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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05-13第4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日本《每日新闻》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的报道:《肩负中国外交的邓颖超女士》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五月五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中野写的一篇报道,题目是《肩负中国外交的邓颖超女士,笑容可掬地继续发挥“已故丈夫”周总理的作用》,摘要如下:
    “又见面了。”邓颖超女士笑容可掬地走到日本记者们面前,用她那柔和的手同每一个人握手。她的身影已很熟悉,留着灰白的短发,穿着一套灰色的西装。
    自去年十二月就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以后,见到她的机会越来越多了。她不仅接待外国的宾客、代表团,还同他们会谈,看来她甚至担负起中国的外交——于二月访问缅甸、四月访问斯里兰卡,并于二日早晨到北京站送走奈温总统之后就在人民大会堂同日本新闻界代表团举行了会谈。
    她是一位谦虚的人。
    当代表团询问中国经济前景的时候,她一边谦和地说:“就象学生回答老师的问题一样,不知能不能获得满分。”一边说,中国正在消除“四人帮”的影响,现在正开“工业学大庆会议”,结束之后,估计工业方面将出现新的跃进。然而,在另一方面,当话题转入批判苏联时,她从沙发上挺起身子,态度轩昂,精神抖擞,这种事情,令人怀疑她已是七十四岁的人了。
    她从事革命的半生是光辉的半生。众所周知,她在天津就学时就参加了“五·四”运动。
    二十年代,她作为革命的积极分子,在上海、广东以及其他城市或潜入地下,或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进行公开的斗争,并于一九三四年开始,同丈夫周总理一起参加了长征。
    她于一九四五年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于一九五六年被选为中央委员,是一位实力人物。建国以来,除了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职务外,还担任全国人大常委职务。
    然而,近十几年来,除了特殊场合,她很少公开露面。
    这样一位邓颖超女士之所以站起来走到外交战线的第一线,首先是由于毛主席的方针。去年十二月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议说:“根据毛主席七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同意的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任命邓女士担任副委员长。
    并且,接了毛主席班的华国锋先生实现了这一方针。继承了“没有周恩来的周恩来外交”。作为邓女士来说,大概是认为在丈夫故去之后,把余生贡献给祖国才是真正继承丈夫的遗志。
    从邓女士来看,也许认为,在失去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等革命、战斗在一起的三位领导人之后,协助华主席是稳定中国政情不可缺少的。总之,看一看缅甸、斯里兰卡之行便可知道,她正在发挥着作为接替周总理的主要角色的作用。
    另一方面,华主席似乎对邓女士也深为关心。在举行毛泽东纪念堂奠基仪式时,华主席走到邓颖超女士以及康克清、曹轶欧等三位面前同她们握手。电视突出报道了受到欢迎的场面。
    此外,她没有访问过日本。前不久,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藤山爱一郎提出,希望邓颖超女士在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之后一定访问日本,这次新闻代表团也同样提出了这样的邀请。对此,她回答说:“我也抱有同样的希望”。
    访日总会实现的。已故周总理也说“想在樱花季节再度访日”。这一愿望邓颖超女士大概会实现的。

时事社报道:《日众院通过日韩大陆架协定》并认为由于在野党反对日本本届国会批准承认该协定是非常困难的

    【时事社东京五月十日电】题:众院通过日韩大陆架协定
    对日韩大陆架协定的批准承认案,十日下午九时五十二分在众院全体会议起立表决,结果因自民和民社两党赞成,构成多数而通过,接着马上送交给了参院。
    但是,因为除民社党之外的其它各在野党都强烈反对这一协定,所以,能否在本届国会上批准仍然是微妙的。
    在政府和自民党内,这样一种呼声正在加强:为了使这一协定能“自然成立”(众院通过后三十天),应该延长国会会期。但是,如果把会期延长十天,那么,就必须把参院选举的投票日(预定为七月三日)推迟一周。但是,这将遭到各党的抵制。目前,大多数人认为,结果不会“大幅度延长”。因此,只要在野党方面的态度不发生急剧变化,那么,在本届国会批准承认这一协定似乎是非常困难的。
    【本刊讯】《日本经济新闻》五月九日刊登一条消息,摘要如下:
    国会随着连续休假结束进入了最后阶段,针对会期将到二十八日结束,执政党和在野党围绕着法案的审议迎来了最后攻防战的阶段。攻防战的最大焦点,即批准日韩大陆架协定案,十日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已经送交参议院。但是,在参议院的审议时间还不到二十天,太少了。看起来,在这次会议期间批准将相当困难。因此,政府和自民党为了使这个协定自然生效,开始在下面散布延长会期的论调,估计,在会期将要结束时,延长会期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要引起轩然大波。

