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08-03第2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本刊讯】英国《经济学家》七月二十九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最高级的人感到棘手，虽然勃列日涅夫的外交气球又有了几个明显的漏洞，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不能继续在一个长时期里高高在上了》，摘要如下：
    勃列日涅夫的麻烦是，当苏联的政策出了问题时（象在埃及发生的那样），人们就想知道是否要归罪于他。如果苏联的外交政策真的是勃列日涅夫的个人政策，那么只有他才应该对于俄国人在埃及刚刚遭受的挫折负责。
    如果说，勃列日涅夫在一九六四年把赫鲁晓夫赶下台有一部分理由是他把俄国的对华关系弄坏了，而现在又不得不承认这个关系目前比赫鲁晓夫当政时还坏，中国人和美国人汇合起来而不要俄国从而损害了俄国，那么，谁的政策造成了这种局势，这是清清楚楚的。如果勃兰特在今年西德选举中被击败，那么，俄国人就必定要向勃列日涅夫提出问题：整个俄德和解计划是否即将遭破坏。责任仍在勃列日涅夫。
    他的范围很广的外交政策目前看来情况并不太好。官方把开罗消息大加粉饰，这并不能完全掩饰这一事实：俄国在埃及的地位已经大大降低了。确实，这件事由于俄国在伊拉克建立了更强的地位，而在某种程度上被抵销了。巴格达离这个港湾油田地区和俄国本身较近，它可能是苏联渗入中东的更合乎逻辑的跳板。但是，有人可能问勃列日涅夫：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在埃及下那么多的赌注，而有些赌注目前已经输了。
    还可能有人问他：如果他不准备再走远一点，作出会帮助勃兰特防止基督教民主党在波恩重新取得政权的让步的话，他为什么对这位德国总理表示这样显然的好感（例如在他的克里米亚的宫里很不拘礼节地接待他）呢？基督教民主党人想要同中国建立联系的表示（施罗德对北京的访问是其象征），必定不仅使勃兰特，也使勃列日涅夫担心，因为勃列日涅夫很难期望，基督教民主党重新在德国执政后，会增大他达到召开欧安会的机会。勃列日涅夫三年来一直在要求召开这样一次会议，而现在这仍然没有很大的把握。
    甚至他五月份在莫斯科同尼克松共同进行的凯旋式的表演也受到了损害，因为很显然的是，他的美国客人二月间对中国的访问曾经迫使他采取行动。萨达特总统本周披露，使他突然间惊人地把大批俄国人赶出埃及的是俄国人的过分“小心翼翼”，这一披露决不会增加河内相信莫斯科是可依赖的庇护人的信心。
    但是，对勃列日涅夫来说，这些困难很可能不是致命的。虽然，在某些方面，象俄国这样一个大国不得不屈从埃及的这一打击要比在同另一个大国的对峙中退却下来，更加丢脸，但是勃列日涅夫还没有遭到象赫鲁晓夫在一九六二年把苏联核导弹运进古巴的危机中所遭到的那种引人注目的失败。
    无论如何，一个统治者或一个政府的命运很少是由外交政策来决定的，这个道理象适用于其他国家一样，也适用于俄国。但是至少要追加两个条件。一个条件就是，它必须使它的军队愉快满意。在俄国，这样做的传统办法主要是给军官提供各种令人惊叹的特权。但是元帅们对于会使他们感到沮丧或难堪的任何外交政策行动还拥有有效的否决权。
    第二个条件是一个政治上的条件。民主的政治家通常认为朝和平取得的任何进展是赢得选票的办法，而独裁政权的统治者们通常认为，当国际紧张局势相当严重的时候，更容易使他的臣民安静下来。对于今日俄国的一个统治者来说，过分的和解会冒这样几个风险：他的仆从国起来造反；苏联本国少数民族变得不听话；甚至有一些俄国人提出要公民自由、民主、旅行自由等等不胜麻烦的要求。勃列日涅夫目前对这个问题的做法似乎是，宣扬“黄祸”来抵销一项在西方搞相对缓和的政策所固有的危险。捷克人、乌克兰人、犹太人和持不同政见的俄国知识分子被告诫说，他们必须追随勃列日涅夫的路线不是因为尼克松或勃兰特进行了任何真正的威胁（他们是一些他能与之签订各种条约的好人），而是因为那些七亿五千万中国人，因为他们是由成吉思汗的邪恶的子孙领导的。
