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09-01第4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诬蔑我发展公社是「对野心较大的跃进分子的让步。」恶毒宣传我调整指标是「返回现实」而「不是要使老百姓日子好过一些。」
    【本刊讯】本期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它的“本周扎记”栏发表了一篇评论中国经济情况的文章，题目是：“返回现实”，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供认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认大刀阔斧地修改了今年的生产计划。这里所牵涉到的削减之严重，是连中国今年夏季使农业受到严重损失的水旱灾也远不能解释的。据官方通讯社的消息说，中央委员会“重新审查了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认为这个计划的原定指标有些偏高，需要加以适当的调整。”原来计划的“大跃进”实际上已经变成了蹦跳：中国策划者又回到１９５６年９月宣布而在两年后被指责为过分审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数字上去了。
    今年钢的产量不是一千八百万吨，而是一千二百万吨，煤的产量是三亿三千五百万吨，而不是三亿八千万吨，去年粮食产量数字以及显然还有今年的指标数字，也不得不进一步大大削减。由于农业劳动力不足，中央委员会决定，不再把人们寄予很大期望的土钢产量列入国家计划。降低指标意味着，现在中国人预料要用十年而不是去年秋季所保证的两三年时间赶上目前英国的产量。
    在党的高级机构，温和的策划者已经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保持农业公社——它们现在在同自然灾害进行斗争中证明了它们的价值，——是对那些野心较大的跃进分子的一个让步。但是，虽然中央委员会无情地削减了它的计划，它却发现党内有了新的偏差。在８月１４日，也就是在中央委员会秘密会议结束前两天，“红旗”杂志在一篇社论中攻击，“右倾松劲情绪”它说，不错，这种右倾情绪只是在少数干部中存在，但是它可能象“病菌”一样传染开来。周恩来先生——他是第一批从庐山回到北京的——星期一在第十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对这种偏差也进行了攻击。党的首脑们显然希望让比他们卑微的同志们知道，重新把指标数字做出适度的修改的目的，是要使策划者的理想世界比较接近于现实生活，而不是要使老百姓日子好过一些。

    【法新社香港８月３０日电】香港的西方观察家今天说，人民中国最近透露的在工农业生产方面的缺点，将迫使在国内政策方面作剧烈的改变。
    这些观察家说，中国将需要一个很长的和平时期来进行巩固以及纠正早些时候的错误，它也将需要更多的外援，需要更多地依靠苏联来获得物质和财政援助。
    观察家认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１９５９年指标没有完成的正式宣告是一种迹象，表明这个国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并不是“戏剧”性的危机。
    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打算放弃引起争论的关于组织劳动力的公社制度。人们认为，目前的问题是由于完全取消中国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古老结构而产生的。
    观察家说，承认未能完成生产指标这件事一定使共产党领袖的威信遭到严重打击，不过这种失败是由于为了宣传目的而歇斯底里地夸大了的过分乐观的指标数字产生的。他们说，生产方面的实际成就仍然是很大的。
    在这些西方观察家看来，共产党领袖们自己终于认识到夸大统计数字的危险（这种统计数字曾被用来激发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热情），而现在决定，需要有一个坦率时期。
    除了夸大的数字以外，观察家认为许多缺点是由于全面的计划工作做得不好，特别是由于突然实行公社制度而带来的脱节所产生的。虽然严重的水旱灾害发生了作用，据信共产党领袖们夸大了灾害的作用，以便逃避对他们所报告的失败应负的责任。
    西方观察家认为，共产党领导首先必须解决的任务之一是修正——不是废弃——公社制度。
    在１９５８年开始实行、为过分热情的党的热心分子推行过快的公社制度造成很大的浪费和混乱，使工人丧失了积极性，但是据认为这个制度本身对于组织中国的人力是非常必要的。这里的观察家预言，中国领袖们将继续推行这个制度，但是目标将较为现实，以限制“大跃进”运动。
    观察家说，不要丢很多“脸”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过去两年的实际纪录使得有可能在今年年底或１９６０年年初完成在１９５７年宣布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原来的数字。而这一点将是巨大的成就。

    【本刊讯】巴黎消息：“世
    界报”以“计算错误”为题就中共中央决议发表社论。报纸写道：乍看起来，人们甚至可以认为这是一次“向后退”。但是该报接着说，在过去，苏联经济的“失败”往往是预示性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将以采取谨慎态度为准则。毫无疑问是计算错误，然而中国领导人认为应当采取预防措施，所以事先摈斥他们所透露的情况将在“帝国主义者”中间引起的“叫嚣”。该报指出，在准确性方面，中国的统计家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不过该报又说，这些挫折并不妨碍中国领导人对前途乐观，因为他们声言预定在十五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将提前达到。

