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04-22第2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塔斯社莫斯科十六日电】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今天会见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参加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团团长泽登巴尔。
    泽登巴尔表示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邀请苏共代表团参加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苏联党政代表团参加蒙古人民革命五十周年庆祝活动。邀请被欣然接受。
    【路透社莫斯科十六日电】苏联党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今天同泽登巴尔举行会谈，讨论了苏联同蒙古合作的问题。
    蒙古在苏联同中国之间的意识形态争论中一直是克里姆林宫的坚定的盟国。据认为，他们两国同北京的关系可能是今天的会谈的主要内容。

    【本刊讯】英国《金融时报》十四日刊登该报驻莫斯科记者写的文章，题目是《苏联党代表大会，勃列日涅夫改变调子》，摘要如下：
    上星期五结束的为期十一天的苏联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静悄悄地过去了，没有发生任何同赫鲁晓夫时代联系一起的戏剧性事件。没有作出要超过资本主义世界的轻率诺言，没有像许多人曾经预计的那样发射载人宇宙飞船。
    代表们的发言自然拥护勃列日涅夫的内政外交政策，但是同时似乎更多地是论述他对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攻击，而不是他的六点和平方案。有些发言者，最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党的领导人，他们对中国的攻击特别强烈。
    这看来是着重说明，勃列日涅夫所说的话有许多实际上是依据新方针说的，他的外交政策言论标志着苏联外交政策中的某种转折点。
    勃列日涅夫的大会报告所概述的外交政策显然将在今后一些年构成苏联政策的基础。代表大会强调了勃列日涅夫的权力，并且显示出他在制定苏联外交政策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的外交政策言论取决于两个因素：对苏联政治和经济局势的估计和提高生活水平的需要。这件事并非像原来打算的那样发生的，而苏联政府目前正给它以优先地位。很清楚，勃列日涅夫努力要表明，苏联需要一段安静时期，同时要中止军备竞赛和暂停向国外承担义务，以便达到必要的经济增长。
    有些观察家认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从而保证获得削减军事开支和增加经济投资的基础，这是勃列日涅夫和平方案所有各点背后的目的。
    苏联在欧洲问题上的立场——即召开欧洲安全会议、最后地承认所有的战后疆界、苏联愿意废除华沙条约和北大西洋条约——是以前已经讲过的。然而，勃列日涅夫在估计欧洲局势方面所表示的乐观情绪表明，柏林问题的解决可能为时不太远了。不同西欧和解，苏联显然认为大大削减国防开支是行不通的。

    【本刊讯】《法兰西晚报》记者戈尔代访美文章之九：《一个十八岁的吸毒者在自杀时告诉青年们：“给你大麻的那个朋友，有朝一日会向你出售海洛因，为的是赚钱，但是他把你害了。那些贩卖者自己不使用。他们知道这是有害的。”》
    “这是全国性的灾难。它开始变得日益严重，以致警察、哲学家和社会福利机构一筹莫展。”同我谈论“灾难”的律师继续说道：“喏，拿毒性最小的毒品的数字来说吧。据我职业范围内的一些统计，一九六九年，仅加利福尼亚一个州，对吸大麻的人和出售大麻的人
    ——大约已有六万人被拘留——的诉讼费用已达到一亿美元。从司法角度来看情况则更加糟糕：在加利福尼亚，负责监察交保释放犯的法官和司法人员把自己工作时间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用来处理大麻事务。我且不对你谈剧毒的或致命的毒品：海洛因、可卡因、安非他明以及其他毒品。关于这些毒品的情况则更为可怕，并正在逐年变得严重。”
