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11-05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近几个月来，捷克共和国执政党联盟内部因归还教会财产问题，矛盾尖锐，相互指责，成为捷国内引人注目的一件大事。
    捷执政党联盟由４个政党组成，即在去年大选中获胜的公民民主党、进入议会的公民民主联盟、基督教民主联盟——捷人民党以及基督教民主党。这４个联合执政党中，除公民民主党外，其它２个基督教政党以及公民民主联盟，皆主张和支持消除历史的冤屈，把共产党执政时期没收教会的４．７万公顷农业土地（约占全国农业土地面积的１％），１６．５万公顷森林（约占全国森林面积的６％），２２５０座建筑物，如数归还给捷国内的罗马天主教会。该教会组织坚持归还财产的要求，一再强调，国家每年供给教会的经费只有２亿克朗（每２９克朗合１美元），而教会每年需要的经费约为５亿克朗。神职人员的工资很低，大批教堂等宗教设施破烂不堪，最近几年所需的修复费用就达３５０亿克朗。如果不是国外馈赠，教会难以维持生存。
    罗马天主教会在捷克共和国有一定影响。据报道，在捷１０３０万公民中，信奉天主教的人约有４００万。
    但是公民民主党，依靠它在去年大选中取得的优势，坚持不向教会归还财产的主张。它强调，根据捷通过的有关法律，归还财产只涉及个人，而不归还给法人。联合执政党之间组织了专门委员会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一直未取得任何结果。公民民主党执行委员会９月初开会，发表一项声明，对向教会归还财产问题表明最终立场，强调不改变态度。为了作出友好姿态，表示可把一些文物、家具还给教会。
    公民民主党采取如此强硬的态度，是由于它受到捷国内大多数公众的同情和支持，也得到议会中反对派的暗中赞同，捷社会所以对归还教会财产采取不赞同态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根源。罗马天主教会早在１３世纪就在捷克国土上进行统治，聚敛财富，搜刮民脂民膏，引起公众的不满。１５世纪初期，捷伟大的爱国者、宗教改革家扬·胡斯尖锐抨击教会组织占有大量土地、财富、堕落腐化，主张改革不平等的宗教制度。他的主张被罗马教会视作异端邪说，他本人被罗马教皇作为异教徒处以火刑。胡斯死后，在捷克爆发了反对德国封建主和天主教会统治的轰轰烈烈的胡斯革命战争，并遭到罗马教皇多次派十字军讨伐。对捷克的这段光辉历史，人民记忆犹新。扬·胡斯的高大塑像依然屹立在布拉格市中心的老城广场。所以捷共广大群众对罗马教会组织要求重新占有大量土地反感和不满。
    公民民主党反对教会拥有大量财富，还另有缘由。《红色权利报》８月２５日的一篇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公民民主党反对教会占有大片土地和森林，是因为害怕教会随着财富增多而强大起来，成为它的劲敌，因为权力会随着金钱而来的。
    目前，４个执政党之间围绕归还教会财产问题而发生的分歧和矛盾，尚未平息。捷克大主教弗尔克１０月初发表谈话，重申教会的财产要求，强调教会负有广泛的使命，它反对用行政命令限制它的财产所有权。教会正就捷克总统府拒不把圣·维特教堂交给它管辖而诉诸法庭。公民民主党和教会之间的这场纷争，表面上是归还财产分歧，实际上是权力之争。（刘天白）

    【《香港虎报》１０月２３日文章】题：英国为在战后保持对香港统治而实施贿赂计划（记者安东尼·奇斯怀特）
    距二战结束不到一个月时，英国在亚洲的代理人告诉白厅，英国只有通过贿赂和腐化办法，才能在日本战败后重新统治香港。
    ，特别行动执行处（特行处）关于使用“卑鄙手段”的报告，是在伦敦公布的秘密文件中披露出来的。
    这些文件表明，英国的代理人为瓦解日本人的士气使用了异乎寻常的方法。它们包括，英国人向日本士兵发射装在炮弹内的、描绘日本国内“好商”淫逸放荡生活的劣质色情画、有意安排示威游行以及进行贿赂等。
    １９４５年，特行处警告白厅，如不采取“颠覆活动”，香港就将被中国国民党或共产党所吞噬。
    注有１９４５年７月、从重庆发来的特行处绝密备忘录警告说：“不管什么样的中国集团在（英国）占领之前组成了一个事实上的政府，那么废黜这一政府或者使欧洲人领导该政府的唯一途径就是收买。”
