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05-01第2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原载４月１５日美国“新共和”周刊）
    原编者按：最近几个星期以来，我国政府曾说：停止原子核武器的试验是不切合实际的；如果发生了紧急情况，就将把原子弹头供给我们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国；我们将把长射程导弹供给英国。英国方面也大大修改了他们的国防计划，依靠氢弹和弹道火箭。俄国有了强烈的反应，它宣布它一定要“最果断地加强华沙条约，”并且指责说，我国同英国达成的武器协议加剧了……发生新战争的危险”；它对荷兰、英国、西德广播，发出了要进行毁灭性报复的警告；它告诉丹麦说，允许它的基地用于对苏联进行原子攻击将等于自杀；它威胁挪威，扬言要对挪威进行毁灭性打击；它告诉法国和以色列说，以武力保卫亚喀巴湾自由航行权的任何尝试将有立即引起一场“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危险。就在这种威胁和反威胁的背景下，东西方继续谋求在某些方面达成可能的协议。据李普曼认为，“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将主要在欧洲决定。”因此，他建议，必须作一个新的外交努力以求得欧洲问题的全面解决。
    ……这篇对国际关系的改变着的性质的探讨本来是作为吉当·德·西姆尔的纪念演讲在明尼苏达大学发表的。
    我想，任何人，甚至连高级负责人员，因而是了解所有的内部情报的人们，都还没有能清楚地从全局看到，我们的真实处境和我们应当往何处去。
    当然，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正处在一个飞速的激烈的和复杂的变化的时代。现在，对我们所属的这一代说来，变化本身绝不是一个新的经验。我们曾经生活在巨大的事变中，对于这些事变的发生我们是毫无准备的。我们曾经被卷入我们期望置身事外的战争中。我们曾经希望胜利和能带来伟大的东西，而且我们从来都没有看到一个良好的和平。但是现在，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我认为对美国人来说，世界是变了，这不仅是在我们同外界牵连在一起的程度方面，而且还在我们同世界其余部分牵连在一起的性质方面。
    在整个十九世纪以及在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一向认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世界里。我们一向认为，这一个世界的政治中心是在西方社会，这个社会包括欧洲和美洲，也就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
    我们时代的最巨大和最根本的变化就是：关于我们自己，我们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以及我们在人类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的这种描绘已不再合乎事实了，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文化已不再被认为是普遍的了。自从基督教受到伊斯兰教扩张的挑战以来，这还是从来没有受到过的挑战。
    在我们的思想中往往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一个世界，已经为许多世界所代替。我们现在生活在这许多世界中。它们互相竞争，彼此共处。它们互相贸易，在不同的程度上互相合作。从一个世界转变到好几个世界，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不仅在我们所想到的我们的外交政策方面是一个转变，而且在我们必须想到这种政策的本身也是个转变。
    在我们的政治思想方面，那就是说在西方世界的思想方面，这种转变相当于从天动论改变到地动论，从地球是宇宙中心的看法改变到地球只是一个行星的看法，毫无疑问，虽然是一个大行星，然而还是规模大得多的太阳系中的一个行星。我们正在设法要了解的正是这种新情况。我们正是在这种新情况中设法判明我们的方向和摸索道路前进。
    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回顾一下美国的外交政策直到最近以前是如何被十九世纪的基本概念——就是一个世界的概念，这个世界的政治中心是在地球上的北大西洋地区——所支配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是在英国和它的盟国法国面临失败的威胁的时候被卷入战争的。我们当时不再能够像我们在十九世纪那样保持孤立于欧洲之外而不卷入欧洲的战争。但是我们是怎样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呢？我们是为了增援英国而被卷入这场战争的。