    在作这方面的调查中，我只要每晚打开电视机的开关就行了。电视节目早晚都播送吸了海洛因的男人和女人痛苦万分或者死亡的触目惊心的图片。在纽约一年之中有一千人死亡
    海洛因现在是给国内带来肉体上和社会上最大祸害的毒品。一个指导对这个“大量死亡”进行经常性调查的专家告诉我说：“人们估计，仅纽约一个城市就有二十万人‘上海洛因的当’。在加利福尼亚，最少也是这个数字。在芝加哥有四万人，在波士顿有三万人。没有办法告诉你全国到底有多少人，但是根据我上面列举的数字，在美国很可能有五十万人。最令人可怕的是灾祸年复一年地扩大。”
    据“联邦麻醉品和剧毒品局”统计，在一九六七年约有六千件因为使用海洛因而拘留的案件。在一九六九年，这个数字超过了十倍：六万七千件。一九七○年，这个数字上升得更快。
    这位专家向我指出，仅仅在纽约，海洛因在一年之中就使一千人死亡。
    作为物质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后果，在纽约，尤其表现为“海洛因吸毒者”的犯罪量的增加。据法医学副主任——有资格提供这些数字的官员估计，在一九六九年，仅这一种毒品的销售者从他们的非法贩卖中就牟取暴利八亿五千万美元，而“吸用者”则盗窃或诈取了一笔二十六亿美元的款额。在一九七○年，这些数字可能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至于全国，很可能还要增加四倍。
    统计数字是“骇人听闻”的。人的面貌更为糟糕：在我经过的所有大城市里，不管是夜里，还是大白天，我看到一些白人和黑人，其中多数是青年，他们呈现着一付重病的面色，而且常常是垂危的样子。谁也不否认，使用暴力的罪行——谋杀、行凶——直线上升，大部分应归咎于海洛因的灾祸。危险的“色拉”吸毒游戏
    在一周之内，我每天都在芝加哥市内四家大报的“头版”中看到有关吸毒的报道和文章。《芝加哥太阳时报》星期日增刊用了十六个整版来报道医生、教师和两个毒品侦察队队长的谈话和文章。
    报刊上登载了一个治愈了的年轻姑娘的自述，她在讲述了自己的遭遇之后，央求她那一代的人不要同剧毒品“往来”。还登载了一个用手枪自杀的十八岁男孩珀西·皮朗的遗书。在自杀之前，他向他父母写道：“我同你们一起过了十七年幸福的生活，后来毒品发生了可怕的作用，糟踏了我生命的最后一年。”
    珀西在遗书的另一部份告诉青年们：“我使用过各种各样的毒品：从印度大麻和北美大麻直到‘烈性毒品’（海洛因、可卡因）。贩卖毒品的人自己不使用，他们知道这是有害的。他们只是利用你们。请你们记住，给你大麻的那个人，有朝一日会向你出售海洛因。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为的是赚钱，但是他把你害了。”
    今年，全国发出了海洛因警报。家长、警察、教育家注意到灾祸已经扩及各大城市郊区的富裕的白人居住区。芝加哥的一个警察告诉我：“直到最近一个时期，海洛因一直是黑人和穷人使用的毒品。但现在，它毒害着所有的人：白人和黑人，有钱人和穷人，特别是那些孩子。”
    在我旅行期间，我听到并且到处阅读到越来越多的中学生，甚至小学生吸毒的事。甚至有一种称作“色拉”的吸毒游戏：每个人带来一些大麻或丸药（安眠药，兴奋剂和从家庭药房偷来的危险药物），把它溶化在可口可乐里，然后就喝着玩。这种新的游戏在十岁至十二岁的孩子中间造成了一些死亡和严重的疾病。为什么吸毒？
    在纽约，我的一个专家朋友告诉我：“说到美国的吸毒，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多的年轻人热衷于吸毒？为什么这么多的成年人吸毒？据许多医生和精神病专家认为，首先，在压力控制之下的我们的工业社会使人产生一种逃避的需要。其次是年轻一代和老一辈之间的冲突：年轻人说他们的父母常常吸得不省人事，而据他们自己认为，特别是大麻是并不那么有害的。当家庭发生这方面的争吵时，年轻人就说‘老家伙’虚伪。
    “但医生也常常对此负有责任。几百万成年人以超过我们‘药丸疗法’规定的剂量，服用兴奋剂、镇静剂、安眼药和快感剂，使得毒品象瘟疫般地蔓延。
    “这些绿的、红的、粉的丸药实际上有许多是麻醉品。面对一个感到焦躁不安、似痛非痛或失眠的病人，医生常常选择简单的解决方法，开某种丸药，然后下一次又开另一种丸药。那里还有孩子在旁观察，或者摹仿他们的父母，并且说：‘为什么他们可以服用而我就不可以呢？’
