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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几个问题(摘要)(待续)

    编者按:这是莫拉夫斯基同志2月16日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宣传员训练班的讲话,已经在波兰印成单行本出售。本刊摘要译载如下:
    在党的政策转变的时期,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特别活跃,必须加强与之斗争。阶级异己势力利用民主化运动也活跃起来,挑拨同苏联的关系;目前的斗争特别复杂,引起人民思想混乱。
    首先谈两点注意:
    第一,为什么党在现在如此大力地提出同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呢?这是不久前同志们所收到的政治局给党组织的信中所提到的主要问题之一。党把它看作是当前的重要问题,是因为这两个危险经常在转变时期,在党政策的变化时期以特别尖锐的形式出现,如不与之斗争,就可能会削弱甚至歪曲党的新政策的实现。
    我们看到许多党组织和党的活动家的积极性仍相当差,这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首先就是不清楚和政治上的怀疑,而这种怀疑又是由于党内存在着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观点的分歧造成的。
    第二,在最近期间,由于我们所要解决的任务和斗争特别复杂,因而政治活动阵线、阶级斗争战线以及党内外各种倾向的战线上就异常混乱。我们以争取我们的生活的民主化的斗争为例吧。大家知道,除了党内为民主化进行斗争的活跃的创造性的力量外,自由主义势力和阶级异己势力也参加了这场斗争,它们希望另一种同党的要求不同的民主化,这种势力当然对这个斗争的过程有影响。党的七中全会就已提醒过这种危险,但那时对它进行斗争不够。
    又如另外一个例子,正确建立我们阵营各国间,特别是波苏间关系的斗争。全国人民都支持在这种关系中应有平等和主权的要求,但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动机。我们要求改善这种关系,是因为我们想加强和苏联的同盟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而别人却是想削弱社会主义义阵营的联系,想把波兰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特别是苏联分开,甚至以波兰来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特别是苏联。并且还交织着各种要求和倾向,因而使斗争过程异常紊乱,从而引起人民的思想混乱。
    那些这样说的同志是不对的,他们说,为什么老是这样谈论党内的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倾向,而不老谈党所面临的正面任务呢。问题在于完成这些正面任务需要把党动员起来,而把党动员起来只有党队伍思想一致,只有了解党的路线时,才可能。但如不对那些加深了对党的正确路线误解和不相信的东西的有害性和虚伪性加以解释,就不能达到这点,如不同那些把这个路线引上歧途的东西作斗争,就不能达到这点。现在我来谈正题,谈谈四个问题:(一)政权问题;(二)工人阶级及其党对其同盟者的关系问题,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三)党及其领导作用的问题;(四)对国际工人运动及对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态度问题。一、政权问题
    波兰的民主化工作有两个基本方面:扩大劳动群众参加政权和经济管理;克服官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现在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从群众情绪来看,人民政权更加巩固了。既要取得劳动人民的支持,也要有锋利的镇压敌人的政权机关。不能忘记阶级敌人仍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
    近几月来,我们党正在进行着改善波兰的行政制度和使之民主化的工作。可以把它分为两个基本问题。一、扩大劳动群众参加政权管理和国民经济的管理。二、使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摆脱官僚主义。为解决这两个问题,党和政府的领导采取各种具体的措施,有的已付诸实施,有的正在拟定,象扩大由选举产生的政权机关(议会、人民代表会议)的作用,保证行政机关不超越这些政权机关,而要作为执行机关受它们的监督等。又如为克服经济管理和行政部门等的过度集中而进行的斗争等。应该指出,在工厂中实行工人自治也属于加强群众对国家和经济管理的这类措施,现在正在发展着的和我们希望劳动农民发展的各种形式的自治或合作组织也属于这类措施。
    如果我们愿意不是宣言式地而是严肃地对待列宁主义关于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关于随着社会主义发展、越来越多的群众、越来越多的千百万工人、劳动农民和知识分子积极参加国家管理的原则的话,那么,很显然,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必要的。这就是党的意图,这就是党的路线。
    那么,在这些问题上,脱离党的路线的表现何在呢?
