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05-24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五月十五日刊登该报前特派记者长冈三郎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印度次大陆，同贫困作战》，摘要如下：
    我应世界银行的邀请，从四月中旬起到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三国去考察了世界的贫困地带——印度次大陆的现实。这三个国家，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收入都在一年一百美元左右，是日本的三十分之一。虽然连续两年丰收，却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人们都在为得到当天的“口粮”而拼命。三分之一居民住在贫民窟里加尔各答是印度最大的城市。估计有人口八百万。在加尔各答市内，大约有三千座贫民窟，三个人当中有一个人住在贫民窟里。
    我参观了一座经过改善的贫民窟。这是一座大贫民窟，位于流经该市中央的胡格利河的下游，离市中心行车大约十分钟的路程，方圆可能有一平方公里。这里密密麻麻地挤着泥墙铁皮顶的简陋房子，路象迷宫一般错综复杂。我经过宽一米左右的道路走进了一个有五所房子的大杂院。
    正面完全敞开的那一家，是一间六张席大小的发暗的房屋，地是泥土地。六口人生活在这里，可是屋角里却只摆着四件汲水用的壶和食具。倒有一台陈旧的缝纫机。此外，就没有看到别的生活用具。这一家人的父亲做泥水匠、木匠等活路，一天赚五卢比。午饭是咖喱盖饭，很简单。
    尽管如此，这座贫民窟还是幸运的。每十户有一个公共自来水龙头，也有下水道和公共厕所。设立了扫盲学校，还有巡回医疗设施。屋里没有电灯，但是有路灯照明。
    印度第四大城市马德拉斯的改造贫民窟计划规模大一些。在靠近马德拉斯港的一块地方盖了十栋五层楼房，已有大约一千户贫民窟住户迁居进去。
    但是，这个居住区旁边紧靠着一大片低矮的贫民窟，那里的房子不及一个人高，是草房。这个情况使人晓得贫民窟对策是无边无沿的。旱灾造成了流浪者的增多贫民窟还算是福利行政的对象，然而，对于充斥街头的流浪者，行政当局连实际情况都没有掌握。据说单单在加尔各答就有几万或几十万流浪者，正确数字难以估计。
    马路上到处可以看到抱着一丝不挂的一岁左右幼儿讨饭的少女。
    同饥饿作斗争，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已是一项日常工作。去年秋天前后开始，警察开始驱逐乞丐，所以讨饭的显著地减少了。但是，这个国家资源贫乏，一直苦于独立战争和那以后的政变、经济混乱，人民被迫过着比印度更贫困的生活。
    在离达卡约两小时的农村，我看到一个少女，她背着一个篓子，里面装了五六条二、三厘米长的小鱼和葱一样的野草。她说这是四口人吃的中午饭。没有土地的农户在目前的干旱时期，两天才吃一顿，还是挖野草充饥。这样的赤贫阶层占了孟加拉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人口对策最优先孟加拉国大约有八千万人口。据料，照现在这样继续增长下去，到一九九○年将增加一倍。因此，在从一九七三年起执行的政府五年计划中，人口对策被列入最优先的课题，拨了大约七亿塔卡，想把人口增长率在一九七八年降低到百分之二点八以下。
    印度人口是六亿一千万，占全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十四。每年出生一千三百万，也就是每年出生和澳大利亚现有人口一样多的人，而孟加拉国情况更加严重。
    印度的计划生育计划和做法都和孟加拉国大同小异。在一九七四年起执行的第五个五年计划中，投入比第四个五年计划多一倍以上的经费，正在开展一个大规模的运动，想要使出生率在一九七九年减少到平均每千人为三十人（现在是三十五人）。
    斯里兰卡的人口增长率已从六十年代的百分之二点八下降到百分之一点七，达到了和日本几乎一样的低水平。文盲率，斯里兰卡是百分之二十，印度则是百分之七十，而孟加拉国竟高达百分之八十。

    【美联社新德里五月二十二日电】美驻印度的新任大使罗伯特·戈欣昨天抵达新德里。
    戈欣抵达印度后对记者说，关于改善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关系问题，“一切迹象都是好的”。
    德赛的一位助手说，德赛在给华盛顿的一封信中邀请卡特访问印度。德赛给卡特的这封信是答复据他说卡特最近给他的两封热情的信中的第二封信。信的内容没有透露。
    戈欣没有谈论卡特访问的可能，但是他对记者说，他带来卡特致德赛的一封表示友好的信件。这位大使说，“我到这里来不是为推销援助计划来的”，但是他已告诉印度，如果它需要美国新的直接援助的话，“对这样的要求可以给予同情的考虑”。直接援助是印度在一九七四年爆炸了一个核装置之后停止的。