    英法两国都由于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遭到的重大损失而大为削弱。作为西方××的代表，它们在整个亚洲和非洲被指责为帝国主义者。我们在１９１８年是不知道这一点的。大西洋集团将借助美国的军事援助和财政援助继续保持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所起的作用不再是一个派遣援军和后备军的二等强国的作用。但是在珍珠港事件以前，在我们真正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我们仍然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角度来考虑我们自己的。我们是作为大西洋集团的领导国家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而这一点现在已经根本有了改变。
    我们必须给与注意的，最大的国家不再是在北大西洋地区了。它们是在东欧和亚洲。虽然大西洋集团的利益是美国的一种密切的和重要的利益，大西洋集团却不再是世界的政治中心了。我们生活在英国日益失去世界主要国家之一的地位的时代，我们发现，在东欧以及亚洲和非洲的新的强国面前，我们缺乏一个强大的盟国。
    如果把过去一百年的迅速变化加以形象化，那末我们可以说，在十九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全世界的首都是伦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的首都是伦敦和华盛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的首都是华盛顿、莫斯科和伦敦。现在，全世界的首都是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北平、德里，谁知道，或许最后还有开罗。
    我们处在一种全新的形势下。这不是一种所有的路标和特点都明确肯定的清晰可见的形势。这里没有可靠的地图。这部分是由于全世界很多地区都被检查官掩盖起来了，都被宣传弄模糊了。但是为什么没有可靠的地图的另一个原因，或许更加使人无可奈何的原因是，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地区正处在革命变革的中间，其结果，我们还无法预见。尽管如此，我们必须设法判明我们的位置，弄清我们的所在以及我们周围的情况。而做到这一点的一个方法是回顾一下，想想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以及我们是如何达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地方的。
    我想，我们必须回溯到大约十二年前的１９４５年的冬天，那时罗斯福和丘吉尔都启程前往俄国克里米亚的雅尔塔。世界大战的结束已经在望。他们到雅尔塔去是同斯大林讨论结束战斗的停战条件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跟他们预料不久即可击败的两个强大敌人的和约条件上，他们没有达成协议。但是在他们预料即将同德国和日本实现停战的一般条件上，他们达成了协议。
    一场停战主要是一个协议，先停止战斗，然后这是一个规定武装部队究竟驻在什么地方的协议。实质上，１９４５年的停战反映了而且纪录了三巨头在雅尔塔预料战斗结束时会形成的军事局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停战线就是我们从那时起就逐渐知道的铁幕线。
    雅尔塔会议的结果是世界分成两个巨大的势力范围。在一个范围内，苏联居于最高地位，斯大林竭力要把它建成一个新的俄罗斯帝国。这个帝国主要是靠红军的力量建立的。事实上这个帝国就是红军占领的领土。另外一个范围包括世界的其余部分。
    由于共产党势力范围的主要军事力量是红军，所以非共产党的势力范围的主要军事力量是以原子弹装备的美国战略空军。
    这个局势一直保持到大约１９５０年，在那时以前，一直是只有苏联保持一支精锐的陆军而只是美国拥有原子弹。在这个不稳定的均势中，红军在欧洲和亚洲的全部陆地上处于无敌的地位，而美国的战略空军在欧洲和亚洲的上空处于无敌的地位。双方各以自己的优势作为对于对方的威慑力量。
    这是战后的僵持局面，红军对原子弹。
    只要这个原先的战后僵持局面被打破，就可以相当有把握地预见到战后世界会瓦解。１９４９年９月，苏联爆炸了它自己的一枚原子弹。这个事件向全世界宣布，美国垄断的局面已经过去，同战后年代的局势极其不同的一种局势就将产生。
    美国垄断的结束意味着核军备竞赛的开始。这是一个可怕的前景。它引起了一种强烈的趋势，使斯大林帝国和西方联盟内部都走向瓦解（？）。
    一旦清楚地看出将有两个对垒的都有核武器装备的超级国家时，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就开始感觉不安全到危险的地步。
    因此，它们势必以此为它们国家的中心目的：如果由于犯罪的愚蠢行为而一场大战无法制止的话，它们就置身于大战之外。我们称为中立主义的东西就是在这些条件下产生并且马上开始迅速蔓延的。
    如果我们说，在雅尔塔，战后世界被分裂成两大势力范围，那么我要说，当原子核军备竞赛进行的时候——在１９４９年开始，但是随着氢弹的产生而达到高潮——这两个大的势力范围就开始瓦解了。
    氢弹的可怕的毁灭力量在１９５２年１１月到１９５３年８月之间显示出来了，在１９５２年１１月我们爆炸了我们的氢弹，在１９５３年８月，苏联爆炸了他们的氢弹。在政治上和心理上来讲，这两次大规模的爆炸使得战后世界的政治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松弛、脱节和分裂了。亚非洲的古老欧洲帝国的瓦解速度被加速了。欧洲的新俄罗斯帝国也开始瓦解了。铁幕两边的联盟的结构已经开始崩溃。
