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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05-23第2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经济特区-----中国改革的窗口

    苏《远东问题》载文说,经济特区在完善对外经济活动的法律基础,探索吸收外资最佳形式和引进技术与管理方法方面起着越来越明显的先锋作用
    【苏联《远东问题》杂志(季刊)第一期文章】题:中国的经济特区(作者波尔佳科夫和斯捷潘诺夫)
    中国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建立经济特区一事,是中国领导人宣布和奉行的“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经济特区仍处在发展的开始阶段,然而到目前为止,特区的职能、目的、活动原则却已经表现得十分清楚。经济特区在检验中国对外经济活动领域的“新思想和政治目标”方面,包括在完善对外经济活动的法律基础、探索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最佳形式和方法方面,在进口“先进技术、信息和管理艺术”方面的先锋作用,已越来越明显了。
    同时,经济特区同世界市场的紧密联系和中国领导人希望从一开始就保证经济特区十分有效地起作用的意图,都要求探索并采用与经济特区的任务和特点相等的新的经营管理方法。在深圳进行的并向其他经济特区推广的劳动与工资、价格制度的改革,使中国报纸有理由认为,经济特区不仅是“技术的窗口,知识的窗口,管理的窗口,对外经济政策的窗口”,而且也是“改革的窗口”。
    鉴于进一步扩大了“对外开放政策”的范围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规模,总结一下经济特区活动的某些结果和这项活动伴生的问题看来是及时的。经济特区建立与发展的历史中国宣称,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为了经济发展可以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论点,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生产国际化和世界市场的形成的见解,是中国建设经济特区的“理论基础”,因为这些论点和见解“完全适用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实际上,中国也仔细地研究了建立“自由贸易区”、“自由港”和“产品出口加工区”的世界经验。
    将国外的资金,首先是香港和澳门华侨的资本更积极地吸收到中国的经济中来,扩大出口,增加外汇收入,借鉴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丰富中国参加整个国际经济合作的经验,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最初目标。由于在实际活动过程中经济特区显示了“掌握新的世界市场信息并迅速输送给内地”的一定的能力,所以现在它们已被看作是“中国向世界市场渗透”的“基地和桥梁”。经济特区掌握某些最现代化产品(微处理机集成电路)的生产,也有助于指望使它们成为新工业部门的基地,甚至成为“推动中国内地技术进步的阶梯”。
    到一九八四年年底,四个经济特区同外国公司总共签订了四千七百个合同。根据这些合同应提供的外资额达四十亿美元,已实际使用的为八亿四千万美元。同时,同外商的成交额有一年比一年增加的趋势。一九八五年上半年,又签订了四百零六个合同并吸收外资三亿九千万美元。
    深圳经济特区是一个最大和最发达的地区。深圳经济特区的特点是综合发展,包括了诸如旅游、国际贸易、工业、培养干部、在南中国海开采石油这样一些领域。经济特区的经济改革经济特区的活动依靠“大胆改革经济体制和管理方法”这一点,是解决这些特区面临的各项任务的重要条件。从一九八一年起,深圳在管理方面(包括行政机关、党的机关和经济机关分开)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对外经济活动、生产和产品销售、利用资金方面给企业以十分广泛的权利;实行按合同招收工人以及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招标制等做法。总之,经济特区的经济活动以公开宣布的市场的主要原则。
    深圳的人物则感兴趣,而劳动与工资制度和价格和价格形式制度的改革在现阶段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尽管中国发表的一些文章强调指出“不能完全仿效”深圳在价格休制改革方面的经验,然而,这一改革实际上在中国大多数城市中沿着相同的方向展开了。对经济特区活动的某些评价密切注意经济特区的中国领导人认为,经济特区的经验“总的来说是成功的”。显然,这种评价在关于一些沿海城市和地区“对外开放”的决定中起了重大作用。
    然而,经济特区的活动实际上也伴随着出现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
    随着实际经验的积累,对经济特区的可能性及其达到既定目标的可能速度的评价变得更加现实和谨慎了,并改变了最初过于乐观的期望。目前,经济特区距履行已为它们确定的那些职能还很远。这也涉及到其中最发达的经济特区——深圳。深圳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国家投资进行的,拥有真正先进技术的大项目并不多。
    中国的专家们,特别是深圳的官员们现在更加懂得,想把深圳变成重大的出口商品生产地,要作出很大的努力,要花很多时间。
    经济特区的“开放性”和同外国资本的广泛交往,使那里也出现了一些犯罪活动,包括贪污、走私、外汇投机。中国方面有时也受到外国承包商的直接欺骗。外汇混乱和与此有关的监督经济活动的复杂状况,各种舞弊行为是深圳最尖锐的内部问题。
    当然,经济特区发展的复杂性也与一些重要的客观原因有关。中国官员承认,西方的公司,尤其是日本的公司看到中国是潜在的竞争者,便死抱住它们的技术成就不放。投资者热中于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以及在税收和将次要的加工作业交给中国人方面的优惠条件以捞取利润。
    经济特区已经完成了一件重要事情:使得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与世界市场和国外实业界人士进行多种形式协作的丰富经验。

