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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01-10第4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美联社报道:伊朗通过秘密交易获取大量武器

    【美联社洛杉矶1月7日电】伊朗正在通过与俄罗斯、北朝鲜和其他国家的秘密交易,获得数十亿美元的武器来武装它的军队。不久,它将成为海湾地区处于支配地位的力量。
    《洛杉矶时报》说,伊朗购买的武器有苏联的苏—24战斗轰炸机,米格29战斗机,坦克,导弹和其他尖端武器,还有核技术。
    这家报纸援引情报人士的话说,购买这些武器已经使伊朗与长期是这个地区主要力量的伊拉克力量相当。
    现金严重短缺的俄罗斯正在把红军库房里的武器卖给伊朗,以换取外汇。
    一位美国官员说,“我们担心的不仅仅是他们大量购买了那些武器,而且担心他们想用这些武器干什么。”

美B─2轰炸机年维修费达770万

    【合众国际社洛杉矶1月5日电】据美国众议院一项报告说,预计每年使用和维修B—2“潜隐”轰炸机的费用比任何其它轰炸机的都要高。这份报告估计,75架B—2“潜隐”轰炸机投入使用的头20年将使美国耗费280亿美元。
    这个估计数字包括初次拨出的装备和零件费用90亿美元,以及以后使用和维修费用190亿美元。
    该报告说,每年使用和维修每架B—2轰炸机的费用将为770万美元,在迄今为止各种型号的轰炸机费用中居首位。一架B—1B轰炸机每年维修费为760万美元,一架B—52H轰炸机每年维修费为690万美元。

德报透露:德军将进行重大结构改革

    【德国《星期日世界报》1月5日文章】题:联邦国防军面临重大的结构改革(作者米夏埃尔·伊纳克尔)
    联邦国防军面临其历史上最深刻的改革。据本报消息,联邦国防部长格哈德·施托尔滕贝格(基督教民主联盟)及其所辖部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已经在多次秘密会议上,确定了方案的基本要点。
    根据这些方案,减少到37万人的联邦国防军将保持新的结构,同时将保持在多国组织的范围内对危机作出反应的能力。这种改革是符合统一后的德国在新的对外政策中所起的作用的,同时有可能节约约300亿马克的军备开支。
    去年11月,克劳斯·瑙曼总监同各军种的监察官以及军事领导人员在瓦尔德布勒尔举行了首次会议。12月20日,瑙曼向他的部的政治领导人出示了他的方案。据说,将在另一次秘密会议上,结束与此有关的讨论,并于2月中旬在联邦内阁会议上,将此方案提交内阁讨论通过。
    该方案的核心是减少和重新组建部队,并且在改变联邦国防军的任务的过程中,同各军种的重新改组结合起来,其目的在于使军队的调动和使用更加机动灵活。
    修改战略揭开了组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危机快速反应部队”的序幕。据说,在上述部队中,某些军事单位将作为“可以立即拥有的快速反应部队”,而在数天内投入使用,作为“可以迅速拥有的快速反应部队”的主力将在2—3周内投入使用。总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队的7—10%的兵力今后将成为“快速反应部队”的成员。
    这对联邦国防军来说,其含义是,今后将超出迄今所起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救火队”以及保卫挪威北部的部队的作用,为一个多国部队组成的师提供一个旅,提供一个带有师参谋部和隶属师参谋部支援中队的具有师的规模(最多为一万人)的兵团。
    空军也要大大加强,将组建若干个“旋风式”和“鬼怪式”飞机飞行中队,并配备有陆基防空部队。
    在参加快速反应部队方面,海军有着很高的比例。
    除了参加危机快速反应部队之外,德国军队的主力仍是防御力量,用于对付对中欧可能发动的大规模进攻。
    陆军中这种开端将是特别明显的。在其今后所属的28个旅(迄今有48个旅)中,只能保持7个旅,作为经常处于高度临战状态的大兵团(3个机械化旅,2个空降旅,一个山地步兵旅和一个德一法混合旅)。
    作为重新改组的结果,国防部首脑人物也详细研究了军备计划情况。据内部消息透露,在军备计划方面将实行“节约使用、推迟使用、取消使用”某些军备的方法。
    据有关人士透露,由于施托尔滕贝格对军备计划进行了干预,国防预算可能保持在500亿马克的水平,同它在前西德的预算中所占比例相比,它在今天的全德预算中所占的比例等于削减了一半。

收集情报靠自己 日本拟唱独角戏

    【新加坡《联合早报》1月3日文章】题:日本准备单独开展情报活动
    日本准备扩展它的情报活动,设法不再依靠美国的分析资料。日本官员说,他们不聘请间谍,而且也避免设立单一庞大的情报机构。他们的最大关注是避免重新令人勾起对50年前日本秘密警察的回忆。
    不过,数月来,日本外务省和防卫厅的官员蓄意以含糊的措辞,讲述他们准备训练数百名新情报分析员、花费巨额款项改善人力与电子收集情报的计划。
    日本这样做似乎是因为它发现对苏联瓦解以及朝鲜力图制造核武器的活动所收集的情报太差的缘故。日本前防卫厅副长官、新情报活动策划人之一西广承认,“跟其他国家相比,日本在收集与运用情报的能力方面落后半个世纪”。他说:“在冷战时期,大家是以集体为单位行动,而且作为以美国领导的队伍中的一员,我们的判断并不那么重要,但现在日本需要靠自己的本事了”。
    外务省说,它将在今年设立国际情报局,而且聘请一两百名新的分析员,其中大半是区域问题专家。
    防卫厅在东京设立新的总部,其中包括一座大厦。该大厦内将设立模仿美国五角大楼防务情报机构的情报单位。