    俄国人同意向埃及出售武器，以便使他们在中东有一块新地盘，从这块地方出发，苏联人在这个地区、在地中海和红海的温水水域，执行一种新的干涉政策。
    卖给埃及和其他国家武器是俄国人遇到的一个难题的开始。因为，购买武器的国家不同意附带苏联干涉这一条件；而苏联人却不这样看。
    苏联人遇到了另一个难题。在向埃及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及在埃及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苏联给了埃及道义支持之后，纳赛尔宣布，禁止任何共产党活动，并把共产党人投入监狱。由此可见，纳赛尔没有把作为一个友好大国的苏联和威胁埃及安全和统治的共产党活动混淆起来。纳赛尔当时宣布：即使我们审判埃及所有的共产党人并把他们投入监狱，也不会对加强埃苏关系构成威胁！
    所有这些情况都是缠在赫鲁晓夫脖子上的绞索。他的对手使劲地勒紧了这些绞索，而后把他摔倒，用绞索吊起来。结果是众所周知的。赫鲁晓夫曾为埃及共产党的遭遇抱怨过，他不能对埃及发生的这种事情保持沉默，保卫埃及的任何一个共产党人是他的义务。但是，纳赛尔谴责苏联对埃及内政的这种干涉。关系坏了，莫斯科—开罗之路上大地下沉了。
    尽管在一九六○年，赫鲁晓夫试图与埃及接近，融化或扫除道路上的寒冰，但赫鲁晓夫于一九六一年五月和一个埃及议会代表团发生了冲突。
    这个代表团是我率领的，当时我是国民议会议长。我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赫鲁晓夫坚持他作为国际共产主义盟主的立场。他说：如果你们要社会主义，你们就不要反对共产主义！
    他还说：阿拉伯民族主义不是幸福的顶峰。
    他还说：生活本身将强迫你们接受共产主义！
    苏埃关系遭到了一次猛烈的冲击，破裂了。
    尽管苏联人给了伊拉克军事和经济援助，当时伊拉克的执政者卡塞姆也想独立自主地执行他的政策。接着，他把共产党人赶出了政权，直到一九六三年卡塞姆垮台，成百名共产党人受审。
    尔后，苏联人转向另一个阿拉伯国家，企图弥补他们在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失去的地盘。这是应该注视和记录下来的另一件事情。但我不想离题太远，我一开始就确定的题目是：描绘我们与莫斯科之间时窄时宽、忽低忽高、曲折多变、起伏不定的道路。
    一九六五年，我们达到了最敌对和对埃及最幸灾乐祸的人希望我们达到的最坏的景况！
    这一年的九月，我们到了苏联。
    苏联领导已经改组，赫鲁晓夫于一九六四年下了台，产生了一个由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组成的新领导。米高扬仍然是国家主席，波德戈尔内尚未取代他。
    他们立即把我们送到专为苏联领导人准备的“达恰”，那儿离莫斯科约五十公里。这个地方漂亮极了。湖光潋滟。湖里养着鸭子——我们埃及这里正在引进这种鸭子。这些鸭子在这里是常年供人猎取和食用的。达恰周围有些钓鱼池和野猪林。一切都极为幽美。
    纳赛尔单独由勃列日涅大和柯西金陪同，他们让毛希丁和我同米高扬在一起。
    星期六和星期日，纳赛尔与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进行了会谈。
    我从纳赛尔本人那里了解到这些会谈的内容。
    苏联领导对周恩来非常不放心，因为周恩来在开罗逗留了三个星期。当时周恩来正前往参加在阿尔及尔召开的不结盟会议。那里发生了革命，他受阻于开罗。苏联人很清楚，周恩来是纳赛尔的朋友，尔后是他预言纳赛尔是一颗正在升起的明星。苏联人和中国之间的分歧在五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但在那一年达到了顶峰。苏联人想了解很多关于周恩来的情况，因此，他们与纳赛尔的会谈具有重大意义。
    自然，纳赛尔向苏联领导解释了在美国人断绝对我们的援助以后埃及所处的困境。
    在星期一举行的会议上，柯西金站起来说，我们全面研究了情况，我们要支持埃及，为此，苏联政府和政治局在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后决定：苏联同意免去埃及债款的一半，即两亿英镑，这样，应偿还部分减为一半。
    俄国人同意减免，但是他们没有同意推迟偿还。这是一个果断的决定。公正地说，我们赞扬苏联的这种立场。
    到一九六七年，我们遇到了所发生的种种事情，许多已经在我们思想上和心田里树立起来的东西被摧毁了。苏联故技重演，支持一些国家反对埃及，或支持一些组织反对埃及。
    一九六七年五月，我率领一个议会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在那里，他们正式通知我，以色列已经在叙利亚边界集结了十一个旅，他们已经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纳赛尔。
    战斗已不可避免。纳赛尔下令阿密尔进入战争。我们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失败了。在我们全体人民心中，那是一个痛苦的结局。
    （七）

    【萨马查尔通讯社新德里五月二十二日电】外交部长瓦杰帕伊重申印度不想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但是希望看到它的邻国都成为爱好和平与稳定的国家。瓦杰帕伊对昨天新组成的隶属于外交部的议会咨询委员会说，印度十分重视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同所有的国家，特别是邻国建立和加强友好关系。
    他说，新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调仍然是“于双方都有利的互惠主义”。
    这位部长谈到了同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瓦杰帕伊表示希望同美国改善关系。对此，他指出两国间仍存在着某些没有解决的问题，如给塔拉普尔供应浓缩铀和继续向巴基斯坦提供武器的问题。
    关于中国，他说最近恢复贸易是小小的开始。中印关系中有些基本问题还有待解决。
    新政府宁愿等着瞧。印度将在充分尊重其荣誉、尊严和承认以前的承诺的基础上解决自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