    对勃列日涅夫来说，在这方面的一个难处是，东欧人和苏联少数民族可能终于会把中国视为他们能藉以要勃列日涅夫作出让步的一个手段。另一个眼前不那么意味深长的难处就是，勃列日涅夫为同美国达成限制军备交易和随后的俄美贸易的大大增加承担个人的责任，可能有朝一日使他的对手得以谴责他企图把这个国家拱手交给美国人。但是这种谴责要到他们把他赶下台之后才会进行。这个日子看来还是遥远之事。

    【安莎社波恩七月三十一日电】联邦议院外委会主席施罗德今天在这里建议，由于波恩和北京之间没有任何严重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两国首都应当同意尽快互派大使，以便在西德十二月三日大选的竞选活动全面展开之前在党派斗争中去掉这个问题。
    施罗德呼吁不要就中国与西德的关系问题进行“有害的”党派投机，这就再一次突出地表明，虽然他是应官方的邀请去北京的，但是他进行这次访问既不是作为反对党的代表，也不是作为政府的使节。
    东欧特别是苏联和东德对波恩打算与中国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的计划提出的公开批评，表明了西德政府——不论是现在执政的联合政府还是在十二月三日之后接替它的政府——面临的实际问题。
    波恩政府领导人将必须判定，东德和苏联竭力反对中国和西德建立较密切的关系只是中苏争执的一个反映呢，还是实际上是这样一种警告：外交上的“和解”可能会严重影响波恩打算使它同最邻近的东部边界之外的政治关系实现缓和的计划。
    权威的观察家们在这里说，苏联领导人将作出他们能够作出的一切努力来阻挠波恩和北京之间关系正常化，因为他们担心，如果由“十国”组成的扩大了的共同市场和中国之间关系密切，就使得北京领导人能够对欧洲安全会议的结果从外部施加强大的影响。
    谢尔外长同施罗德会晤以后发表的谈话就反映了（苏联的）这些压力，谢尔只是指出，在“关于西德和中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取得进展”时，一位波恩使节将到中国首都去。如果人们想到中国人邀请了施罗德，并告诉他，他们认为波恩同莫斯科和华沙签订的条约是“既成事实”，不会妨碍互派大使，就可以看出谢尔的讲话是一种不承担义务的保证。
    由于在同东德签订一项和约方面遇到了困难，由于波兰反对立即互派大使。由于正在同布拉格举行会谈要消除慕尼黑协议的影响以作为朝同捷克关系正常化方面迈出的第一步，因此波恩并无兴趣加速同北京打开关系。另外，如果施罗德提出的迅速互派大使的呼吁不受到注意，反对党基督教民主联盟无疑将会利用勃兰特政府对北京的试探，说这是它过分愿意伸开双手欢迎共产党集团国家的另一个表现。

    【本刊讯】香港《四海出版社》一九七二年五月出版了《印度真相》一书，介绍印度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情况，并揭露苏修在印度的殖民掠夺。现将其中的两章摘要如下：《苏联在印度取得的经济利益》
    苏联与美国一样，都采取手段对印度进行掠夺，历年来都从印度取得了超额利润和大量物资。印度一份刊物曾经沉痛地指出，苏联和美国“像一群饿狼一样，都在吸印度人民的血”。
    通过贷款牟取利润。苏联是印度的第二大债主国，截至一九七一年八月，苏联放给印度的“信用贷款”为一百零二亿二千万卢比。据印度《经济时报》透露，苏联贷款的利率名义上是百分之二点五，实际上是一种“隐蔽的高利贷”，因为它的“高利率是被隐蔽在所提供货物的高价中”。苏联规定给印度的贷款必须百分之百用于在苏联采购，其价格通常比世界市场高百分之二十至三十。而且贷款期很短，在苏联提供的机器设备等运到一年后就要开始偿还。印度一家月刊说，印度每从苏联得到一百个卢比的贷款，每年就要支付一百二十五个卢比。
    通过贸易牟取利润。在一九六九
