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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09-03第4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纽约时报”诬蔑我为调整指标“进行粉饰”但承认今年的生产指标还是高的

    【本刊讯】“纽约时报”8月28日刊登了窦丁8月27日为该报写的一篇发自香港的专稿,标题是“北平为产量数字辩解”、“尽量缩小它承认夸大总产量的意义——强调新的经济运动”。
    文章说,“共产党中国昨天承认生产数字夸大,产量指标降低;今天它竭力为这种做法进行粉饰。
    “这里的观察家们认为,北平昨天宣布的比较低的1959年的生产指标是高的,但是比以前的数字较接近现实的水平。
    “这里的消息灵通人士普遍认为,连降低后的1958年农业数字在许多情况下大概也比实际产量高。从逃到这里的难民的谈话看来,在整个这一年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缺粮现象很严重。”
    8月30日的“纽约时报”以“不是那么大的跃进”为题发表的文章承认,“甚至这种削减后的数字还是说明了共产党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成就。”
    但又恶毒宣传说,“虽然如此,但是有人推测这件事在国内的政治反响可能很严重。”
    文章说,“据西方观察家们揣测,原来的估计不正确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地方官员在要求他们实现‘大跃进’指标的沉重压力下夸大了数字,以取悦于北平。他们还说,农民对公社计划的反抗很可能也是使生产指标大大降低的一个原因。据信,北平可能是迫不得已才公布真实的、比较实事求是的数字的,因为它拿不出原来所说的积贮着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北平可能还认识到,要是永久保持这些虚假的数字,最后会使实行合理的经济计划的任何打算无法实现。”
    【本刊讯】美国“明星晚报”8月28日在第三版登载了美联社记者刘易斯·纠利克的一篇报道,标题是“美国专家说中国宣布的生产数字是不真实的”。导语是:“美国专家们研究了北平宣布的新的生产数字,结果只是发现,新的数字同旧的数字一样,是象一张三元钞票一样的假货色。”

西德“斯图加特日报”诽谤八中全会肯定公社成就是宣传

    【本刊讯】西德“斯图加特日报”8月31日发表了海恩里希·伯希托尔特写的题为“不过是宣传而已”的社论。社论开头诬蔑说,中国对外的“军事行动”反映了“内部的困难”,接着就对中共八中全会进行诬蔑性评论如下:
    党中央委员会开会的结果,承认了从去年8月以来关于人民公社成就的消息不过是宣传而已。去年在几周内完成的生产合作社的人民公社化,毫无疑问受到了极大的反对。但是根据百花齐放时的经验没有任何人敢于公开反抗。
    这个国家的混乱是这样大,以至周恩来总理也曾警告过,不要对所有那些敢于起来说话的人加以怀疑,太阳也有黑点。这个政权在一切情况下仍然要坚持人民公社这个生产和管理单位。虽然如此还是作了很多改变打了某些折扣。下面的干部又一次受到了指责。
    去年的实际情况是这样:在人民公社运动开始之后立刻就有关于收获的结果报出来了,这些结果远远高出定额而且每周几乎都有更高的数字出现。这些数字都不过是中央发出来的宣传而已,因为当时还并没有消息。这些高数字应该成为对人民公社的辩护,尽管1958年的收获在新的命令以前已经成熟了。
    中国政府现在所谓缺少人,这是由于把农民拖入了小的工业建设,也就是使他们用小熔炉来进行中古时代的铁钢的生产。现在重点看来又放在现代化的大工业上去了。从经济上看北京恰恰遭受到一个灾难性的错误。

