已四分五裂，同一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到底谁是对的呢？要么是有人发了疯，要么根本就没有什么“真实的世界”。
    美国婚姻与家庭治疗协会日益意识到，政治结构应对今天许多人的病况负直接责任。行动主义疗法最艰巨的任务将是使旁观者重新获得把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的权利。当然，以这种方法治疗我们由政治引起的抑郁症必将面临许多不愉快的事。如果我们说出早已被人们认可为正常现象的真象，可能马上会被冠以各种难听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