    ——一九七○年度，苏印双方的贸易额达三十七亿二千四百万卢比，比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度猛增一百三十三倍。苏联卖给印度的大量陈旧机器设备，价格一般比世界市场高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有的高出两倍。而它向印度买的货物，一般是低于世界市场价格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例如在一九六九年内，苏联卖给印度的镍每吨三万卢比，而在东欧市场上仅为一万五千卢比。同年它卖给印度的一万五千台拖拉机，在替补零件上，价格要比卖给捷克等东欧国家的高两倍。
    利用印度货物换取美元，取得高额利润。苏联用卢比付款，以十分低廉的价格买得印度货物，然后把这些货物换上“苏联制”的标签，在欧洲出售以换取美元。苏联为了多享这种甜头，常对印度统治者施加压力，强迫印度把原来规定不出口的物资低价卖给它。如印度的咖啡、工作母机、棉织品等都是苏联这种厉害手段的牺牲品。
    近年来，苏联更采取一种新的压榨形式，名为“工业合作”，实际上就是它在蒙古、东欧推行的“生产专业化”手段，利用印度的原料和劳动力，为它生产所需要的东西，进一步把印度变成附属加工厂。其中重型机器工业的生产百分之八十五已受苏联控制，其他经济企业受苏联控制的是，钢生产占百分之三十，石油加工占百分之三十五，电力生产占百分之二十，电力装备生产占百分之六十，电动机装备生产占百分之七十五。
    历年来，苏联用低价掠夺的物资，如皮革、茶、香料、烟草、黄麻、核桃、豆饼油粕、制药原料等，不胜枚举。在战略物资方面，铁砂、轧钢、制导弹用的云母，飞机用的蓖麻油等早已成为被掠夺品；而石油和铝更可予取予携，因为印度的石油勘探和开采工业的百分之八十、铝生产的百分之二十五都已在苏联的控制中了。《苏联“援”印企业的内幕》
    苏联打起“援助”的招牌，为印度建立了许多公营企业，开办了大量重工业工厂。
    这些苏“援”企业，从设计、安装到原料供应，从投资、布局到经营管理，都是受苏联直接控制的。苏联“专家”的设计是笨拙的，它包办供应的机器是陈旧的；所建成的工厂大多是开工率很低，产品销不出去。一九七○年印度政府在国会议员严厉质询声中不得不公开承认，在苏联“援”建的十三个重大项目中，有十个是亏本的。
    据一九六九年八月间的报道，苏联“援”建的兰契重型机械公司，投资为两千多万美元，而七年里只生产了价值一百万美元的产品。
    苏联“援”建的比莱钢厂，所用的数十台柴油机陈旧不堪，质量很差，仅维修费一项，就比普通柴油发动机高出五倍多。由于机器陈旧，就需要购买苏联的大量零件，经常维修，这是苏联的狡猾盘剥手段。比莱钢厂一九六四年积压的苏联零件，价值一千五百七十万卢比。另据印度《经济时报》揭露：“苏联在比莱钢厂倾销的耐火材料，质量极差，每生产一吨钢就需消耗二十公斤，比美、苏本国钢厂多消耗一倍至三倍”。
    另一家由苏联“援”建的波卡罗钢铁公司工程，落后于原计划几乎五年。据美联社报道，这家公司的钢铁厂如果在一九七三年能够开工，在头四年内，每年起码要亏本两亿卢比，即两千六百万美元。
    苏联只图倾销机器设备，不顾印度实际需要，使许多公营企业的生产品大量过剩，也使许多生产品因质量低劣而卖不出，只得在公司里积存起来。例如苏联“援”建的印度制药公司，从一九六一年开工生产，每年制出四环素一百二十吨，但印度只需要十吨。这家公司生产的抗生素，印度医生认为不够标准，不愿使用；但苏联“专家”坚持继续生产。这家公司生产的医疗器械，早几年已有百分之七十为印度医生拒绝使用，原因是质量未达到基本标准。到一九六八年时，这种医疗器械只卖出一件，但在一九六九年仍继续制出一万九千六百六十六件。
    印度国会公营事业委员会委员、经济学教授阿明，在一九七○年曾慨叹道：“几乎所有苏联援建的公营企业都是亏本大，生产力低，劳工纠纷多。”但是，印度当局为了要依靠苏联的“军援”，不得不任由苏联摆布，把经济命脉越来越深广地交由苏联控制。据报道，从一九六九年开始的印度第四个“五年建设计划”已被纳入苏联的轨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