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04-20第2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本刊讯】英国《卫报》十四日刊登佐尔扎的一篇评论，题为《脱离了黑暗时代》，副题为：《佐尔扎评论苏共“二十四大”平静的门面后存在着勾心斗角的活动》，摘要如下：
    在苏共“二十四大”给世人以表面平静的印象底下，正在形成克里姆林宫派系斗争的一个大转折点。自从斯大林逝世以来，苏联领导人第一次成功地设法以不引起大变动
    ——政治局曾不时发生了这种大变动——的方式处理了他们之间的分歧。这些分歧仍然存在。但是，在代表大会前进行的内部斗争中其计谋被击败了的政治局委员，并没有被解除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他们只是在正式名单的排列次序上被往下挪，使他们不再具有象原来那样大的政治影响。
    但是，他们仍然是在苏联十五名最重要的人物之列，并且肯定将在政治局讨论问题的时候继续发表他们的观点，并且根据他们的观点表决问题。他们拥有一切机会至少在一些有争议的政策问题上说服一些同僚投他们的票
    ——并且也许会在最后在政治局内部，形成能够改变整个政策方向的多数票。
    正是由于担心在政治局内部会发生这种变化，所以，在过去的夺权斗争中，胜利者总是把失败者搞掉。赫鲁晓夫的政策不断地受到他的同僚的反对，所以他也不断搞掉其中最讨厌的人。赫鲁晓夫本人也为在过去的夺权斗争中的幸存者所搞掉。
    但是，甚至在把他搞掉之后，在他执政时期存在于改革派和进步派之间的分歧仍旧明显地存在于政治局内部。勃列日涅夫作为党的总书记，反映了党内官僚的比较保守的态度。柯西金相信经济改革的必要性，这使他也赞同在一般的政治问题上执行较进步的路线。
    起初，在有关如何在军事需要和民用需要之间分配资金的问题的辩论中，勃列日涅夫采取了保守的方针而柯西金则采取了进步的方针。这个问题是赫鲁晓夫政权时代遗留下来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勃列日涅夫渐渐意识到他自己不仅是和同样保守的军界—工业界集团有着密切联系的党内保守的官僚的头子，同时也是正在大力要求进行拖延已久的提高生活水平的工作的国家的领导人。
    在代表大会上，他特意称赞重工业的传统作用，企图以此使军界—工业界集团感到放心。但是，他几乎又在同一时间内着重地表示赞同新的五年计划那些显示缩小这种作用的一些部分。
    但是重工业派决不是奄奄一息。勃列日涅夫六小时的讲话由莫斯科电台作了实况转播——但是，当他的讲话稿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时候，显然违反重工业派利益的两个短短的段落却没有见报。
    我们无法判断。但是，我们能够说的是，代表大会的会议情况提供了许多迹象，表明有关政策的基本问题的辩论，在领导班子里仍在继续进行。这种辩论的进行，将决定俄国的对内政策和它对外界的态度。
    克里姆林宫处理政治事务的新做法、把内部辩论作为作出决定的一个合法因素、在政治局内部树立对立面的尝试，这些仍旧是以保密习惯掩饰起来。但是，如果新的做法确定下来了，看来中央委员会在影响政治局的政策的方向上有越来越大的发言权。
    中央委员会通常是反映政治局的意见的机构。但是，在领导内部发生危机和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中央委员们便被召到莫斯科来辩论和批准这个集团或那一个集团的胜利。赫鲁晓夫就是这样利用中央委员会的。他的继任者在击败他的时候也采取过这个办法。
    无论在个人方面或在组织上，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在工作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中央委员会不可能不受到政治局在政治上的新做法的影响。政治局领导人被解除职务之后，继之而来的通常是对充当他们的追随者的中央委员进行清洗。