达赖到达新德里将同尼赫鲁讨论西藏问题/尼赫鲁再次表示不能给达赖以「流亡政府」的地位

    【法新社新德里2日电】达赖喇嘛同他的10名随员于今天乘专车从穆索里到达了新德里。他将同印度总理尼赫鲁进行会谈。
    在车站的月台上有大批的人群以最深刻的敬意来欢迎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向人们祝福。
    几个政治团体的代表们高呼像“中国刽子手们滚出西藏去”这样的反中国口号。
    他将在那里停留一个星期。达赖喇嘛将同尼赫鲁讨论各种问题,其中包括把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的问题。
    【印度报业托辣斯新德里8月31日电】据通常可靠人士说,印度不会同意由它把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
    尽管印度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亲西藏的人士仍在进行努力,试图说服印度政府改变它的看法。印度不愿由它提出西藏问题主要是根据下面这样一点理由——这里不谈事情的是非曲直——即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联合国的情况下,在这个世界组织里进行讨论将不会有什么好处。如果其他某个国家提出西藏问题,印度政府将采取什么态度,这到目前还没有制定出来。
    据新德里的西藏人士说,达赖喇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够找到任何国家来把他的问题提交联合国。但是,达赖的第一步努力将是在他到这里同尼赫鲁会谈的时候寻求印度的支持。
    如果不成功的话,预计他将就这个问题同其他国家进行接触。
    【印度报业托辣斯新德里8月31日电】尼赫鲁总理今天在这里的国大党议会党团会议上再次排除了印度给达赖喇嘛及其内阁以“流亡”政府地位的问题。
    当一位党员促请他注意达赖喇嘛昨天的声明——他在声明中自称为流亡政府地位——时,尼赫鲁重申了印度政府的这个意见。
    据了解尼赫鲁已经回答说,他业已在议会和其他地方表明了态度,说明印度不能给予达赖喇嘛以“流亡”政府的地位。
    他指出,很难得给予这种地位,只有在战争时期才给这种地位。而且,如果要给予这个地位的话,那就意味着印度同其他有关政府(中国)断绝了关系”。