    首先就是可能遇到的宗派主义观点。有些人,他们以过去几年的模型来为我们国家的工农性质和无产阶级专政大声疾呼,同时也以明显的保留和不时的讥笑来对待我们扩大议会和人民代表会议权限的努力,有时甚至否定成立工人自治的正确性,他们认为实际上它会削弱或者甚至会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让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波兰有无产阶级专政吗?当然有。许多人认为,过去专政多,现在专政少。这是绝对错误的和太简单化了的看法。无产阶级专政丝毫没有减弱,而只是现在它在或者才开始在更好和更正确地实现着。
    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看作是社会上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把它看作是与劳动农民结成联盟的工人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的专政。因此,群众参加国家管理是正确地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群众的政治积极性是真正实现这个专政的条件。因此难道可以说过去真正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吗?那时我们经常把工人群众的作用降低到一支大军、士兵的作用,而且还不是一支现代化的和社会主义的大军的士兵,如果谈到保持这支军队的纪律的形式,那么这种纪律经常不是建立在自觉的原则上,而是使人回想起普鲁士的操练。
    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实际上没有表达自己意见的可能。过去在我们这里诚然存在着民主机关,它们在法律上享有无比广泛的民主权利,但实际上,它们在自己的活动中却是严重限制劳动人民民主权利的表面装璜。
    有人以七中全会后反动势力活跃的某些事实来证实现在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有某些削弱的理论,反动势力活跃是真的。但它不是偶然的,是不可避免的。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我们纠正过去错误的观念和不好的实践的时候,反动派如果不想加以利用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如果不想利用民主化过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那就不称其为反动派了。
    但是我们要自问,虽然国内反动势力活动显著活跃,然而现在人民政权到底比过去、半年前加强了呢?还是削弱了呢?不管各种借口,它今天是无可比拟地加强了。只需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就够了:波兹南事件是在八中全会以前发生的呢?还是在以后?
    第二个例子,让我们把波兹南事件和去年12月在斯切辛发生的骚动事件比较一下。这两个事件有着基本的不同。在波兹南是工人群众在街头游行,以后流氓和各种敌对分子竭力参加进去;全国对波兹南事件的感觉是这样:这个事件得到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而在斯切辛则是一批流氓和敌人走在街头,没有群众的支持,在全国是指责斯切辛事件的情绪,驱散这些示威游行的敌对份子和暴徒的与其说是民警还不如说首先是工人。
    第三个例子,也是最重要的例子,就是议会选举的结果。选举结果是居民中的各种倾向,各种要求和担心的总汇。但是决不能降低这次选举的成绩。事实是绝大多数人民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愿,支持共产党人,而波兰的共产党人也由于人民压倒多数的支持而得到议席。在议会选举中,波兹南投全国统一阵线名单票的人占投票人数的99%,在这个名单中的共产党人斯彼哈尔斯基同志得票最多,占第一位,而斯彼哈尔斯基同志在选举运动中及与选民会见时曾给反动派以无情反击。我想这件事实是有说服力的。
    因此,不管是从政治方面来看,还是从群众情绪来看,人民政权今天是无比地更加巩固了。但是这并没有改变这个事实,即人民政权机关在许多地方还是很弱,没有表示出应有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在反动者面前经常束手无策和退却。这自然是一种不好的和令人不安的现象。但是问题并不是这样:人民赞成我们而解散政权机关好呢,还是政权机关有效率而使人民反对我们呢。
    在我们面前,没有而且也不应该有这种选择。我们两者都要,既要劳动群众支持我们,也要有效的锋利的对敌人实行镇压和强力的机关。但是,只有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支持我们的时候,在反对敌人的斗争中能保证得到居民的经常合作的时候,才可能使政权机关真正成为适当而有效地打击敌人的锋利武器。