    【本刊讯】香港的反动报纸８月２８日纷纷发表评论，对我们进行恶意的攻击。
    “星岛日报”的社论题目是：
    “中共领导失败，右倾压倒左倾”，它是根据我“人民日报”２７日社论内容而发表此评论的。它写道：“在今日之大陆，不只非共党人右倾，连中共的干部也右倾”。它又说：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成败，系于反右倾，足见右倾问题在大陆之严重。今后中共的成败，就系于右倾是否被压得住。
    “香港时报”以“从中共公报看大陆经济危机”为题的社论说：中共“正式承认１９５８年大陆生产数字半属虚假，今年经济计划不切实际，从而修正去年的统计数字和降低今年的计划指标。这一情况，说明了本来中共的所谓生产大跃进已完全失败，其一切统计的不可靠；同时暴露了其当前经济上的严重危机，因而也可看出此次八中全会，基本上是中共的一种救亡性的会议”。
    “华侨日报”评论说：“中共已承认许多实在的难题和认识错误的严重性”。它说，中共的生产数字报告犯了偏高的错误和右倾分子对生产大跃进没有信心，“这种检讨对中共来说有两种意义，一是说明中共执政十年之后的大陆，还是在经济落后中，有着许多困难未能解决，一是中共高层领袖一些狂妄的思想终被打破了。要是他们今后真能说老实话，无疑是强似过去的夸大宣传了”。
    英文“南华早报”今天的社论说：中国近年来工业和经济的发展无庸低估，这个国家在这方面的作为将来成为世界力量的潜力，并得到人们的尊敬，这是一回事。但另一回事是中共的理论家和统计家所制订的目前不可能达到的国家生产的梦想是劳而无功的。甚至计划得最好的五年发展计划也是走错了，完成这个计划大部分依靠利用社会的激变。通过集体指挥劳动力和拆散传统的家庭生活，而没有考虑可能有的自然灾害，所以他们更容易失败。
    中国共产党似乎决定要从这个残酷的方法中吸收教训。单是承认错误还不足以改变局面。工业的发展必须和国家其他的需要合拍，主要是供给人民满意的条件以鼓励他们。这些条件目前还没有出现，同时，也没有对人民给予这样的允诺。

    【本刊讯】贝尔格莱德２７日消息：明天的“战斗报”和“政治报”分别以“北京观察家的印象”和“北京的意外”为题发表了南通社驻北京记者对我党八中全会的评论。全文如下（据政治报译）：昨晚的中共中央第八次全会的公报是北京观察家议论纷纷的对象，而全会对今年中国经济计划的主要方面所作的修改，在这些人士中引起了惊奇。
    北京的观察家最初的反应和最深的印象是，促使中共中央走这一步的理由和内部困难一定真是规模巨大的。除了今年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危害的水灾和旱灾以外，从发表的公报中可以看出，作大修改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是去年在记载中国经济的一切部门“大跃进”中的偏高。
    至于有关已发表的公报的许多有趣的细节，在北京观察家中指出了作为中共中央这次全会的特点而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特征。例如，其中之一就是尖锐地谴责这种看法：在中国今天的条件下，在国家发展中不能胜利地实行“大跃进”政策。——这一事实，引起了特别的注意：在１９５７年初就已确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的定额作为今年的目标，而在昨天以前，那定额却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路线中不可容许的东西。
    对中国公众来说，第八次全会的决定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但是，如果从国内实际发生和感觉到的情况出发，这就不是巨大的意外了。

    【本刊讯】瑞士激进民主党报纸“新苏黎世报”８月２８日以“北京处在内部困难和侵略的外交政策之间”为题，评论周总理作的关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报告，摘要如下：经济倒退
    正如国务院现在坦白承认的，中国由于受到天灾，农业上受到严重损失。受水灾和至今仍未解除的旱灾的面积约为二千一百万公顷。虽然北京当局不愿承认公社试验的失败，始终在外表上对公社表示信任，但是毫无疑问，人民公社也促使了农业生产下降。限制人民公社组织建设的措施就证明了这点。例如，中共领导人想取消农村公社中的集体福利设施，因为这些机构显然没有用处。
    此外，北京不仅大大缩减了空想的“陡升”的农业计划，而且也不得不缩减空想的冶金工业的“陡升”的计划。所以将来不再用土炉炼钢。看来，这种完全无利可图的试验从其它经济部门，特别是农业中抽出了过多的劳动力。仇视美国的调子并未降低
    从星期日发表的北京会议的情况可以看出，刘少奇主席也作了较长的演说，他谈到了国内外政治局势。这位新国家主席的报告至今还未发表。估计刘少奇对苏美首脑即将互相访问表明了态度。此外他可能对东南亚局势、特别是老挝局势的发展发表了意见。可是中国对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和然后艾森豪威尔访问苏联的事所发表的声明已经透露出来了。声明里面只是充满了反美的高调。例如“红旗”就把它同意互相访问和严厉攻击美国牵扯在一起。

    【中央社香港８月３０日电】匪党于２８日透过传声筒“新华社”，发表了一篇三千多字的狡言巧辩，对名存实亡的“人民公社”作欲盖弥彰的解释。该文主要是宣传“公社”正在“健全发展”，并非垮台，借以掩饰其失败的祸机。但却略示各地“公社”的组织和制度普遍涣散，蜕化和变质。同时，匪干和农民思想上亦出现了严重的动摇状态，更进而透露由于过度实行“集体化”，各“公社”存在着严重的平均主义和浪费现象，因而迫不得已将过去强调的“全民所有制”——即共产主义成分——退回到农业合作社的阶段。目前在各“公社”实行三级管理和分级核算的体制，生产资料实行三级所有制，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并透露过去高级农业社的管理制度，如生产队对生产小队的包产、包工、包成本、生产奖励、评工记分和按日计酬等制度和办法，各公社目前已再度普遍采用。
    据该社指出，大陆现有的二万四千多个“公社”，目前已成立五十万左右的基本核算单位，每个单位有二百户到三百户左右，同时拥有少部分所有权“即集体所有制”的生产少队，现在各公社中已达三百多万个，平均每单位有四十户左右。
    匪“新华社”这段解释如再加以铨释，即“人民公社”目前虽未正式瓦解，但性质已有很大的改变。这说明一切反历史反人性的暴权，是必然会招致人民的反对和唾弃，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最后必陷于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