    政治局领导人之间的辩论一旦合法化之后，这种辩论可能就会在中央委员会内（政治局）各派的支持者之间的辩论中反映出来。

    【本刊讯】《日本经济新闻》十日刊登了一条消息，标题是《以向前看的姿态对待民间方式的银行间贷款——藏相回答苏联的请求》，摘要如下：
    正在日本的苏联外贸部副部长阿尔希莫夫、苏联外贸银行行长伊凡诺夫等人九日在东京拜访了通商产业相宫泽和大藏相福田。拜访时阿尔希莫夫等苏联代表请求说，希望以政府方式的银行间贷款提供大型设计所需要的资金。
    对此，通商产业相宫泽说：“现在的这种赊销信用贷款不是也满好的吗？”对以政府方式提供银行间贷款表示了否定的意见。同时，藏相福田也表示了与此大致相同的意见，但是他说：“以民间方式也许可以考虑，所以请再同全国银行协会会长岩佐商量一下看。”就以民间方式的银行间贷款稍微表示了向前看的态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法新社东京十日电】正在这里访问的苏联贸易代表九日要求日本政府准许日本银行为开发西伯利亚资源提供贷款，但是日本方面不大愿意。
    这些俄国人是外贸部副部长阿尔希莫夫和外贸银行行长伊凡诺夫。
    他们是在当天下午到通商产业省拜访宫泽喜一大臣时提出这一要求的。陪同前去的还有苏联驻东京贸易代表鲍林。
    这些俄国人解释说，为了进行西伯利亚的巨大开发工程以便向日本输出重要资源，必需要有“银行贷款”才能从日本购买设备和物资。
    然而宫泽喜一表示了否定的态度，指出日本的出口信贷原则上是以供应者的信贷的方式提供的。他还说，由银行贷款的办法从国内法律观点来说可能引起问题。
    这两位俄国人在同一天会见日本企业界领袖时，也强调了需要“银行贷款”。

    【本刊讯】《法兰西晚报》记者戈尔代访美文章之七：《和美国大学生的谈话》
    里克是西雅图大学三万二千名大学生机密选举的主席，他代表学生与行政当局进行交涉。他在“大学生联合会”的一间小办公室里接见了我。
    预定的示威游行将于午饭时刻在校园里举行，抗议美国对北越的轰炸。
    里克说：“一年前，我可能会建议您去看这些。那时可能有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参加，通过一项决议，举行宣讲会，说不定还会在校园门口与警察发生冲突。目前却是死气沉沉的时刻。这是有充分原因的。”
    我朝窗外看到一群群的大学生，他们大都象里克一样留着胡须和长发，看到故意不讲究穿着的女学生。我问道：“他们在考虑什么？要做什么呢？他们有什么希望和苦衷？”
    里克回答说：“大学生几乎都反对越南战争，反对警察的暴行，反对在大学里限制政治自由。七年来，我们多次在当地和华盛顿举行示威游行，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大动员’时，我们数十万人向华盛顿‘进军’。但是，极端分子集团却都大谈大叫，同时还把几千张传单散发到学校，以致于使得广大学生听厌了那些高谈阔论和空话。今年冬天，学生们在为通过考试而用功。有些人想有意识地逃避在他们看来是腐败和无益的政治。”
    他说：“他们也有实际的忧虑：生活费用昂贵，夏天没有什么工作让他们赚到钱以交纳这一年的学费。因而这是显然的沉寂，是一种冬眠。”他笑了一下说：“一般来说，在春天开始活跃起来，可能将会有几次爆炸性的举动。但是，十八、九岁上大学的人已不再象我这一代那样是‘充满幻想的一代’。他们更加多疑，毫无疑问也更加现实了。”一份“地下”报纸前一天，我同四个远远比里克激进的青年男女度过了一个夜晚。他们是《赫利克斯》这个刊物——在大学区出版的（“地下的”，就是说“反制度的”）报刊之一——的编辑。这些报刊带有革命的倾向，文章和插图风格出色，但也是粗犷的。他们曾“赞成暴力行动”。
    每个人都和警察发生过冲突，参加过后来转变为搏斗的示威游行。他们还进行过“直接的行动”。我曾问：“是用炸弹吗？”他们微笑了一下没有回答。在邻近的一个城市里，他们的朋友受到“法西斯法官和陪审员”的审讯。
    “我们正在重新考虑能够做到的事。政治和经济制度腐败，不只是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但是，这个制度是强大的，足以进行自卫。人们处在深思的时期。”他们对第二天的示威游行寄予很大的希望。