    有必要使党员在政治上了解我们行政机关的工作,使我们的党机关和政权机关不要忘记现行法令,不要忘记只要未得到相应政权机关的合法许可就不能召开任何群众大会和成立任何组织。但不幸,这类事件最近在我们这里曾发生过。一些政治面目大有可疑的组织成立了,并举行了某些不存在的联盟或协会的会议等。
    有些人,他们真诚地希望民主化的发展,但忘却了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阶级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仍存在着阶级敌人相当大的政治影响。
    “直言”周刊等发表了许多修正主义的文章。利用反对官僚主义来攻击整个政权机关。所谓生产者自由社会的理论,把国民经济分为工人股份公司,企业间自由竞争,是反动的。
    怎样才能大约地理解在这些问题上的各种修正主义的观点呢,这种观点,我们可以或多或少地在“直言”周刊这类刊物上看到它的具体形态。“直言”周刊是个很活泼的刊物,不能否认它的编辑部在有时正确的批评中以及所提出的许多正确建议中的良好意愿、勇气和战斗性,但也不能不注意到,这个周刊编辑部的许多同志不了解国内已经发出的伟大而重要的变化,,不了解转变已经发生。他们不了解在批评错误时不能提出各种小市民和自由主义的破坏原则的观点。许多同志的轻率态度是最显著不过的,他们作得非常起劲,正像俄罗斯的一个谚语所说:“我不知道,我走向何处,但我走得很坚定。”
    从文化刊物和“直言”周刊上所出现的某些论政权制度的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类的理论,说波兰直到现在所建设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他们所说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某种特殊体系:他们说在这种国家社会主义体系中产生了官僚阶层,这个阶级有着自己特殊的阶层意识,他们与工人阶级相对
    (下转第三版)
    (上接第二版)立,对工人阶级实行专政;还说应该首先粉碎这个官僚阶层,而后才有社会主义,这就是说政治经济势力的自由角逐和生产者的新的自由的国家。
    是不是我们出现过可以被人认为是构成了官僚阶层的这种现象的某些因素呢?是的,出现过。我们一部份政权机关脱离劳动群众就是过去时期偏差的最坏的表现之一。这种情况现在仍未完全克服。而更甚的是官僚主义尚未克服。党看到了这种现象,而且也正以各种方法与之作斗争。但不能把对官僚主义的正确进攻在与官僚阶层作斗争的口号下变为对我们整个政权机构的攻击,要求摧毁这些机构,因为这只符合反动派的愿望。
    在我们笼统地谈论官僚的时候,也还指从工人阶级的队伍中被调到政权机关去的人而言,这些人以不寻常的忘我精神将自己的精力和劳动贡献给了工人阶级,他们都是好的大公无私的同志。是不是应该反对这些同志的官僚化呢?当然应该。但也应该记着,工人阶级需要强大的国家。我们正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如果认为没有行之有效而适当的国家机关就可以改变社会关系,就可以和阶级敌人作斗争,那是空想。难道工人阶级一定要放弃目的在于镇压社会主义的敌对力量的强大的政权机关吗?
    另外,我们注意到生产者的自由社会的理论。如果要谈谈一些关于工人自治的文章,就会得出这种印象:他们希望把整个国民经济分为工人股份公司,使各企业间的力量自由竞争。这是一种胡说,也是反动的,因为这会妨碍经济的发展,会导致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和以牺牲一些企业来使另一些企业发财致富,总之会导致这些计划的拟订者肯定希望避免的一切情况的发生。应该明确指出,工人阶级首先就是通过自己的国家实现自己在经济中的领导作用,国家订计划,国家管理整个国民经济;其次是工人阶级只是通过对各个工厂的具体领导来实现自己对经济的领导,在全国计划范围内和通过职工借助工人委员会直接参加企业管理来实现自己对经济的领导。
    我们将来在共产主义中将实现没有国家机器的生产者的自由社会。但今天,我们没有丰富的财富,国内外仍存在着阶级敌人,生产力及劳动生产率水平有限,仍不高。而且我们的社会觉悟及道德水平比共产主义所应该有的那种水平还差得很远,所以提出这个口号是空想。因此如果坚持今天就应该立刻实行,那这种空想的政治效果不是使我们接近目标,而是使我们与之背道而驰。
    客观地考虑一下,在某些文章中所提出的要求有着显然反动的性质,他们要求现在在我们所处的这种政治条件下使一切团体都合法化,只要他们愿意,而不管其真实目的为何,以便实现国内政治势力自由角逐的原则。
