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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05-09第2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向全世界显示了中苏的坚强团结和深厚友谊

    【共同社东京7日电】特派记者今村北京6日电:苏联元首访问中国,这次还是第一次,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欢迎情况是很热烈的。而且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中国自始至终非常隆重和亲切地接待了伏罗希洛夫。
    这些事实使人感觉到:不光是对中苏两国人民,而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夸耀了中苏的坚强团结和深厚的友谊。通过这次访问,中苏两国的团结和友谊的确加强了。另一方面,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苏联对中国的实力给予很高的评价。这就是说,伏罗希洛夫主席曾经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并发表演说,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给予很高的评价,特别认为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政策、农业合作化和采取公私合营的办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值得注意的。
    此外,伏罗希洛夫主席同毛主席所表示的友谊也是对世界各国夸耀了中苏两国的坚如磐石的团结。毛主席用最高级的词句说:这种团结和友谊,不仅是我们两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有利因素,也是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可靠保证。
    不管怎样,事情很清楚,这次访问证明,中苏两国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这个事实还显示出,这种紧密关系会使社会主义阵营以中苏两国为中心在将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还可以说,这个事实显示出,中国首先提倡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终于走上了轨道。
    【法新社北京5日电】观察家们可以看出,伏罗希洛夫元帅似乎的确博得了毛泽东先生的友谊。这位元帅在同中国领导人相处时表现出确实英明,因为他既不象米高扬那样冷冰冰地寡言笑,又不象赫鲁晓夫那样滔滔不绝爱说话。伏罗希洛夫的这种作风可能对中苏两国日后的关系产生显著的影响。

路透社驻北京记者报道周扬在外国记者报告会上谈整风运动

    【路透社北京7日电】(记者:漆德卫)一位中国共产党发言人今天说,人们今天需要像洗脸那样洗脑筋。这位发言人是党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他在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目前的整风运动就是要全党党员彻底“洗一次脑筋”,但是这不会像英国广播公司最近的电视节目中所表现的那样做。
    举行这次记者招待会是为了解释目前的整风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必要性。
    周先生说:“虽然有些人认为思想改造不是很好听的字眼,而洗脑筋是更难听的字眼”,因而错误地使用了这些字眼,但是在不断变化的世界和局势下,人们需要像洗脸那样洗脑筋。他说,洗脑筋必须通过说服和讲理的办法,而不能用武力恫吓的办法。
    在共产党中国,可能也是在任何共产主义国家内,像这样的一个党允许西方国家的记者参加一次有关党内问题的记者招待会,这还是第一次。
    周先生说,这次运动的主要力量将用在反对官僚主义上,因为它对于党和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可能会产生最危险的影响。政策是要设法克服官僚主义,如果它发展成为小小的独裁,“那末,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用罢工和闹事之类的不幸办法来克服官僚主义。”他说,罢工的权利正如同言论自由和其他自由一样,罢工领袖们是不会受到处罚的。中国当前的问题是要克服人民内部的矛盾,“但是我们还没有任何确定的办法”来永远分清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矛盾。他说:“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向人民提出来并从人民那里学习。”用非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现在还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规则可以应用于一切情况,以便把可以称之为反革命的言论和行动跟不可以称之为反革命的言论和行动区别开来。
    周先生说,有一些党内外的知识份子不愿意充分利用更多的思想自由的政策。某些教条主义分子认为这是危险的,而且“如果允许百花齐放的话”,“毒草也许会压倒鲜花”,而某些党外知识份子担心在他们提出相反的思想以后,“他们会像以前那样挨批评”。
    虽然自从1949年以来在团结知识分子方面取得了成就,可是有的时候政策“有点太粗暴”和太一般化。他说,这些顾虑会逐渐地打消的;并且党不会再使用“许多人批评一个人”的政策。在过去有许多知识分子在大会上受到粗暴的批评并且通过文章和读者来信受到报纸的抨击。
    有人问起胡风,周先生说,他了解有许多外国人对这个问题很操心,可是胡风在过去许多年中曾同敌人和反革命分子联系,并且他的问题“在实质上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里大家认为这句话意味着共产党不大可能会很快地重新考虑胡风问题。胡风在将近两年前被捕之事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引起了相当大的顾虑。
    某些外国观察家认为,现在某些知识分子不愿意充分“开花”是由于他们对这件事的记忆犹新。(本刊编者按:外国通讯社对周扬谈话的报道,除已选用者外,尚有法新社在京记者洛甘的报道和美联社香港的转播。两篇电讯的导语都是中国人民有权罢工、示威。洛甘在电讯开头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周扬今天说:针对官僚主义的罢工和集体抗议在中国是被正式认为合法的。”)

