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07-13第4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本刊讯】６月２３日英“泰晤士报”刊载了该报特派记者６月２２日自布加勒斯特发出的一篇电讯，题目是“赫鲁晓夫先生指责中国”“政治理论被反对”“需要改变”。摘要如下：
    赫鲁晓夫先生昨天在这里带头修正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他在有世界共产主义的全体代表出席的会议上发表了一篇历两小时的演说，在演说中他提出了他自己的关于共处，关于“甚至在社会主义胜利以前”把战争从社会中排除出去的可能性：他争辩说，目前的世界与列宁在其中生活和工作的那个世界不同了，因此共产党人不应当机械地重复他在许多年以前所说的话，即“只要社会主义没有获得胜利，帝国主义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
    对共产党世界来说，这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演说。在这篇演说中提出了赫鲁晓夫先生的和平共处政策的理论基础，因而是对中国领袖们的相反解释的一个坚定反驳。中国领袖们援引列宁的话来支持他们的论点，坚持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能避免。
    实际上，这是这位苏联领袖第一次公开地对列宁的话和他的理论提出异议。赫鲁晓夫先生说，在列宁提出这些理论的时候，不论是俄国，还是社会主义阵营，还是新近独立的国家都没有在现代世界中作为强大的力量出现，可以宣布这些理论过时了，完全没有效了。实际上他的演说不仅是如人们所预料的企图重申苏联在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方面的领导权，而且是为使共产党的思想现代化，并且根据现代化的条件发展和调整理论而采取的第一步。
    迄今已经发言的所有东欧共产党领袖都给了赫鲁晓夫先生的论点以完全的支持：从乔治乌—德治先生星期一的讲话，到卡达尔先生、日夫科夫先生和其他人的发言，今天又坚决地重复了这个论点。
    赫鲁晓夫先生争辩说：“资本主义将只在也许只有钮扣那么大小的少数国家中存在”的时候将会来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怎能只看到“列宁的话的字句而只是一再重复地说既然资本主义国家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呢？共产党人有必要“自己想一想，考察一下生活，分析一下目前的形势，并得出对共产主义的共同事业有益的结论”，阅读而且还要正确理解过去读过的东西，懂得如何把它运用到我们时代的具体条件中去，考虑力量的实际对比。凡是这样来行动的政治家就证明，他不仅懂得如何阅读，而且还知道如何运用创造性的革命学说——否则，他就象谚语里的那个人一样，“眼睛看着书，什么也不懂”。
    赫鲁晓夫先生在讲话中没有直接提到中国领袖们，但是在他的辩论里却提到了那样一些人，他们机械地重复列宁在几十年前关于帝国主义的说法，他们重复说，帝国主义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不考虑具体情况就加以重复；他并且指责说，“如果列宁复生，他肯定会揪着这些人的耳朵，教导他们如何去了解事物的本质。”所有这一切都十分明显地指的是中国人的保留看法和这种说法：他们是列宁主义的忠实解释者。
    赫鲁晓夫先生除了说日美安全条约的矛头是——他说是——指向中国和苏联而外，没有具体地提到中国。他在谈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时，也没有特地提出中国，鉴于他以前谈到共产主义世界时都提到“俄国、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这一次未提是很奇特的。

    【本刊讯】西德“法兰克福评论报”６月２７日发表社论评赫鲁晓夫在罗工人党三大的讲话，摘要如下：
    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看到有必要更灵活地说明关于在必要情况下会摆出战争面孔的帝国主义的教条理论。如果赫鲁晓夫和其他共产党代表人物在布加勒斯特说，列宁的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论点是错误的，因为列宁没能预言苏联的出现和共产主义的强大，这就不仅仅是克里姆林宫首脑指示东方集团如何对列宁作新的说明，这也是正式放弃了用军事手段把世界革命强加于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头上。现在出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赫鲁晓夫偏偏在布加勒斯特觉得有必要宣布他的外交政策的新思想方案。参加大会的共产党首脑中没有一个人敢像赫鲁晓夫这样责难“伟大的列宁”说他没有能正确地预见发展。因为这种对列宁的绝对威信的首次怀疑会给“理论的纯洁性”带来巨大危险。但是所有的人或多或少地赞同赫鲁晓夫说的共产主义世界已经强大到能够制止战争的程度。

    认为我动员和组织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正如恩格斯和列宁所说的，有助于她们获得真正的解放。
    【新华社巴黎讯】法共“新法兰西”周刊５月第一周以整整一页的篇幅发表了一篇论述中国城市人民公社的文章。
    文章的作者首先概述了引起成立公社的一些主要事实，然后写道：“一年半以来，在中国每个城市的所有街道上都创办了小工厂和工场”。
    “大批妇女参加了生产，这就立即要求建立起密布的社会事业网，使妇女们能够从家庭走进车间”。
    “新法兰西”介绍了城市人民公社的三种形式，并且谈到每种公社的主要特点，它接着写道：“现在来说明城市人民公社发展的确切形式，为时还太早。从经济角度来看，它的主要目的是把消费者改变为生产者。这种改变也要产生社会影响。
    “在这个跳出半封建的政权仅仅十年的国家里，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正如恩格斯和列宁所说的，有助于她们获得真正的解放。在取得同男子平等的经济地位的同时，妇女在生活水平日益上升的家庭中的地位提高了。
    “从所有制方面来看，街道工场和工厂一般属于人民公社，而国营工厂当然仍然是国家所有制，也就是说全民所有制。
    “将来，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将走向成为最高形式全民所有制。这种转变大概城市比乡村进行得更早些，因为公社社员的收入必然能达到一定的水平，而城市家庭的收入原来就比乡村家庭的收入高些。
    “这种所有制的转变只涉及到生产资料，而属于社员个人性质的财产：房屋、衣服、家俱、银行存款，现在是、将来也是他们自己所有，这还需说明吗？
    “这些街道生产单位走着它的农村人民公社姊妹单位走的同样的道路。开始是小的、简单的，然后靠着自己的办法和财力变得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复杂和现代化。
    “而这些女工当中，很多人昨天还是文盲，现在在人民公社的夜校上课，居民委员会不久将成为公社委员会。在这部分迄今尚未参加工作的居民当中，正在发扬这样的思想：在那些愿意劳动的人看来，劳动是光荣的，游手好闲是缺点。”
    周刊最后强调指出，“城市人民公社今后便是中国城市的基层组织。它们将迅速地改变城市面貌。它们也是以后孕育着共产主义的基本组织。”