    这个问题的“科学”概念如下,“直言”周刊上题为“呼唤”的文章中说:“或者民主是谎言,或者民主是民主。”甚至在对这个问题的“科学的”见解中也缺少个形容民主的形容词。因为假如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即促进过渡时期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社会主义发展的民主的话,那末它就不能保证和不会保证“各种力量的自由角逐”;不能给和不给人民自由的敌人和工人阶级的敌人以自由。二、关于工人阶级和它的同盟者的关系问题现在我谈谈工人阶级和它的同盟者的关系问题。
    对城乡小商品经济不能用行政强迫手段。过去曾经过分排挤手工业和小私有生产者,造成市场供应发生困难。波兰的小商品经济是有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危险的,但是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
    城市和农村的私有的小商品经济是有自发地发展向资本主义的倾向的,但也可能向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因此党的政策在于保证使那些阶层向社会主义靠拢。只有那时候,即不用行政强迫手段的时候,那些阶层才能真正的靠拢社会主义。对待这些阶层时采用强制手段只能使他们反对和远离社会主义。
    至于手工业和小私有生产,我们过去对它们的生产采取了无根据的不正确的过分排挤和限制的办法。举例说:战前波兰有50多万手工业作坊。战后初期,还有30万多个,但是到1955年只剩下18万个;同时合作作坊或国营作坊又往往不能替代那些作坊。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干脆采取取消的办法,留下了空白,这是人们认为小手工业工场减少,则社会主义就会增多之故。而事实却相反,因为消灭手工业和小生产者,使许多人都离开了我们,而那些人本来是可以成为我们的同盟者的。
    因此我们把发展手工业作为一种任务。至于非手工业的小私营生产,我们的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某些部门中不正确地、对国民经济有害地被破坏的企业。这里特别是指建筑材料的生产。
    我们是否看到了小生产群众中的资本主义增长的危险呢?显然是有的。不能对此闭着眼睛。但是我们也有许多阻止这种危险的手段,我们的办法是在小生产的消极效果开始超过积极效果的地方进行相应的政策的改变。
    在这个政策的实施中又有修正主义偏差和宗派主义的错误威胁着我们。关门主义者不是不想了解这个对小生产的政策的正确性及其意义,就是绝望地说资本主义泛滥在威胁着我们。
    什么是他们所谓的资本主义的泛滥,可以用一些数字来说明。1955年波兰工业与手工业中的小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比例不超过工业总生产的4%,商业中则为整个商业周转量的2.6%多一点。苏联在与我们相似的时期中,在全盘集体化前,1928年相应的数字为:工业方面17.3%,商业近24%。目前由于在手工业,小生产方面实施新政策的结果,在总生产中它们的比例将增长,但是在将来这些小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在我们总的工业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还是微小的,基本上不会影响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力量的对比。但是这政策却使我们能较好地满足经济需要,较好地供应人民很多我们国营工业生产不足的货物。同时又能使我们更好地来影响这些小生产者的大部分,把他们纳入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
    假如对小生产中产生的资本主义倾向闭目不看的话,则修正主义的错误就威胁着我们。实践立刻会证实这一点的,譬如说假如我们发展小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办法,不采取吸收它们的资金、资本;而采用国家信贷、帮助,假如我们关闭国营商店而开设私营的,取消社会主义企业;而代之以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话。因为这种做法与我们党的经济政策的路线并没有很多共同之处,或者说毫无相同之处。因为问题不在于以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来代替社会主义企业,而在于通过生产网、服务业网,在某些情况中要通过商业网以及手工业和小生产者来补充社会主义网,这是指在国营或合作社营还没有达到的部门或地区发展这种企业网,同时指的是要吸收积聚在各种私营企业主手中迄今未加利用的资金和资本,即吸收可能成为企业主的人的资金。目前这些资本不但不服务于国民经济,且常常由于私营企业的投机活动而危害国民经济。
    过去对民主党派限制过多。应该同它们长期合作,它们的活动应有独立性。哥穆尔卡说过:民主党派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愈大,则其独立性也愈大。同时也要注意民主党派内部右派分子的加紧活动。