    特行处敦促英国政府尽快采取一些必要的劝诱手段，把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派驻香港，以便使大量的腐化和贿赂工作能马上开始。
    １９４４年，殖民地部曾考虑“在香港组织支持英国的假游行”。
    特行处计划把大量的英国国旗运进香港，“以激发一种明显自然流露出来的支持英国的感情。”
    特行处制定的另一个挫败日本战争努力的计划就是“红酒行动”，旨在使日本进口的、存放在东北仓库里的数百万吨大豆发生虫害。
    白厅对此计划一旦出差错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感到恐慌，因此，经过谨慎考虑，“红酒行动”就交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执行。

    【美联社特拉维夫１０月２９日电】３年前，丹尼·西格尔为了获得高工资并逃避服兵役而去了美国。巴以和平协议签订以后他决定回国。
    西格尔发现祖国的一切都变了。这位３１岁的计算机程序设计员说，和平的以色列有着光明的经济前景，潜在的雇主兴趣日益浓厚，他们提供的工资每月高达３０００美元，与他在美国的工资相近，这些都颇有吸引力。
    西格尔的回国似乎证实了一些人的预言：与巴解组织达成和解，将给长期处于战争中的以色列人带来硬通货和美好的生活。
    右翼反对派领袖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谴责政府散布有关经济的乐观情绪。特拉维夫大学经济学家埃利·萨吉说，关于以色列将成为“中东的香港”和旅游圣地麦加的预言只是梦想。
    萨吉认为，以色列进入阿拉伯市场根本不会有人们预料的那么大影响。他说，以色列向西方市场出口高技术产品比向阿拉伯国家卖蔬菜得到的收益会多得多，但政府把和平与繁荣联系在一起是正确的。
    他说：“我们预见到今后１０年经济年增长率达７％，但这完全建立在和平进程继续下去并向正确方向发展的条件之上，没有这个条件，我们的情况就不会好。”
    随着军费开支的削减，资金将投入到教育和基本设施上，这些投资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特拉维夫智囊团——经济模式组织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随着美国公司成为以色列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外国投资将大大增加。日本和欧洲国家也会增加对以色列的投资。
    萨吉说，以色列向繁荣迈进开始于８０年代中期，随着前苏联几十万高技术移民的到来，这种进程加快了。
    以色列现在是一个比较繁荣的国家，推动出口的高技术经济带来了比欧共体一些地方还高的生活水平。根据官方统计的数字表明，过去两年里，工业产值与出口额都增长了约２５％。
    自从和平协议宣布以来，特拉维夫股票交易所的交易额上升了１５％，它是全世界利润最高的股票交易所之一。

埃及：过激组织扩大助长了贫困
    在开罗市西北部的因巴巴地区有一条伊斯兰街，当局无法对那里行使权力。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过激组织“伊斯兰集团”的成员代替警察取缔犯罪、捣毁上映“堕落的”欧美电影的录相放映馆，袭击基督教徒。
    最近几年因就业困难，因巴巴的年轻人急剧流向都市。但是，１９９０年埃及的失业率达８．４％，年轻人即便去开罗也谋不到职业。“伊斯兰集团”借此煽动对政府的不满，用对居民的服务和武力笼络居民。
    埃及的原教旨主义运动起源于１９２８年。纳塞尔总统对原教旨主义进行了彻底镇压，但是萨达特政权对原教旨主义采取了怀柔政策，从而使原教旨主义急剧抬头。萨达特总统后来转而对原教旨主义实行了镇压，１９８１年他遭到过激派的暗杀。
    除了去海外打工的工人往国内寄钱，苏伊士运河的通行费以及观光收入以外，埃及的经济没有其他重头收入。经济一直落后，贫困使原教旨主义气势越来越盛。