    艾森豪威尔总统是在认识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发表了他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谈话的，他说，现在除了和平以外，没有其他办法。俄国人也开始认识到军事武器的变革的意义。莫斯科和华盛顿的这种共同认识导致了一年半以前，即１９５５年７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著名的最高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俄国同美国曾经公开向彼此和向世界承认，由于新武器出现，它们不能、不会而且也不敢考虑进行战争。
    在日内瓦会议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除了相互发表的这些反对战争的声明以外，对当时的任何重大实际问题——例如两个德国的统一问题、东欧卫星国的地位问题、中东前途问题——没有真正达成任何协议，甚至没有使协议更为接近一些。
    因此，无法说明是否有过机会可以从日内瓦会议前进而使某些问题得到解决。如果曾经有过这种机会的话，这个机会失去了。在我们方面，总统病倒了，在若干时候内在外交事务中不能采取主动。另一方面，俄国人坚持自己的态度，毫不让步。我们不知道本来会怎么样，但是事实上所发生的情况是：我们在欧洲、中东和远东问题上没有接近于达成协议，而同时，帝国和联盟却在迅速瓦解。
    匈牙利事件和埃及事件差不多是在同时爆发了，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历史学家将会对此作长期的研究和试图予以说明。这两个事件的爆发标志着战后世界的瓦解。
    你们会要我在结束之前谈谈我所认为所有这一切会产生什么后果，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我若作这样的尝试无疑是愚蠢的。但是，这里至少是我所看到的一些后果。
    （下转第三版）
    （上接第二版）
    苏联和美国之间将仍旧存在着根本性的僵持局面，这种僵持局面是总统和苏联领导人在１９５５年在日内瓦所承认的。
    十之八九，这两个超级大国没有一个会决定故意向对方发动战争。而另一方面，欧洲和中东又都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通过谈判解决的话，就可能爆发暴力行动。它们可能发展得不可收拾，并且它们可能把俄国和美国拉入一场它们都想避免的战争中去。
    在欧洲，问题在于苏联帝国能否通过和平的、有次序的方法加以消灭。如果不能，我们必须准备看到像匈牙利所发生的那种事情蔓延到东德。如果东德发生武装叛乱而红军进行镇压的话，西德大概不会袖手旁观。他们几乎一定会参加，也许起初不是正式参加，而是作为志愿军参加，这一来就会使驻在西德的美英军队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因为人们不能期望俄国人会对西德置之不问，如果它成了东德的叛乱的基地的话。这一切确实足以引起一次世界大战。
    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能否通过政治家们的巨大努力商定一种可以避免这些危险的解决办法。我不是说我们能够。但是，至少人们可以想像这样一种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必须是由西方国家同苏联一起谈判的、并且得到两个德国批准的。这种办法必须规定两个德国的重新统一。它还必须规定东部的红军和西部的英美军队逐渐而肯定地从直到苏联边界为止的欧洲大陆撤出。只有这样，波兰、匈牙利和其他卫星国才能获得解放。
    但是这还不够。只有我们能够通过协商组成一个得到苏联和美国保证的总的欧洲安全体系，撤军、统一德国以及解放卫星国才有可能，才是可以想像的。它必须是一个能保证欧洲国家之间互不侵犯，特别是不受一个复活的、重新统一的德国的侵犯的体系。它必须是一个能保证整个欧洲不受俄国侵犯的体系，也必须是一个保证俄国不受欧洲侵犯的体系。在这样一个欧洲体系里面，应该发展一种全欧的经济，并且除此之外，在遥远的未来，希望能发展一种欧洲政治同盟的前景。
    据我看来，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主要取决于欧洲，并且可以说是在铁幕的沿线。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欧洲能不能终止分裂的状态而用协商与和平的手段统一起来。
    我敢说，如果我们能够使俄国人同我们来就欧洲问题的总的解决进行一次认真的谈判的话，中东的问题虽不至成为可以解决的，但也会成为容易处理的了。我这样说是因为俄国对中东并没有切身的利害关系。它并不需要中东的石油，而它也不可能受到来自中东的攻击。但是俄国对欧洲，特别是对德国和波兰，却有切身的利害关系，因此我们必须在欧洲问题上取得解决的途径，否则我们就要生活在发生一场大战的这个不断存在的危险中。
    当我瞻望将来的时候，我认为我国有两大使命要完成。一个使命是去实现我刚才所说的欧洲问题的解决。我刚才已经说过，和平或战争的问题是取决于这一点的。这种解决会带来一个新的欧洲，这个欧洲虽然失去了它海外的帝国，但是却在它本身的团结中找到了新的力量，安全和繁荣。我们的另一个使命，我坚决认为，是努力在西方国家和亚非两洲新解放的民族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跟着到来的时代还只是刚刚开始，我们的使命就是在拟订那种使东西方的人民能够在信任、安全、和互相尊敬的气氛中共同生活的条件方面起领导作用。