台各界人士和海外学者对两航谈判结果的反应

    【台湾《联合报》五月二十日报道】华航与“中国民航”的洽商昨日获得原则性的协议,此一发展对国内政治未来的动向可能有相当影响,本报特别访问了海内外学者和立法委员,以下为访问摘要:吕亚力(台大政治系教授):此次事件的结果,必然会引起多种臆测和不同政治解释。政府对这些政治后果应该谨慎地处理。
    往后再出现相同的情况时,可能会有人要求援例办理。这次事件,即使了结,它的影响力也不可能就此完毕,有人把这次单纯的涵意扩而大之,对未来双方关系演变怀有过多不切实际的期待。根本上,这件事情的后果,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所以政府对不好的影响应该尽力予以消除。丘宏达(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此次华航事件,据个人研析,中共主要目标在于建立直接接触,其它均属次要。
    至于此事对国内外的影响,我方在国际上给人的僵硬与不切实际等形象,由于此事之妥善处理,减少很多,并且进一步说明我们对自己应有信心。中共方面当然也有收获,对其形象亦有所助益。
    田弘茂教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台北此次授权华航进行谈判,打破以往作风,处理问题甚具弹性,应该有正面的评价。但有两点,个人觉得值得注意。
    第一,此事不宜看成一纯粹孤立的事件。以后如果发生类似的事情台北应如何处理,应有一全面的检讨和设计,希望能发展出一套制度化的作法。
    第二,华航事件告一段落后,民众可能要求政府以后更开放、更具弹性,对于一些不属直接政治范畴内的事,如探亲、旅游、贸易、通信等问题,愈来愈多的人会对政府提出要求,这些都会间接造成政治上的冲击。政府亦应妥谋对策。张旭成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以后如果有类似的短兵相接之处,国内大可不必一味走避。
    不管这次华航事件或以后的类似事件,如果凡事公开,就不会有猜疑和顾虑。简又新(立法委员):现在我们必须准备因应未来可能引起的后遗症:
    首先,中共在洽谈中所作的“让步”,很容易使部分民众无法认清他们的真面貌,而对政府一再宣示的“三不”政策,产生观念上和认知上的混淆。政府有关单位应予多方解说辨明。
    其次衡诸中共新的统战攻势,我们应尽速研拟对策因应。洪昭男(立法委员):华航与“中国民航”根据华航的要求达成协议是一个值得欣慰的消息。由于此次洽商是民间的单一事件,基于人道立场才有此番接触,故而与政府的政策并不违背。
    过去我国在国际间的形象向来较为僵化,现在能以民间立场且在坚守某些既定原则之下,与“中国民航”洽商,多多少少可扭转这种形象,显示我们弹性灵活的一面。张俊雄(立法委员):中共为突破我国既定之三不政策,借机博得国际间好评,此一谈判结果是预期中事。三不政策应加修正,重新拟定对更合乎情势变化的大陆政策,才能符合国家最大利益。
    这次谈判,执政党认为这是特殊案例,不会形成先例,政府也解释两航纯为民间接触,并不抵触三不政策,然而在国际间也许不持同样看法,这是值得执政党注意的。

林良知说国泰在两航谈判中未扮演角色

    【香港《新晚报》五月二十一日报道】华航总公司发言人林良知称,在华航货机事件的谈判中,国泰航空公司并未有扮演角色。
    他称,国泰在促成双方谈判后就完成任务了,只是在初期介绍双方代表,之后再无其他角色。

北京市民谈“文革”说当年全都搞错了

    【路透社北京五月十五日电】从星期一至星期六大多数日子里,好奇的群众仍然川流不息地排队瞻仰毛泽东遗容。
    二十年前的明天,毛氏发动了连年破坏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很多排队经过毛泽东陵墓水晶棺木的人,在他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发表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时,未出娘胎。一位身着颜色鲜艳格子衬衣,头戴美式红色高尔夫球帽的小伙子说:“毛主席有功有过。但现在日子比那时好得多了。”
    六十岁的教师铁森林(译音)说:“文革全都错了。从今天来看,很难看出文革有什么好处。”
    会不会再发生文化大革命呢?
    铁森林说:“不大可能。人民不会再支持文化大革命。”

北京显示出诚意

    【纽约《华侨日报》五月二十一日社论】令人瞩目的华航公司与中航公司的谈判,终于在十九日达成了第一项协议。
    这次华航与中航的谈判,是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更是同胞兄弟之间的商谈,而且所谈判的又只是交还人、机的简单问题。并不涉及政治,因此谈判双方各让一步,使问题得以解决。
    台北方面最初拒绝谈判,后来同意谈判,这是一个妥协,北京方面最初邀请台北方面派代表到大陆谈判,后来同意在香港谈判,也是一种妥协。在谈判开始时,中航代表最初提出交接人、机的地点应在广州,后来终于同意华航的意见,在香港交接人、机,这又是北京方面的让步,显示出北京方面谋求解决问题的诚意。
    中国副总理姚依林日前在接受本报独家访问时说,中国不会在华航事件上大做文章。事实上中国也是这样做的,传播媒体只作客观报道,没有加以渲染,这是有利于问题的解决的。相反,国民党的《世界日报》却说:中国民航“与华航洽谈的目标,百分之百的为执行中共政权对台湾统战的任务”。商谈航机交接并不涉及统战不统战的问题,如果把这次谈判看作是统战与反统战,问题就不容易解决了。将来,两岸之间还可能发生类似事件,需要进行类似谈判。奉劝台湾当局,还是抛开“统战恐惧症”,以求实的态度处理问题为宜。

台北八成市民对谈判结果满意

    【香港《东方日报》五月二十一日报道】据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约百分之八十的台北市民满意此次华航货机的洽商结果,不满意的约百分之二十;关心洽谈的市民约百分之九十。调查显示:百分之十六的台北市民认为这次洽商显示国府已改变了“三不”政策,认为“三不”没有改变的为百分之二十七。另约百分之四十认为“三不”已较以往有弹性。
    百分之五十被访者认为洽商应由华航出面,百分之二十四认为较宜由第三者出面,只有百分之四认为应由政府出面。调查在昨天举行,受访者共一百八十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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