    伊斯兰教从基本上讲是支持资本主义经济的。但是开罗美国大学的一位教授指出：“原教旨主义者认为，西方把现在的市场经济强加给埃及，这只能符合富人的利益。”至于限制人口增加的节育政策，连鼎盛期的纳塞尔总统也没有搞成，因为这是伊斯兰教徒的禁忌。
    可以说，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同埃及人丧失价值观密切相关。阿尔及利亚：激进派陷入困境
    以“否定暴力”为口号的阿尔及利亚稳健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党“哈马斯（伊斯兰社会主义运动）”的总部，就设在可俯瞰阿尔及尔市南部海面的高地上。表情严肃的年轻人把守着总部大门，他们在防备反政府的过激派原教旨主义势力“伊斯兰拯救阵线”活动家搞恐怖活动。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伊斯兰拯救阵线利用国民对经济停滞的不满，在首次举行的多党大选中取得大胜。但是在军队的支持下，刚刚建立的政权“最高国务委员会”开始对伊斯兰拯救阵线实行镇压，所以伊斯兰拯救阵线不得不转入地下。哈马斯趁机获得了原教旨主义运动的主导权。而且今年３月答应同“最高国务委员会”进行政治对话。这从主张以恐怖手段对待镇压的伊斯兰拯救阵线看来，是不能容许的行为。
    在１９９１年的大选中，伊斯兰拯救阵线的得票率是４１．７％，而哈马斯仅是４．７％。两者在原教旨主义内的影响力是无法相比的。但是围绕着运动方针问题，伊斯兰拯救阵线内部存在对立。
    伊斯兰拯救阵线还面临新的困难。德国曾是伊斯兰拯救阵线政治避难活动家在欧洲的最大据点，但是德国政府今年５月底在慕尼黑逮捕了该组织主席马达尼的儿子乌萨马·马达尼。６月初，该组织在海外指导伊斯兰拯救阵线活动的核心人物拉巴哈·凯比也遭逮捕。西方外交人士认为，这是对伊斯兰拯救阵线的巨大打击。法国政府５月底也禁止伊斯兰拯救阵线机关报在法国发行。（三）

    【英国《金融时报》１０月９日文章】题：在联合国热点学到的东西（作者克里斯琴·泰勒）
    当６７岁的玛格丽特·安斯蒂走下飞机前往的的喀喀湖畔的泥坯住所时，她说，不带保镖旅行真是妙极了。
    在英国的女子高中毕业后，安斯蒂考上了剑桥大学的纽纳姆学院，在那里，她在现代语和中世纪语言课的学习中首屈一指。英国外交部刚刚向妇女敞开大门，使安斯蒂自己感到意外的是，她被接纳进入外交部工作。她在那里见到了外交大臣贝文。
    后来她调到联合国工作。从此她很少再回英国来。一系列越来越显要的职位使她走遍了拉丁美洲（在皮诺切特政变时，她在智利。）和北非。在１９７３年孟加拉国发生水灾后，她又从北非调到那里从事救援工作。在墨西哥地震、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故以及科威特油井大火发生后，她从在纽约和维也纳担任的行政职务又被调出从事协调援助的工作。
    在安哥拉令她最棘手的问题是，由于授权有限、预算少和人力不足，她领导的联合国监督小组无法维护政府和叛军达成的任何协议。
    安斯蒂是联合国第一位女校官，是担任副秘书长的第一位妇女，是领导执行维持和平使命的第一位妇女。像她这样四处奔走的生涯使她不可能与丈夫和孩子们在一起。这是她作出的巨大牺牲。
    “我原希望与我作伴的人已经死了。”她的谈话停了下来，眼里充满了泪水。“他死了，在１９９１年１月。”她指的是在澳大利亚出生的联合国副秘书罗伯特·杰克逊爵士。他们是在６０年代末结识的，他俩共同生活了２０年。
    安斯蒂已经面对过死亡的威胁。１９６４年在玻利维亚，她的住所发生火灾，因为住所就在该市守卫部队驻地旁边。去年１０月在安哥拉，附近的弹药堆集所爆炸，迫击炮弹雨点般落在联合国人员的驻地。安盟游击队时刻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安全。
    “安哥拉是一次十分可怕的经历，切尔诺贝利也如此，只不过危险的情况不同。当你进入这个反应堆是十分吓人的。”她说，科威特油井大火“就像地狱之火，这是人类可以做的可怕事情中又一惊险场景”。智利则是受到精神创伤的另一次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