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发表电视谈话

    宣传两国“团结”和“密切”,但麦克米伦承认西方“观点各有不同”,“困难仍然存在”。
    艾森豪威尔强调西方战略原则不变,策略是根据武器和不同的变化制订的。麦克米伦补充说,不仅武器,还有心理武器。
    麦克米伦重申希望召开最高级会议,艾森豪威尔坚持必须“取得某种保证”。
    【美新处伦敦8月31日电】艾森豪威尔同麦克米伦今晚在这里的电视广播谈话摘要如下:
    麦:“我想,我们开头可以谈谈英美关系。在我们这一生,我们是相当团结的,我们两国。当然,曾经有过一些分歧,要否认这些分歧是无益的。曾经有过一些严重的分歧。——在战后,两三年以前在中东,有时在远东发生过一些严重的分歧。但是,我认为,关于这方面的一个伟大的事实是,我们从来没有向后看过。我们是向前看的。我愿意告诉你,我认为,你来欧洲这三国首都的访问,以及你将同赫鲁晓夫先生相互进行的访问,都是对和平的很好的贡献。”
    艾:“自从1941年以来,我一直在从事于一些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我主要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你我两国的关系的状况和力量。通过这种长期的个人经历,我可以说,这种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巩固和良好。
    “我们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一个致力于和平和保卫西方的社会中的邻居,这个社会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这个组织里,我们都因为是平等的伙伴而自豪;我们同所有跟我们一道参加的其他国家一起致力于一个目标:使我们自己安全,使和平更有希望”。
    麦:“你谈到了和平,我同意你的说法。自然,我国有许多人都害怕战争。他们害怕战争。关于这一点,最近我考虑得很多,并且读过很多东西。
    “现在我们处在这样一种局势中:我认为,存在着一种危险,就是我们可能由于错误——恫吓和反恫吓,双方缺乏谅解——而不知不觉地陷入某种不幸中,我坦率地告诉您,当我在去年11月看到俄国提出的关于柏林问题的最后通牒时,我感到了这种趋势的危险。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今年2月进行访问的原因。有些人认为这些访问有些奇怪,但是,我们仍然处在一个联盟之中,我们大家都必须有一定程度的活动余地,我认为,我应该说,这些访问的结果并不是太坏的。
    “现在我认为,由于你所创造的局面和你的创议,我们处在一种比较有利的地位了。我从来没有向你掩饰过,我始终希望召开一次最高级会议,而且我认为,你的创议会有助于使我们能够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召开这样一次会议。”
    艾:“嗯,哈罗德,我认为,有一件事情我们是应该肯定的:当我们谈到和平的时候,我们就是谈论我们时代里的一件当务之急的事情。我们正在举行的这些不同的会谈,我正在西欧举行的这些会谈,我期待同赫鲁晓夫先生举行的会谈,所有这些会谈都是以这样一种认识作为背景的,这就是:和平是当务之急。的确,如果我们要举行一次最高级的话,我们大家必须了解这一点。我敢说,赫鲁晓夫先生也正和你我一样必须了解这一点。
    麦:“我同意。但是现在我们所谈的当然是两个大集团,共产主义集团和我们的集团。可是世界上还有许多其他人民,这两个集团以外的国家。有些还没有充分发展,其中有些还有点落后。总统先生,对它们怎么办呢?”
    艾:“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不发达国家的问题对于西方文明说来是比这个苏联和西方分歧的问题更为持久、更为重要的。
    “今天有十七亿人民在衣食住和保健设备都不足的条件下生活。他们不会保持沉默的。他们开始对他们自己的命运有一些了解而且在把他们自己的命运跟我们这些今晚坐在这里的人的命运加以比较。如果我们不提供帮助的话,那他们就要爆发了。我认为,所有自称文明的国家、包括苏联在内,最大的合作任务应该是面对这个问题,在合作的基础上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以便这些人民可以实现他们的正当愿望。”
    麦:“我想我们都有同样的想法,这就是:世界上的这些问题只是通过扩大世界的财富和贸易才能得到解决。当然我们都受到很大压力,你如此、我也如此。说起来并不总是容易的,做起来也并不总是容易的。不过一般说来这种贸易还是大大增加了,它需要在欧洲,跟欧洲、跟新大陆以及跟整个世界一起贸易。”
    艾:“我们是关切这件事的。我们和你们一样迫切地希望设法做到这一点。我想指出,要支持这种事情,必须扩大我们在世界上的接触,特别不仅我们之间的接触,而特别是跟铁幕国家的接触。我相信我们必须加强思想、产品和科学界人士的结论的交流——我们必须有更多的书籍、尤其是人员的交流。”
    麦:“我想我们是真正意见一致的。多年来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就是意见一致的,而且一直在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在原则上必须坚定。我们必须维护正义。但是对于发生的新情况以及如何应付每一种局势方面,我们必须灵活。”
    艾:“我同意你的说法。那也就是说,你是说战略原则是不变的,而策略是根据武器和不同的变化制订的。”
    麦:“对,不仅仅是武装武器,还有心理武器——你所说到的接触同友谊。”
    艾:“现在我想提一下西柏林。我们说,自由——如果要有和平的话——是不可分割的。自由是,或者说应该是为全人类所有的,现在我们有二百万自由的西柏林人,我们决不会放弃原则。然而,这里我认为,原则说,你不能放弃二百万自由的人民而同时仍然忠实于这种说法:自由是真正不可分割的,并且是每一个人的权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们的确必须保持坚定。”
    麦:“我同意这种说法。我也同意你的其他的原则。我们必须用正确的策略方法去达到我们的目的,同时作出不时有必要作出的合理调整。”
    艾:“我同意——我同意。嗯,这个问题是我深刻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如果出了任何问题需要我来到欧洲的任何首都,包括莫斯科,我都十分乐意这样做,如果这样做对问题有所帮助的话。我决不会参加使人们感到沮丧和失望的会议。因此,我们必须取得可以得到良好结果的某种保证,那就是,除了这唯一的例外以外,他们不能够要求我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事情。”
    麦:“让我们概括地谈谈今晚我们所说过的话,我想这些话是颇为重要的。我们两国间的关系大概是同过去一样的密切。我们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国。自然,困难是存在的——假装以为这些困难不存在是于事无补的。人们的观点各有不同,如果他们不是这样的话,那就不是自由的政府了。我们必须设法保持其团结一致。
    “这个关于不发达国家的问题是真正要我们设法解决的——我认为我们是准备贡献我们的一部分力量的。我们国内的经济力量比较强大,所以我们能够在国外多给人一些。
    “正象你所说的,你进行了这些接触,各国间进行交往的主张,这些都将提供背景,并将有助于政治家们去做人民真正需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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