阿富汗战争内幕(二)

    “4月革命”胜利以后,5月中旬,由苏共中央国际部阿富汗处处长尼古拉
    ·西蒙年科率领的第一个党务顾问小组抵达了喀布尔。他们是应塔拉基和西蒙的请求被派来的。
    阿明竭力避免小组同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主要思想家卡尔迈勒接触,很快就把西蒙年科变成了人民派的拥护者。这有何难!阿明只须向西蒙年科反复声明“真诚地热爱”苏共和“最忠实的列宁主义者”勃列日涅夫就行了。
    有一次,阿明把一份谈人民派和旗帜派之间分歧的材料交给了西蒙年科。
    阿明把希望寄托在西蒙年科不够了解情况上,在这份材料里阐述了不让旗帜派成员参加阿富汗革命后建设的计划,还企图损害旗帜派的名誉。但是阿明不知道,苏联情报部门很了解旗帜派成员在达乌德政府中的活动,这些活动同苏联情报部门协商过,并且得到了它的赞同。阿明所提到的旗帜派成员,几乎全都向我们提供过情报。
    我同我的同事商量之后,决定向西蒙年科揭露这份材料的用意,指出阿明对卡尔迈勒及其朋友的攻击是站不住脚的。据我们所知,当时阿明不允许任何人向苏共中央的官方代表提任何建议,也不愿意我们参与他们的事务。
    西蒙年科认真听取了我们的解释之后说,他对这份材料的看法也是不以为然的,甚至下了一个结论:如果不制止阿明,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将再次发生分裂。
    1978年4月阿富汗发生政变之后,塔拉基和卡尔迈勒的拥护者几乎平分了胜利果实。在革命后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和政治局中,在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革命委员会和政府中,每一派都得到了大致相等的席位。共和国的第一把手是人民派的塔拉基,他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和总理,第二把手是旗帜派的卡尔迈勒,他被一致选举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和副总理。起初,大家都对阿富汗最高领导层的这种人事安排感到满意,只有阿明除外,他只得到副总理和外交部长的职务。
    阿明是这次成功的武装政变的组织者,而且是他把塔拉基从监狱中救了出来。阿明利用了这一点,在塔拉基的默许下,开始控制军队和内务部。
    他甚至不与旗帜派的国防部长和内务部长商量,就动手改组这两个部的人员。阿明的“为所欲为”引起了卡尔迈勒的不满。有一天,他对塔拉基说,如果谁都不愿意服从他这个国家和党的第二把手,他就辞职,专心从事制定党的战略和策略的工作。塔拉基对卡尔迈勒十分恼火,便与阿明商量对策。阿明建议干脆甩开卡尔迈勒和其他旗帜派领袖。(二)

总统患病 对头治疗

    【南通社奥赫里德1月7日电】阿利雅总统在去年12月31日向300万阿尔巴尼亚人发表新年祝词时许诺,来年将是“充满胜利、乐观以及恢复自豪感和民族感的一年”。第二天,他就患了心脏病。目前,他得到全国著名的心脏病专家贝利沙的照料。贝利沙是民主党主席,——也是阿利雅的主要政治敌手。

德国共产党人如今想什么?

    【德国《贝策报》11月14日报道】题:我是共产党人
    本报记者采访了一些原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他们向记者谈了自己的现状和对某些问题的看法:
    斯卡符兰(57岁,领养老金者):我16岁就成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我也曾在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工作过。我真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遭致失败,这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过错。民主德国被联邦德国吞并,我感到非常痛苦。我一直相信我们能够建设新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能让40年的社会主义付之东流——我坚持我的理想。
    霍夫曼(79岁,历史学家):我19岁就加入德国共产党,我亲眼目睹过法西斯主义的罪恶。那时,我认为我们应该走苏联的道路。
    在民主德国时期,作为历史学家,我早已看出了昂纳克的错误。现在,我参加了民主社会主义党。只有和这个党在一起,我们才能重新在德国实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已陷入深刻的危机,资本家们害怕我们。
    赖夏特(56岁,看门人):1952年,我加入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并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56年,我成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现在我参加了民主社会主义党,因为她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坚定的继承者,我不能轻易地放弃信念。
    1月初,我失了业,我的退休金太少了,我怀念在民德时期安定和充实的生活。
    武蒂希(42岁,教师):尽管德国统一社会党现在已变得声名狼藉,但我仍然坚信马列主义,而且我仍然是共产党人。
    我曾在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工作多年。那是一段令人愉快的时期。我们收集废旧物资,把换来的钱用于搞庆祝活动。我们鼓动、宣传、旅游,生活无拘无束。我反对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共和国。
    利贝拉(64岁,高校教师):我是二战时期入党投奔红军的,自那时起我是一名忠诚的战士。
    从1989年夏天开始,我公开反对昂纳克的路线。我参与了把德国统一社会党变成民主社会主义党的活动。
    莫德罗(63岁,联邦议院议员,民主社会主义党名誉主席):我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有过切身体验。战时,我身陷俄国俘虏营。我是在那里被培养成共产党人的。我们那时的目标是,既要让马克思列宁主义传遍全球,又要把这种思想与德国的实际相结合。
    威森博恩(43岁,载重车司机):我1973年加入德国统一社会党。民主德国把许多理想变成了现实,社会公正比今天更多一些。
    我现在参加了民主社会主义党。我们认为,在柏林需要一个“东部的”反对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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