乌拉圭官员决定力使协定得到政府批准

    【法新社蒙得维的亚3日电】据今天获悉,乌拉圭政府的官员们将建议这个国家的执行部门批准同共产党中国进行四千万美元的贸易计划。一个庞大的中国代表团在这里进行谈判的这项协定的签定,由于政界舆论反对已经延搁了几个月的时间。
    据悉,政府官员们鉴于这对乌拉圭的工业有很大好处,并且鉴于西欧国家在同中国进行贸易方面的先例,已经决定促使这项协定得到通过。
    中国代表团是由经济学家陈明率领的。
    【中央社旧金山3日电】“温哥华太阳报”最近进行的调查表明:加拿大的实业家和政府官员们对同共产党中国进行贸易不抱太大的希望,虽然对这方面贸易的限制将会放宽。这种意见据说是以下列两个因素为基础的:第一,他们不能肯定中国共产党人是否真正愿意同加拿大作生意。其次,加拿大同共产党中国没有外交关系。

比共“红旗报”刊载我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社论

    【本刊讯】比利时共产党机关报“红旗报”4月29日在首页以“关于毛泽东的一篇演说。社会主义国家中人民和领导者之间有矛盾吗?”为题,根据新华社电讯摘要刊载了“人民日报”社论“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矛盾”。
    【本刊讯】“红旗报”4月30日以“矛盾”为题刊载了一篇文章,驳斥美联社和比利时右翼政党自由党机关报“现代报”关于我国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歪曲宣传。“红旗报”说,美联社驻香港记者在一篇消息中写道:“毛泽东发表了一篇具有‘革命性’的演说,它动摇了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引起了中国各方面的激烈争论。这位共产党中国主席说:共产党领袖们侵犯了人民的权利,这些领袖们和群众之间存在着‘矛盾’。”
    还应该指出:4月28日的“现代报”第一版头一栏以“毛泽东的奇异演说——‘共产党领袖们和群众之间存在着矛盾’——这是走向在中国建立‘民族共产主义’吗?”为标题的报道,他比这个记者是更笨的笨蛋。
    文章说,我们昨天摘要发表了毛泽东的演说。因此,对于一口咬定毛泽东说过共产党领袖们“都”由于侵犯人权而犯了罪的这种拙劣谎言加以驳斥,几乎是多余的了。真实的是:我们看到的是根据中国经验而对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否认过的一种现象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贡献,而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从来没有否认过这种现象,正是因为否认包括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现象在内的各种矛盾,就是否认生活,因而就是否认马克思主义。何况“人民日报”说得很清楚:“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是在根本利益相一致的基础上发生的:这些矛盾并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们同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完全不同的。”

外国通讯社转述我展开关于内部矛盾的讨论和整风

    【合众社东京8日电】共产党中国今天承认发生了反对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统治的工人骚乱。对大陆的国内收听者播送的、但是东京听到的北京电台广播星期二晚上承认,在西南的重庆市曾经发生工人的骚乱。广播说骚乱是“从去年起”发生的,表明可能最近还有乱子发生。广播说的话很含糊,它没有说有多少工人参加了骚乱。它只是说“有些”工人牵涉在内。
    中国工人示威的消息是正当共产党人在大陆号召进行“整风’运动的时候报道的。电台广播说,纠正党的工作方法,对于防止类似骚乱的再次发生是必要的。广播说,发生骚乱的原因是由于领导人员对工人的压制太过火,而没有适当地用党的方法教育工人。
    去年末,中国国外的人士曾谈起过中国工人闹事。但是星期二的广播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第一次承认发生这样的骚乱。在星期二报道发生骚乱消息的同一天,共产党中国的最重要的党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要求温和地但是彻底地在党内进行整风运动。
    【合众社东京8日电】共产党中国的高级报纸星期二要求在党内进行一次既温和又彻底的整风运动。
    北平的“人民日报”社论强调进行党内“整风运动”的重要性,该报说,但是,这次运动应当采取既是“严肃认真又是和风细雨的”。
    该报这篇社论是紧接着最近关于北平党内纪律松弛、官僚主义和党员“脱离”人民的报道日渐增加以后发表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本人在今年的早些时候提出这次“整风”运动。
    【合众社东京5日电】在中国共产党对领导人员发出谦虚地到人民中去的命令以后,许多高级的红色中国官员在星期六卷起了袖子,同工人、农民一起进行集体劳动。同劳动人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是北平政权使党、政官员接近群众的方法之一。
    【合众社东京6日电】红色中国副总理邓子恢今天对农业合作社的干部们提出了重要的忠告:你们要亲自下地去,并且要听取老农的意见。
    邓说,必须按照“民主”的路线来办农业合作社。
    【合众社东京8日电】一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星期二要求结束由一党的意见来左右中国大学管理工作的这种情况。李维汉说:“大学管理工作将来必须按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而不是单单按共产党员们的意见来决定。”
    李的谈话是由北平电台在今天广播的。这家电台报道李曾经强调说:“为了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这就必须使民主党派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必须在政治上对“民主”党派给予信任,并且“在思想上、学术上允许争、允许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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