    在我一万一千公里的游览过程中，在朋友那里或在我随便停留的地方，我遇到数十名另一类型的大学生。这些大学生抛弃了据他们说“已经脱掉了一年”的学业。有些人沿途拦草或偶而乘坐破旧汽车到处游荡。他们经常是成群结队地旅行，人数不多。
    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我曾同男女大学生进行两次长时间的谈话。在这里，象在美国所有的地方一样，一九七○年是动乱以及同警察和学校当局冲突的一年。这些青年中的许多人都害怕挑衅者和秘密警察。害怕被开除，害怕失学。“我们都要求结束越南战争”
    还是一个留胡须的青年特德（二十三岁）简单介绍了二十来个参加我们座谈的同学的想法：几乎我们都想改变“制度”。我们抨击：
    一、作为我们前辈“信条”的对利润的谋求，对美元的追逐。
    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蔑视人类的尊严，种族歧视和阶级歧视。
    三、大自然被汽车所污染，被弄脏了太平洋美丽的沙滩的油船所污染，被毒化了河水和湖水的工厂所污染。
    四、不管人们对我们讲些什么，军人权势主宰着华盛顿的政治，吞噬着为制止穷人饿死和病死所需要的信贷。我们都愿越南战争结束。而我们需要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民将迫使自己民主选举的代表进行必要的变革。“气象派”的炸弹
    过去三个星期，我曾经在离太平洋东岸三千二百公里的麦迪逊市的大学里，得到了类似的印象。这所城市位于一个非常美丽的湖畔、是威斯康星州首府。
    一九七○年八月底，用炸药对“美军实用数学中心”（该大学的一部分）的一次爆炸，使得夜间在实验室里工作的一位年轻的科学博士丧命。另有三名大学生受伤。
    据联邦调查局称，已查明逃跑的罪犯是四个十八至二十二岁的麦迪逊的大学生，据悉他们是以极左派著称的。美国各地警察当局竭力捉拿的十四名罪犯名单上的前八名年轻“白人革命者”中间，就有这四个大学生。
    这八个人有三个共同点：他们都是白人；他们几乎都出身于富裕家庭；他们都属于一个叫做“气象员派”的秘密组织。警察当局要捉拿的那些人中的许多人，几年前是这样的一些理想主义者，愿意在黑人住区和在城乡最贫困的白人中间当护士、义务教员、社会救济服务员，来“改变社会”。
    一九七○年，这些“气象员派”用炸弹对银行、对当地的大企业所在地、对警察所、对征兵站、对其他军事设施进行了数百次爆炸。
    为什么？他们想达到什么目的？在一种密谋的气氛中，我会见了五个青年男女，他们是上述四个逃亡者的朋友。他们对我说：‘“是这四个象我们一样的青年的死亡和流血，使我们受到这么大的震动。”他们引证格瓦拉的话，大谈城市游击战。“恐怖—镇压—革命”，这是他们对形势的估计。我根据我所看到的美国七一年的情况，说了我的估计：“恐怖—镇压—各处再扔几个炸弹—更严厉的镇压。”使整个城市、整个工业陷于瘫痪状态
    不管怎么样，据联邦调查局自己的估计，“气象员派”在全国的人数只有几百人。但是，这几百人已足以终于在一个高度机械化的工业社会里造成严重的混乱。因为，放置在要害地方的一颗炸弹，会使整个城市、整个市区、整个工业陷于瘫痪状态。
    这几百个人足以使右派可以在国内造成一种变态心理，借此有意无意地把一些狂热分子同几百万留长头发的大学生混为一谈。美国国会前不久已给予十八岁的青年以选举权。不满三十岁的美国人占一九七二年总统选举选民的三分之一以上。尼克松先生是知道这一点的，已经开始笼络他们了。
    不管怎么样，美国青年几年以来已树立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在美国前所未见的人与人的关系。美国青年现在已经对这个国家的文化生活、音乐、风俗习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美国“成年人”已经越来越“跟着”青年走了。
    （文中小标题是原有的——本刊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