    “我上面跟你讲的这些情况，发生在‘资产阶级’、多少是小康的社会阶层中间。对于穷人，特别是对于黑人、波多黎各人、失业者、失望者和我们社会的‘遗弃者’来说，吸毒就是逃避贫穷。即使毒品价格昂贵也不管：为了得到它，人们偷穷，甚至杀人。这是我们的社会所必须解决的一个社会和经济问题，否则就会在麻醉品泛滥及其所造成的后果中越陷越深。”（文中小标题是原有的——本刊注）

    【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十三日刊登该报撰稿人赛科夫斯基发自莫斯科的一篇评论，题为《民族主义上升，苏联正在面临本质问题》，摘要如下：
    尽管克里姆林宫多次否认，民族主义问题仍继续在苏联的政治生活表面底下徐徐沸腾，随时可能爆发。
    苏共“二十四大”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各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对民族主义问题予以加倍注意。一九六六年的上一次代表大会，对这个问题远远没有象现在那么注意。
    这并不是说，‘“二十四大”终于抓了与少数民族有关的问题。事实上，“二十四大”对诸如苏联的犹太人要移居到以色列去的运动或克里米亚的鞑靼人竭力要求让他们返回故乡等尖锐问题显然保持沉默。苏共领导不希望把这些问题提到党的讲坛上来，从而抬高了这些令人讨厌的问题的身价。
    例如，乌克兰党领导人谢列斯特在发言时就避免触及任何种族的敏感性。民族主义情绪在乌克兰是很强烈的，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当中。这种情况可能使人很难做到既要谈及这些问题而又不使船摇晃。
    但是，几乎所有其他的共和国领导人都谈及这个问题。这表明对这个问题的关注程度是增加了，特别是在它关系到苏联的经济建设的时候。
    这些天来，重点似乎是更多地放在把苏联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这一点上，而不是放在各个共和国的“繁荣”上。人们所领会到的精神是：各个共和国不应该单纯考虑自己狭隘的经济需要，而应该考虑整个国家的经济需要。在文化方面，发出的号召是把各种民族和文化“溶合”成一个单一的“苏联”民族和“苏联”文化。这似乎意味着搞一个“熔炉”（在这当中，斯拉夫人当然占优势）。
    在许多发言者当中，发言最直截了当的是拉脱维亚第一书记沃斯。拉脱维亚一度是独立的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之一。沃斯强调各族人民在单一的经济计划和集中领导下实行合作和各共和国之间“互换干部”的必要性。
    他显然是针对拉脱维亚人说这些话的。拉脱维亚人反对俄罗斯人和其他斯拉夫人进入他们的共和国。就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十天，沃斯直率地攻击不希望在拉脱维亚建立巨大的联合工厂的那些“民族主义”官员。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就需要引进非拉脱维亚人的人力，从而减少拉脱维亚人所占的百分比并改变这个共和国的民族组成成份。这位拉脱维亚领导人说，党的民族政策要求大家承认，整个多民族国家的利益应在各个共和国的利益之上。
    立陶宛党领导人斯涅奇库斯也主张同“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各种表现”作斗争。他主张“频繁的文化交流”。
    南方一些共和国的领导人就民族主义问题热烈发言。他们似乎在极力设法讨好莫斯科。
    高加索的阿塞拜疆共和国党领导人阿利耶夫在代表大会上说，关于各个共和国的进步情况的书籍已写了不少。他说，但是，对民族问题的处理有些“片面”。
    党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他向代表大会发表的有关施政方针的讲话中，也简单地提到了民族问题。他强调了苏联各族人民“逐步团结在一起”的论点。他特意以下面的保证来平衡上述意识形态上的信条，即当局对各民族的特点和各共和国的文化将加以最密切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