    同上面所说问题相联系的还应谈谈我们同盟政党的关系问题。在过去的时期中往往认为它们的作用是党与群众间的传递带。这还不算,我们还渐渐地缩小和切短这些传递带。如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失去了自己的日报,他们在青年运动中的积极性曾受到限制。各级党机关不关心和这两个党的合作。
    这样的关系不利于他们,同样也不利于我们,因为这样做,我们自己剥夺了他们在和我们合作并承认我们党的领导作用条件下能独立自主地所起的积极作用。今天这些政党活跃起来了而且加强了自己的活动。我们指出他们所面对的活动的远景,我们强调我们党与他们长期合作的必要性,我们强调他们活动的独立自主性。
    在我们的观念中什么是独立性的界限呢?界限是由这些党派对我国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态度所规定的。我们与他们合作是因为他们和我们一起支持社会主义。正如哥穆尔卡同志在某一次演讲中所提的那样,这些政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贡献确定了独立性的界限,他说:这些党派的贡献越大,越起作用,则其活动范围愈广,独立性也愈大。
    在实践中有那些离开党的路线的倾向在威胁着我们呢?可能是继续宗派主义的做法即不考虑那些党派的特点,而机械地向他们发指示和指挥命令的做法可能威胁我们。显然地也可能有另一方面的威胁,假如我们不愿看到这一点,即这些党派活动的活跃也促使了那些想破坏与我们党合作的分子的积极活动。这些分子在过去曾展开过广泛的活动,企图建立所谓民主青年联盟,它与民主党没有多少共同之点,相反的愈来愈明显地聚集有天主教民主党分子、各种类型的天主教的政治活动分子,尽管他的名称是民主青年联盟,但是可以成为右派政治斗争的中坚。
    因此,在与其它政党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必须既看到我们政策中可能产生错误的两种源泉,同时又要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实施正确的、能加强社会主义力量和削弱社会主义敌人的政策。
    过去侵犯过宗教信仰自由,使敌人利用来反对我们。现在不得不作让步,准许教会有较宽的活动范围。从长远来看,这样是有利于我们扩大在教徒群众中的影响的。
    在谈到加强社会主义力量时,也应该谈谈我们对教会和宗教的态度,因为很多人认为最近所施行的措施是削弱社会主义的。
    绝不能把这事看得这样简单。过去对教会和宗教我们犯了严重的宗派主义的错误。事实是1950年4月政府和波兰教会间的协议在实践上没有被遵守。党不能不考虑全国有数以百万计的教徒。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教导我们,宗教这样的问题是不能用行政手段来解决的,行政手段只能作为辅助的附带的手段,主要的应该靠思想政治影响。
    过去我们的危险是什么呢?就是宗教可以被利用来反对人民政权的政治斗争的工具。我们不只一次地讲过,不允许滥用宗教从事政治斗争,但是问题不只在于是否反对者滥用宗教,而在于是否由于我们的错误政策,为他们创造了反对我们的条件。
    在广大群众的思想意识中的宗教崇拜变成了一种迫害和诽谤的对象时,当宗教活动自由不止一次地遭到侵犯时,特别在青年中采取的各种为使青年放弃宗教活动的措施时,当然僧侣就易于滥用宗教在政治上反对我们。
    因此,这方面的正确的政策,必须是通过满足教徒宗教的要求和允许执行宗教崇拜,来保证教徒自由的感觉,以这种方法来阻碍挑衅教徒反对人民政权的任何企图。同时正确的政策应当是不准对非教徒歧视,保证他们有可能有系统地发展全面的宣传科学世界观的工作。唯有在保证宗教崇拜自由的条件下,唯有在驱除在宗教事务上的愤激狂怒情绪时,才能真正的在教徒和非教徒间展开辩论,展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和科学的世界观;才能谈得上反宗教宣传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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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所述就是对教会和宗教正确政策的主要原则,但是在过去,这些原则遭到了破坏,过去这些原则被破坏,现在我们得到了报复,并使我们不得不在某些方面作让步,特别在学校的宗教课问题上。但是可以深信,当我们的政策得到发展时,当这方面的愤怒情绪消失时,当宗教课从前被视为禁课和被苦难及牺牲的灵光所笼罩,现在失了这一圈灵光而成为选修课时,无疑是会产生比以前更有利的条件以科学的世界观来影响青年。
    某些人说,我们目前的政策使教会扩大了影响。无疑目前教会有较宽的活动可能,但是假如你看这政策不从一天的观点出发,而从今后的远景出发,那末情况就完全相反。因为我们现在已获得较前大得多的在教徒中进行活动的可能性,我们已能较前更自由地深入广大的教徒群众。