香港《快报》评论《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

    【本刊讯】香港《快报》五月三日发表一篇评论,题目是《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摘要如下:
    不论在香港或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很注意美国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新动向。因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动向,非但会影响所谓“台湾问题”,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足以影响包括香港在内的整个东亚局势。
    因此在大陆、台湾、香港的中国人,都认为卡特政府的所有对外政策之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其对华政策。但是我们不能不根据事实指出:对华政策在卡特政府的全盘外交政策中只被列为一个等而下之的次要问题。
    关于这一点,现在已有越来越多事实可以证明。
    在尼克松和福特担任美国总统时期,对华政策的确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占有首要比重。这是因为根据“基辛格构想”,认为在本世纪最后二十年内,天下大势将趋向“五元化”,即美国、苏联、中共、日本、西欧五股主要势力的角逐。因此基辛格执掌美国外交时期,把美国与中共关系的“正常化”列为首要目标之一,一方面搞对苏和解,一方面搞对中共关系正常化。基辛格外交构想的目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使中共与苏联“互相制约”。此所以基辛格不辞辛劳,仆仆风尘七度访问北京,把中共拉进国际政治舞台成为当时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之一。
    但是现在,情形大不相同了。卡特上台三个半月以来,美国新政府的外交构想已逐渐显露了另有一套。
    卡特和他的首席外交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外交构想上,与尼克松、福特和基辛格有项显著不同。
    卡特和布热津斯基从来不认为今后的世界会出现“五元化”局面。他们虽然没有说过会再度出现东西方冷战局面,但从他们的外交构想中可以清楚看出,他们认为今后的世界仍将是东西“两元化”对抗的局面。
    从卡特两个月前派遣万斯访问莫斯科到他决定亲自出席本周末在伦敦召开的西方经济高峰会议期间,发表了一连串政策声明,贯穿着他的一套新外交构想。我们可以从这一系列政策声明中综合他的外交构想的要点如下:
    一、为维护和平与自由世界的生存,必须加强美国、西欧和日本的团结。
    二、从限制核武器谈判着手,加强美苏和解。
    三、继续与共产国家进行思想上和经济上的斗争之际,以经济利益笼络第三世界,以求阻遏共产主义扩张。
    四、尽速解决诸如中东、南非洲、塞浦路斯、朝鲜半岛等现有的局部性冲突。
    从这一套构想来看,卡特政府外交政策的重点是加强美欧日三边团结和争取第三世界国家来共同对抗苏联。卡特和布热津斯基与基辛格最大不同之点,是从未有片言只字(甚至连暗示也没有)要利用中共来“制约”苏联。
    这就是说,在卡特政府眼中,中共政权在国际事务上并无多大份量。因此不必对中共作任何让步,也不必急于搞正常化关系。这就使美国和中共的关系纯粹被认为是双边问题,而不是影响天下大势的重要政策问题。就这一点看,可以明了为什么卡特政府并不急于派大员访北京。

《台北有朋自远方来》

    【本刊讯】香港《星岛日报》四月二十七日刊登一篇特约通讯,题为《台北有朋自远方来》,摘要如下:
    一九七二年以后,美国政要甚少来台北访问,这个月内有多批人物来访,可能是近年来美国政要来访最频的一月。
    八日参议员戈德华特来访,这是他第三度到台北访问,戈德华特是坚决支持国府的,在台北时,甚至说:即使卡特政府要与中共建交或是废止中美联防条约,都须得到参院三分之二表决同意。戈议员这句话的法律上的依据虽不知所本,但由此可见他支持国府的热忱。
    十六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斯帕克曼率领一个国会访问团来访。他以为此时废除中美防御协定既不明智也无必要。
    二十日,众议员沃尔夫率领另一国会访问团到访。与沃尔夫访问团一起来的有国务院主管亚洲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
    沃尔夫也强调:美国不会为了与中共建交而牺牲台湾人民,同时也认为美国并无承认中共的确实程序。
    此间观察家认为,这两个访问团之来台,是一种先兆,华盛顿以后可能会改变近年来有意漠视台北政治活动的想法。
    另一方面,美国的一个国会代表团也到了北平访问,那是众议员布雷德马斯率领的访问团,这是卡特就任后,第一个赴大陆访问的官式代表团。
    笔者曾说:假如卡特政府于不久的将来,对中共展开对话的工作,那可能不是基于恐惧苏俄与中共复合,而是利用与中共接近而抵制苏俄的强硬态度。
    布雷德马斯十八日返回华府后,声明中隐约可以看出曾与中共谈所谓关系正常化问题。他说:“继续进行与北平的关系改进,对于国际情势的稳定非常重要,而台湾问题则是这种关系改进中的关键”。
    由此可见,华府如与中共关系全面正常化,有一个中心问题
    ——台湾问题,也就是美国如何处置它与国府之间的防御条约的问题,再进一步说,也就是一旦废约,如何仍能维持保护台湾自由安全的问题,这问题不但是卡特政府将来的研究中心,也是华府与中共谈判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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