侧重报道生活集体化，说城市公社给居民带来了革命的、新的集体生活方式．
    【路透社北京５月９日电】（记者：法夸尔）正午，北京西城区“二龙路”人民公社。这个公社是中国首都新建立的第一批城市公社之一。
    公社给这个城市的胡同带来了革命的、新的集体生活方式。
    缝纫组的妇女们在人们鼓励她们“从家庭琐事中解放出来”，参加缝纫工作以前，都是家庭妇女。邻里服务所和缝纫组一样安顿在一座看上去似乎以前是一家铺子的房子里。
    当地的一个托儿所的一群小孩在外面散步。孩子们的母亲在到当地的街道工厂去工作，生产从布、鞋袜到玩具和无线电零件等产品的时候，把孩子们就留在托儿所里。
    那座绿灰色的房子是街道公社食堂。鼓励人们不要在家里吃饭而是一起吃饭——公社生活的另一个重大的特点。
    官方仅仅在４月份才第一次正式宣布在北京和其他城镇成立城市公社。但是这些基本的特点——街道工厂、托儿所和食堂——已经存在了大约１８个月或者还要更长的时间了。
    它们是在１９５８年开始出现的。那时共产党当局开始在全国乡村成立乡村人民公社。在１９５８年１２月，共产党人命令在城市暂时停止建立公社，说城市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些人，主要是前资本家以及仍旧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对城市公社感到疑惑。
    在整个１９５９年，当局是集中精力检查和整顿农村公社。但是同时他们也静悄悄地在一些城镇试办“邻里站”和“试验性的公社”。
    今年年初，他们开展了扩大和扩充城市集体生活现有的一些特点的运动，然后就宣布，全国各个城市已经建立了一共有大约２０００万人参加的城市公社。
    到４月中旬的时候，北京正式报道已经成立了１７个公社。还要建立更多的公社。
    在全国目前开展的成立城市公社的运动中，“积极分子”登门拜访，鼓励还没有工作的妇女出来工作，劝说人们参加街道食堂。但是已经告诉这些工作人员，参加公社必须是自愿的，决不要强迫还有怀疑的人们来参加。

    【新华社日内瓦讯】“日内瓦论坛报”５月２４日刊载让—雷纳·德齐格勒的文章。摘要如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的议会——第二次会议最近在北京开幕。这次会议看到了“人民公社”这一惊人试验进入一个新阶段。会后，据悉在大陆中国所有城市中都已建立了公社制度。这种目前基本上是农村性的组织发展到城市区和城市郊区（除某些示点地区之外），这是这个国家在共产主义建设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据这可靠消息说，现在城市公社已经有二千五百万城市居民参加，占华中城市人口的大多数。共产党再也不隐瞒了，这个运动将要发展到全国各地。
    公社的目的就是把她们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今后，城市公社将要做所有的家务事。在城市可能将会出现宿舍和食堂这种讨厌的制度，这种制度充分说明了把一个精细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蚂蚁窝的现象。

    【合众国际社东京６月５日电】共产党中国一方面使全世界在国际局势里处于紧张状态，一方面以几乎令人难以相信的速度完成了建立历史上最为高度强制组织化的社会的工作。
    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当人们急于寻找北平对巴黎最高级会议的失败可能有什么影响的迹象时，中国已经使城市人民公社的成员扩大一倍以上。
    人们从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在全国文教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得到了关于公社的最新消息。
    李先念透露，城市公社（它只是在今年春天才大规模地建立起来）现在占全部城市人口的６０％以上，达４２００多万。
    如果全面考虑的话，那么，李先念的报告意味着只有２８００万中国人——每一百人中只有四人——免于遭受到成为庞大的劳动营般的公社成员的命运。
    人们将把注意力转向中国人在国内正在做些什么事，那个国家的六亿五千万人可能全部被迫参加到巨大的农场或者工厂里工作。

    【新华社伦敦２４日电】６月２４日“金融时报”发表了该报记者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城市公社”，摘要如下：
    “城市公社”是北京在社会组织方面最大胆的试验，这种公社现在显然正在中国大小城市建立起来——同时兴起了新的小规模“土”工业。这些并不是１９５８年期间简陋的“后院”工业（这种工业在许多情况下证明是不经济的），而是利用当地物资同这个地区现有的大型工厂密切相联的企业。
    比如脱，在天津，据说城市公社已经成立了三千个工厂和作坊，有十七万人在这些工厂工作，“她们以前大多数是家庭妇女”。
    在作出“把这些消费者变为生产者”的贡献的同时，还重新强调一般小型工业。中国决没有放弃“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就是在发现土高炉生产的钢不合乎工业用途时也没有放弃。
    这些小型联合企业是为了满足地方种种需要而成立的，在最近决定“农业第一”政策以后，特别强调为农业服务。
    毫无疑问这些措施将加强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即令只是由于满足了地方需要而把更多的“专业”产品省下来供出口，也会如此。还在为今后更彻底的工业化奠定基础。
    但是，这样做是否恰当，只有时间才能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