    农村的新政策首先要提高农业生产。目前农业合作化运动有很大的退步,这是过去强迫命令的结果。从前在农村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使中农甚至小农同富农一起反对我们。现在改变了政策,农村中的阶级敌对矛盾将突出呈现出来,中小农才会认识我们是同盟者,我们将帮助他们进行反对农村资本主义的斗争。
    现在我想简短地谈一下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我们在农村的新政策的首要目的是提高农业生产,因为这是发展波兰社会主义所必须的。我们的新政策同时也要使劳动农民的经济政治的积极性提高,没有这一点就谈不到真正的农村中社会主义的发展。在过去,恰恰相反,我们虽提发展农村的社会主义,但庞大的官僚机构却窒息和驱散了农民的主动性。
    波兰农民在组织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农业小组、农民信贷、互助组等方面有丰富的传统。农民的这些简单的组合,列宁称之为到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的桥梁。但是,为了想使国家掌握一切,我们曾烧毁了这些桥梁,并以官僚的国家机构替代这些农民的社会组织。这样不是便利反而阻塞了农村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应该更广泛地发挥劳动农民的经济和政治的主动性。
    目前我们在农村生产合作事业上有很大的退步,退步的表现即是大部分合作社的解散。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了大部分合作社与其说是靠联合农民的内部联系而存在着的,不如说是靠外部的行政压力或是以国家帮助建立起的不健全的温室而生存的。健康的生产合作是不能在这种条件下发展的,最近确实不但解散薄弱的合作社,而且健康的强的合作社也跟着解散了。过去年代中由我们积极分子所积下的不小的生产合作的成就被糟塌了。我们应从这一切得到教训。
    新政策是否特殊照顾了富农呢?不!新政策还是保持累进税制和累进的义务交售制;但是取消了过去的负担使较大的农户不致破产。新政策是否放弃帮助小农呢?相反地,在新指示里谈到了减少占有二公顷土地以下的农户的义务交售额。新政策是否放弃农村的阶级斗争呢?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意味着生硬的教条的理解这个问题。
    从前,我们对农村一直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方法,不只使富农反对我们,而且使整个农村反对我们。过去中农甚至小农所反对的人不是富农,而是收购机关、税务人员、我们整个的行政机关,甚至是我们的党的机构。由于我们的错误的政策,不管我们的意图如何,使农村包括富农在内团结起来反对国家,而农村内部的敌我矛盾却退到第二位去。
    现在我们改变了政策后怎样呢?农村的内部敌我矛盾必定会出现的,因为它存在着。农村的阶级斗争不会再被农民认为是从外部输进的生硬的口号,而会从农村内部关系中生长起来。在这个斗争中,国家当然不是中立的,那时国家在中农甚至部分小农的意识中不再是反对者,而是同盟者和朋友了。他的会认识到国家是他们在反农村资本主义分子斗争中的帮助者。
    在这种条件下,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党的组织才能成为农村大部分人的领袖,不仅在生产斗争中,而且在反对农村资本主义倾向的斗争中,在增强农村社会主义的愿望和力量的斗争中成为农民的领袖。
    这些就是我给予对我们党的农村政策的教条主义的、宗派主义的批评的辩驳。
    但是有些地方也出现有另一种有害的观点,即不仅未见到而且甚至否认农村有不同阶级存在。在我们的同志中可以碰到这种人,他们热衷于荷兰的或比利时的具有高度单位面积产量的农业,但是他们却忘却了荷兰和比利时农村的资本主义性质和对农业工人的剥削。任何想把这样的生产关系搬到我们这里来的企图,都意味着以牺牲中小农来支持富农,大部分中小农也就必然反对我党。也有这样的同志,他们在考虑生产合作是否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正确道路。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至今还没有一个人指出比把农民联合到生产合作更好的别的社会主义形式。
    我认为,对农业集体经济的误解与其说是起源于集体经济思想,不如说是起源于在实施这个思想时所犯的错误,或者是起源于譬如说苏联实施集体化的特殊情况。这些误会是由于采用强迫入社手段时所引起的,是由于国家过于干涉合作社所造成的。因为这样农民感觉不到自己是合作社的主人。
    因此党的新农业政策是要消除这些错误,并且在其实施过程中应给那些投降倾向以打击。(全文明日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